略论大学的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

演讲时说到这样的事情：“在大学中我们教的是最抽象的科目，从一定意义上说，可能就是数学，数学中应用性最小的领域可能是数论——研究数字的理论，可是我们发现电子邮箱都受益于过去25年数论的新发现。因为对于质数的研究构成了算法的基础，编码算法是今天电子通信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而这一切来自最抽象的知识。”[8]萨莫斯告诉我们，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哈佛是最为重视理论知识的，她不会因为理论知识的抽象而畏难，更不会因为看不到理论知识的眼前价值而不去研究它。相反，他们把原理性知识看作大学的责任，大学的精华，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基。

3.中国大学制度中存在不利于大学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充分发展的缺陷

第一，我们的大学制度中有不利于自由学术发展的因素。其表现为：我们并没有形成大学理性的文化，还是以功利的应用作为大学的目标；我们也没有把这种文化贯彻到课程与教学之中，世界上一流的大学总是会让一流的教授上本科一年级学生的基础课，一开始就把大学生引入学术的殿堂，而我们一流教授们一般都忙着做自己的课题而无暇他顾；我们也缺乏明晰的制度以保障基础性研究与教学的优先地位，我们缺乏基础性研究的长期投入机制，尤其是课题的研究很难见到对基础性研究的鼓励与支持，有的倒是对能够看到经济利益与效果的应用性研究的大量投入。

第二，我们的大学制度中也存在不利于学术自由发展的要素。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中，学术权力往往处于弱势。我们的大学管理与制度中依然有十分严重的官本位现象。大学本应遵循学术逻辑，“大学是个公开追求真理的场所，所有的研究机会都要为着真理服务，在大学里追求真理是人们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它给大学带来勃勃生机，是大学进步的条件”[9]。但是，由于“行政权力的泛化”，中国大学官本位严重，它不仅体现在大学已经官级化，而且体现在官本位的逻辑在替代学本位的逻辑，行政性权利几乎渗透到大学的各个领域，即使是学术性组织，也渗进了“官”位。但是，“比‘官本位’本身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并不充分感到它的严重存在，并没有意识到它危害的严重性，并没有要清除它的紧迫感，没有危机感，有的倒是普遍的麻木感”[10]。

四、大学自由学术与学术自由的增强策略

对现实的反思使我们明白，我们不能以数量的标准来看待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多的差距来自于文化与制度的落后。我们要有迎头赶上的勇气，并立志进行必要的改革。

1.倡导大学理性文化

大学理性文化就在于对自由学术的追求。只有对自由学术的追求才能使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理性的文化才能让我们民族的创造力不断地涌现。理性的文化在自由学术的意义上就是对原理性知识的重视。原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它推动了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其实，中国人也深知这个道理，我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深知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及其应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了今天中国的强盛。这是哲学原理的价值体现，科学原理同样如此。当年达尔文的进化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地兴奋，两位哲学家预见到进化论对科学与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我们也可以说牛顿的力学原理带来了工业机械的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同时期的量子力学带来了微观物理世界的开发与应用。按照理性文明的理解，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乐土，就是出原理的圣地。中国的大学应当担负起原理性知识创造与发现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大学都不重视原理性的文化，如果大学只重视技术或者应用，那么中国的大学就很难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大学理性文化就在于对学术自由的推崇。为了保障自由学术，需要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制度。学术自由的理念认为，学术的本性是自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探究宇宙人生的奥妙，越是本源性探究就越是自足和自由的，很多的假设或者理论构架本身并不关乎应用而只关涉自身的逻辑自恰，其探究过程既有挑战又有游戏精神，它需要人们专心于探究过程本身而不为外在的功利所左右，这就是学术的本性。学术自由的理念认为，只有自由才能使学术有更多的空间健康地成长，也就是说，学术自由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它需要格外苛刻的条件。自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以来，学术自由的理念便在北京大学扎下了根。然而，近百年的历史变迁，我们在学术自由的道路上却总是步履艰难。我们今天需要更加强调学术自由的理念与思想，需要把学术自由与自由学术连接起来加以考虑，那个格外自由的自由学术可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多的创造，但是它需要学术自由的保障。

2.抛开实用主义的羁绊

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实用，之所以重视经世致用，与儒家文化对伦理知识的重视有关。伦理知识本身关乎道德的养成，因而只有行和用才能保障伦理知识的获得。但在大学理性文化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无关乎应用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反而要与实际和应用保持距离。

所以，要抛开实用主义的羁绊，就要肯定理论知识的价值。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中我们知道，正是那个无任何实用目的之理论知识及其文化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欧氏几何的发现并非因为丈量土地，“拓扑学”产生于“七桥游戏”，而欧氏几何到今天还是我们初中课本的必学内容。瞄准实用的知识往往是短暂的，随着它的应用性推广，它的价值也就实现了；自足而无实用的知识的价值却是永恒的，他不会因为应用推广就价值泯灭。赵汀阳对两种价值类型进行了分析，“（1）关系型。在关系型中某一事物是有价值的，当且仅当，它满足某种主观需求或某种被约定的规范；（2）自足型。在自足型中某一事物是有价值的，并且仅当，它能够实现其自身注定的目的”[11]。类型（1）的价值总是临时性的和不确定的，因为关系满足后其价值就实现了；类型（2）由于其自足性使得它的价值具有长期性，而且几乎所有永恒的价值都来源于类型（2）。所以，类型（2）更为重要。大学理性文化的倡导者深知理论知识本身的自足性和独立性，深知理论知识的永恒价值。

另外，要抛开实用主义的羁绊，就需要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大学理性文化强调学问本身就是目的，它以兴趣为导向，不计较功利得失而只关心知识本身的魅力。“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离愚蠢，显然他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1]（p5）。“为学术而学术”是大学理性文化的内核，只有这样才能出重大的理论成果。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这样的理性精神，诺贝尔科学奖一直没有光顾我们这块神圣的土地，是因为我们大学里少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3.改变大学中阻碍大学理性文化实行的管理体制

第一，建立珍惜“自由学术”的管理体制。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把原理性研究和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要用制度和法规保障原理性知识研究和教学的顺利进行。我们应在科研上建立基础学科研究基金，鼓励部分科研人员长期从事原理性研究工作，对原理性科研成果的管理也应该重视质量而不计较数量；在教学上建立基础性学科教学竞争和奖励机制，让一流的教授给低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基础课。

第二，完善“学术自由”的管理体制。当前最为紧迫的是要在制度上消除“官本位”现象。“学在官府”是中国教育的传统，现代大学舶来中国也没有改变传统的影响。政府办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优势，但要把优势转变为强势就需要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我们的大学存在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大学的学术权力往往为行政权力所左右，这就是“官本位”现象。

中国大学中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现象使本来就不够稳定的大学学术地位岌岌可危，要改变这样的体制就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改革。首先，应取消大学官级化的制度。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没有必要赋予不同的官位和级别，正是这样的官级化制度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地向行政制度和官本位靠拢。取消官级化管理制度后，对大学中从事行政管理的职员可以实行职员制，以保障大学管理的顺利进行。其次，应限制大学的行政权力，让大学在合理的限度内行驶权力，用法律和制度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如规定大学学术组织中的成员必须由并不担任行政职务的人来组成。另外，我们也需要用制度的形式分配给学术权力更多的资源，在人财物的管理上给学术权力更多的话语权。再次，要树立管理为科研与教学服务的意识。大学是按照学术逻辑运行的，行政权力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行政管理是为了保障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因而管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要在大学中树立这样的意识，并形成自觉的文化氛围。最后，要养成行政管理人员良好的素养。制度建立后还需要人来实行，因此，行政管理人员本身的素养是制度改革的关键。我们需要一批有着大学理性精神熏陶的管理人员，他们能把为教学科研服务当成自己的义务，他们知道在大学里他们的生命价值在于使大学的学术生命更好地生长。

如果大学自由学术与学术自由的精神能够深化侵染到我们每个大学人的心里，在每一位大学教育者心中生根发芽，那么，“官本位”现象就会褪色隐没，大学的学术生命将蓬勃发展，我们也会产生大批为真理献身的学者和学生，“钱学森之问”将不会总是困扰着我们，原创性研究成果将指日可待，我们也能以骄傲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 [英]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86.

[4]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M].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Mary J. Gregar Abarcs booksinc，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6.

[6] [德]马克思，列宁.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9-160.

[7] 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89.

[8] [美]萨莫斯.21世纪大学面临的挑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J].中国大学教学，2002（Z2）：4-7.

[9]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39.

[10]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232.

[1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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