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史理论探讨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从方法论的高度予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理论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对于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史； 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国家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整体史整合不出来；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研究资料相对不足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页。。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参见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页。。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页。。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其三，社会史研究在重视国外社会史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开拓社会史研究新领域的同时，还应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社会史研究出现的上述问题，除了学科发展初期的共同现象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社会史学者，过分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区别，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在很多方面（诸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然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田居俭：《关键还是以马克思为指导》，《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何兹全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新的史学思想理论进入中国，很受欢迎。辩证唯物史观有些不迎时。当然，这些思想理论都是先进的，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意义。但我仍然深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现在最先进的史学理论，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会被挤出历史舞台的。”何兹全：《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和西方新社会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曾做过很高的评价，国内学者也曾深入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的关系。王先明指出：“作为具有历史观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社会史学的兴起、发展的历史作用，也是功不可没。通过对东西方社会史学发展历程的巡礼，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而且在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还将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发挥巨大的作用。”年鉴学派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社会史的兴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注意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意下层群众的历史活动，无一不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无论从社会史的学术概念的提出，还是从社会史研究范围和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马恩除宏观历史理论体系外，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专题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这些论著包含的理论认识和方法论价值，足以成为认真反思社会史发展两个偏向的典范：第一，他们都是从专题社会史角度提出问题，侧重于家庭、婚姻、民族、宗教的历史及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探讨。第二，它们突出体现了社会史是研究整体社会历史的最终目的。关于唯物史观与马、恩社会史研究的关系，作者指出：唯物史观是在马、恩的社会史研究中得以丰富、发展和修正的。因而，对于马、恩来说，唯物史观和社会史研究两者历史发展的纵向关系和横向的学术理论关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实践过程。最后，作者明确指出，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马克思主义还将展示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威力。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充分合理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范畴、新方法不仅并不矛盾，而且会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学者的这些论述，启示社会史学家，在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鉴国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历史学科学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历史学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等都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新时期以来，也有不少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探讨方面，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等等，都有诸多理论的创新。中国几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历史发展的共同性问题的探讨，许多史学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农民战争史等领域都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留下了宝贵的与社会史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史学遗产，这些研究成果今天看来虽然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也与今天的社会史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对于其中有价值的成果的继承，对于克服和解决我国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陈炜祺王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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