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贵，福建人，1968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师从欧阳中石先生，1998年获文学（书法）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馆艺委会书法工作组专家、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2005年、2007年两次受聘担任“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书法提名展”评委，2007年担任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评委和文化部第十四届“群星奖”终评评委。
参与或主持国际合作、教育部和北京市科研项目10项，著述有《学书引论》、《米颠痴顽》、《行书教程》等10多种，发表论文50多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等奖励，入选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等。
书法以行书为主，倾心米南宫，上溯李北海和“二王”，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
郑志刚：我想，我们之间的这次对话，或许应该并能够跳出那种看上去很是程式化的访谈模式。我们力求把话说得轻松点儿、口语化些，努力开掘心灵的真实与深度。事实上，在我看来，眼下某些媒介对访问对象的纸面表达，已经陷入了一种双方不对等的沟通状态。这种状态的通常临床表现是，把访问对象捧到一种不真实的高度，同时把访问对象之外的个人或群体主观挤压入一种不真实的凹地。很多读者已经对此颇有微词。
叶培贵：我有过一篇小文章，说的是关于韩愈“羲之俗书趁姿媚”的问题，里面提到一个“尊题格”，我想这种现象也是一种“尊题格”，对作文者来说，不奇怪，很多时候也不是有意的，不必深责。不过，我非常赞同你的建议。
郑志刚：您是福建人，普通话却讲得道地。在北京的讲台上，您的“敬事”业态及对学术研究的深入程度，予人颇深印象。总结起来，做什么事都要努力求取一种预想中的结果，在没有不可抗力干扰的情况下绝不懈怠，可能是您身上一种鲜亮的人格特点。
叶培贵：我是一个笨人，学习时不怕出丑，大学时严重的方言招致好几位北京同学的嘲笑，我不怕他们笑，反而跟他们学，不期然就改正了很多，所以现在很感谢他们。因为是个笨人，做事情就没有讨巧的可能，你说的“敬事”，一多半就是这个原因挤压的，不能讨巧，只好“敬事”。我跟一些学生说过，在学习的某些阶段要找那种笨一点儿的老师，因为他告诉你的一定是他很不容易地摸索体验出来的，其中的甘苦，他最清楚。聪明的老师当然好，但是有时候学生的智力或学力跟不上，就不一定学得到，所以古人说“智过其师乃可教”。我的智力和学力都不够，所以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我想如果总能“敬事”的话，也许在学生学习的初级阶段还能教出些效果。说这是什么“鲜亮的人格特点”，你有点儿“尊题”了，我不同意。
郑志刚：从农家子弟到授业解惑的教授博导，在您个人身份转换的漫长征程中，书法是一条强劲的动脉。以汉语言文学作基础，书法创作及书论研究，一直是您的主要精力所系。谈谈您与书法结缘至今的几个重要拐点可以吗？
叶培贵：农家子弟，不稀奇；教授博导，更不稀奇当然这是就我自己而言的。我生于1968年，那时候我国人民“翻身做主人”不到20年，还没有改革开放，农家子弟多，你问问我这个岁数的，有多少不是农家子弟的？！至于我这个“教授”、“博导”的头衔，是拜现在这个时代的厚赐。我工作时赶上我国大学教育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教授和博导队伍扩大得很快，所以比较顺利，但是同老一辈教授和博导比，那就差得远了。
“拐点”？！够时髦，可见你这个书法编辑也是紧随时代的。我很幸运，每走一步都有很好的老师引路。中学时代是黄建勋、叶步榕、张明、张荣根、徐建明，都是福建顺昌青少年宫的老师，指导学生不遗余力，那种热情，终身难忘他们让我相信书法是一种有人可以因之而忘我的有意思的事情，从此就放不下了。大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元白老先生在那里，虽然很遗憾没有机会亲沐雨露，但是他的精神弥漫于整个校园，又有机会直接问学于他的高足秦教授永龙先生，知道了书法是要学问来支撑的，也知道了书法本身的博大，启元老的《论书绝句百首》对我真有醍醐灌顶的作用。秦教授后来主持创办北师大书法专业，十年磨剑的韧劲和奉献精神，更是我十分崇敬的。我还想说的是，北师大的学习氛围、学术传统，对我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深入骨髓的影响！
郑志刚：在您构筑自身书法之城的过程中，欧阳中石先生应该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从游先生有年，您所受到的影响该如何表述呢？在先生之影响力下，您又是如何进行独立思考与自我维新的呢？
叶培贵：这是当然的！我于1991年考入欧阳先生的门下，至今17年时间。欧阳先生对我来说，可谓恩同再造！远不止是传授知识，而是整个人的塑造，全方位的！虽然我资质驽钝，但自己也知道，经他雕琢后还是有很大改变的，我做不到他要求的，但一直在努力。
至于“独立思考”、“自我维新”，要说没有那是假的；但是这样表达，又令人不安。其实，欧阳先生的要求中就有这一条，只是我做不好。比如书法实践，他不让我们学他，我虽没学，可又绕不开他的影响，他批评也没用，于是我给自己找理由：他的方法也出于古人，只要能证明他的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可以受影响呢？人类的知识，不就是代代传承的吗？！当然，这和只学他的风格不一样，这是古今的互证、人我的互证、师生的互证。更深入地说，我即使想不“独立思考”、“自我维新”，都是不可能的。我晚生于他40年，无论如何，我有我的知识背景、成长经历，他教我们要“容”，我努力去做。他“容”的是他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而我“容”的是我的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肯定不一样。问题是，“不一样”是不是就一定好呢？可未必！所以还要印证。我一方面努力地把我身边能涉及到的东西都纳入学习和思考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求证，既与他印证，也与古人印证，还与其他硕学印证，这就可能慢慢地找到点儿自己，而且不是固鄙的自己。固鄙的自己也是“独立思考”、“自我维新”，但感觉不好。
郑志刚：我观察到，学书到最后，若书家内心能与笔下风格融会而一，则大成矣。若书家终其一生都在传统的汪洋里寻寻觅觅而不我知，则难逃书匠命运。那么抚膺自审，您的性格内质与书体书风选择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呢？
叶培贵：视觉艺术是心灵的图像化呈现，我同意你对古代书家的这种判断。但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我还在路上。我像牙牙学语的小儿，现在还苦于学不好大人的说话，有时在用词上、语法上出点儿怪怪的东西，人见了以为新鲜，不失可爱，而我知道那是没学到家，所以我现在连书匠也够不上呢！更谈不上什么“风格选择”。当然，偏好是有的。前面说过，我自知是个笨人，笨人常见的特点之一是认死理，我大学时选褚遂良，感觉他在用笔上能教给我比较丰富的东西，后来行书选米芾，也基本上出于同样的考虑，这看起来是比较实用主义的、功利性的。从事这个专业的教学以后，凛遵师训，要学习、教授那些已被历史所公认的东西，于是王羲之及其流脉就必须涉猎。人是有感情的，这样长期坚持做下来，王羲之、米芾等就成了我的“主食”了。我知道这离那些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主动选择和主动建构的境界差得远，但能力所限，没有办法。当然我也愿意见贤思齐，希望自己胃口能大一些，所以近些年来，其他类型的东西也常常在视野里。至于哪些东西最后是否会帮我建构“风格”，现在还说不好。
郑志刚：米字您下了不少工夫，在您腕下，彼之狂宕恣纵化为温谦劲健。在您的字，尤其是行书里，我触摸到一种蓬勃热切的上进力，这可能就是古法基础之上的时代气息与个性气息的化合。观察您的日常举止行藏，我揣测，您在书写过程中可能更在意一种秩序构建基础上的性情奔流，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是也。
叶培贵：你说得很玄妙，又有点儿“尊题”了，打住！米芾是天纵奇才，我没有那份才情，不敢学那种狂荡恣纵，驾驭不了，容易反伤自身。所谓“温谦”、“秩序建构”、“戴着镣铐”，说白了就是老实，因为笨人不敢出格！“蓬勃热切的上进力”、“性情奔流”、“舞蹈”等等，其实就是刚刚说的小儿学语容易出现的那种怪怪的而又让人觉得新鲜的东西，不足为据的；如果非要赋予它积极的意义，那么或许“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句老话可以当之。但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怕虎”才是成熟的表现。
郑志刚：身为南人，但恒居北地，地域切换是否影响了您的性格组构及书风脉路？可以说，离开故土之后，您一直在校园里左右西东，这可能是您笔下总有书卷之气丝丝缕缕的原因所在吧。书卷之气，君子之气，以及上进之气，在我看来，构成了您书法面貌之三极。
叶培贵：还是没刹住车！越来越“尊题”！我在一点上不很安分：高中毕业时父母要求我考省内高校，但是我非常坚决地不同意，因为我想到外面看看。这样就到了北方。从南方到北方，没有任何对接上的困难，后来才知道，很多北方人认为闽南人像北方人的，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所以第一个问题对我不成立。至于“书卷气”、“君子气”，和上面的“上进之气”一样，这些“气”都是针对已经有独特的风格建构的作品才说得上的，我还没有达到，可以不论。
郑志刚：书学研究，是您常抓不懈的重点工程，请谈谈您的研究方向及代表论著。
叶培贵：“工程”说大了。我是做这个工作的，这是本分，所以也谈不上“常抓不懈”。实在说，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我读书时对历史感兴趣，后来工作安排也以这方面为主。我的很多“成果”，都是一份学习笔记，还有一些“成果”，是完成工作任务。比方《书法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中国的书法》（商务印书馆）、《新编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都是参与欧阳先生的项目，都是合作的，更准确地说是老师指导完成的。近期又协助欧阳先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国家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中国书法艺术》（外文出版社和耶鲁大学分别推出中英文版），这本书花了10年工夫，参与写作的有国内外10多位专家，我协助老师完成了统稿。《学书津梁》（高等教育出版社）、《行书教程》（华文出版社），也是参与欧阳先生一个大课题中的子课题。另外，我在《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写过“汉”和“晚清”两章，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写过《米颠痴顽》一本书，一种是断代史，一种是个案。以上这些，或者独立写作，或者参加课题，但不管是哪一种，我都是述多而作少，因此本质上都是学习笔记。其中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呢？不能说没有。比如我一直认为对清代“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看法有一些不周密，所以提出一个设想：其实尊帖的是大多数，只是杰出人才不显著；部分人崇碑是事实，也出现了重要书家；但是清代（特别是晚清），讲究融合的人很多也很重要，所以写清代书法，应该强调融合的一面，《中国艺术史·书法篆刻卷》的“晚清”部分就是按照这个框架写的。后来循此考察下去，发现讲“碑学”、“帖学”的人，在概念上并不一致，于是写了一篇概念梳理性质的文章《“碑学”“帖学”献疑》发表在《书法研究》上。顺便说一声，《书法研究》停刊，十分遗憾！又比如，我把前面提到的关于“羲之俗书趁姿媚”的文章写成了《略谈论书诗的解读》，主要讲我的两个思考：一是，一个人发出评论时，语境、写作目的可能导致“尊题”，理解这种评论要深思；二是，评论话语产生后，后人是可以不断检验、发挥的，理论在检验、发挥的过程中富有魅力。这些好像有“作”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疑问和思考，卑之无甚高论，就如我的字一样，仍在路上，所以不敢说有什么代表作。
郑志刚：或曰，学书必先树德，心正方能笔正。可眼下，国内书坛真的谈不上清虚恬静，反倒呈现出一种泡沫堆积的时态。名如烈焰，利似洪峰，衮衮诸公，趋之若鹜。许多书人在名利面前已经迷狂浮躁不能自拔，好大喜功，淤塞忠谏之路，文人相轻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氛围下，您何以自守？
叶培贵：你违背自己开始谈话时订立的原则越来越远了！但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同意你对现状的判断。每个人都是社会人，都有对社会的付出，当然也有对社会的期待。名、利，不能被抽象地否定，圣人还讲“君子爱财”呢关键是后半句“取之有道”！有些人对社会贡献大，社会给他的回报（包括名、利）也大，这是他应得的呀，有什么不对呢？！我没有什么自守的问题，只是牢记欧阳先生的一句话：“社会每时每刻都在给每个人打分，它是公平的，历史也是公平的。”“德”是大概念，有价值于社会，就是“德”。社会对“笔”的衡量，不只是笔墨本身，不要狭隘地理解。社会对人、对书迹的接受，是一种综合的接受，包括你的“德”、包括你的“心”。有很多人，单论“笔”也许是有点儿问题的，但是一综合，“笔”就被超越了。书法是独立的艺术，但书法活动（尤其是书法的欣赏活动）不是孤立的活动。
郑志刚：书法批评在现下书坛，不讳言地说，也呈缺失状态。面对书家及作品，没有观点或不敢直陈观点的文字比比皆是。无关痛痒的废话张罗得满天飞。可以说，这是一个少有痛感神经的中国书坛。那么，您可以在此自我一批，讲讲您眼中的自己吗？
叶培贵：这个提问的前半段，和上一个问题一样，你也违背原则了！我仍然不同意你对现状的判断许多文章本来就不是批评文章而是介绍文章，你何必一定要用批评的标准来要求呢！介绍文章如同求职简历一样（区别只在于一种是自作，一种是他作），当然要拣好的说。这些年，批评的文章和书还是不少的，现在网络发达了，网上的批评更多，可见痛感神经还是健全的，不要那么悲观。
至于“自我一批”，其实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讲，不过这里还是可以归纳一下：第一，我还在路上，还只是个学习者；第二，我是个笨人，不敢奢谈什么“风格建构”、什么“气”，只是老实写字而已。
郑志刚：“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您的学书历程及研究历程，如果能够细细展开讲来，想必能够对才踏上书法之路的青少年朋友们有所感召或启迪。对于处在“吃第一口奶”阶段的这些年轻朋友，你最想叮嘱的是什么？
叶培贵：“感召”、“启迪”和“叮嘱”可都不敢。但是前面说了，我是个笨老师，倒是有点儿甘苦可说。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真爱她、真投入；第二个建议是要正确估计自己的智力和能力，制订好规划，不要想一步登天，免得摔坏了；第三个建议是要真学不要假学，想要“打出来”，得先“打进去”。
郑志刚：近五年内您在书法上最想做的事和实现它们的规划是什么，借此平台披露给关心您的朋友们好吗？
叶培贵：我想做的事情都是分内的事情：第一，带几个好学生，希望他们没有在我这里虚度光阴；第二，做好政府组织、我的学校、我的党派（九三学社）、书协以及其他社会部门交给我的关于书法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回报大家对我的厚爱；第三，多读点儿书，多思考些问题，可能的话，把它们写出来向大家请教，当然方向仍然会以书法史学为主；第四，在写字上继续好好走路，接受大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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