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布拉格之春”

计划经济的同时，在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中保留私有成分。1946年5月通过议会选举，捷共获得38%的选票，在300个议会席位中占有114席，哥特瓦尔德被任命为总理。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联合政府，希望保持与扩大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1947年甚至同意参加援助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后因遭到斯大林的怒斥而取消）。1948年2月，当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时，捷共运用群众斗争与议会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斯大林逼迫捷大搞清洗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际上冷战席卷全球，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在共运内部，苏联对南斯拉夫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日益不满，苏南之间的矛盾激化。斯大林指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等。在苏联推动下建立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48年6月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为了防止南斯拉夫的民族独立路线在东欧国家蔓延，斯大林下令这些国家大抓所谓帝国主义和铁托的“代理人”“民族主义分子”“特务”等，并派大员到这些国家坐镇策划和督战。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在东欧各国展开。与此同时把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当时任何不同于苏联的主张和做法，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而遭到批判和镇压，哥特瓦尔德不仅不敢再坚持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特道路，而且从1950年起，开始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全面照搬苏联的做法，并且在党内大抓“铁托分子”、“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等。当时任外交部长的斯洛伐克人克列门蒂斯及其几名副部长相继被捕，接着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系列领导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斯共副主席古斯塔夫·胡萨克（1913-1991）等。不仅一大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以间谍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就连1945年5月领导布拉格人民发动反对德国法西斯起义的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二战中在苏联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司令卢·斯沃博达等也身陷囹圄。1951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突然来到布拉格。他转交了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亲笔信。斯大林在信中坚决要求逮捕鲁·斯兰斯基，说他进行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有逃跑西方的危险。鲁·斯兰斯基曾长期担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是哥特瓦尔德的亲密战友。哥特瓦尔德表现犹豫。米高扬同斯大林进行直接联系后，说斯大林坚持他的意见，并说斯大林提醒哥特瓦尔德注意他所担负的重大责任。1951年于11月24日夜里逮捕了斯兰斯基。

据统计，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人有近10万，近15万人被开除出党。从1948年10月到1952年年底共判处死刑233人，其中178人被处决。最大的一起是以鲁·斯兰斯基为首的所谓“反国家中心案”。斯兰斯基等11名副部长以上的捷共高级领导干部被判处死刑，另外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1953年哥特瓦尔德逝世后，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又兼任总统职务，独揽党政大权。他以“肃反”有功起家，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困难加剧，斯洛伐克民族要求享有平等地位的呼声受到压制。

苏共20大揭发斯大林错误捷共内兴起改革思潮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改革思潮在捷共内部兴起。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领导依然为其在所谓肃反方面的错误辩护，压制群众的呼声，拖延对50年代冤案的平反工作。1961年举行的苏共22大掀起了第二次批判斯大林错误的运动，这在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了新的反抗诺沃提尼统治的热潮。在群众的压力下，在1962年12月举行的捷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指定由德·科尔德领导的委员会来审查50年代的清洗案件。这个委员会揭露了真相，指出审判的案件是捏造的假案，“证据”是被篡改和编造的。科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于1963年8月22日公布，打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向诺沃提尼统治宣战的闸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作家和记者愤怒抗议和批判当局拖延清除斯大林的错误，阻碍革新过程。

捷克斯洛伐克于1960年7月，在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在“积聚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名也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却与诺沃提尼的愿望背道而驰。由于从1950年起搬用苏联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后，破坏了原来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结构，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引起通货膨胀。为了转嫁困难，捷克斯洛伐克于1953年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956年，经济状况恶化，1962年，经济困难进一步加深。财政收入紧张，市场商品短缺，职工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破产。

改革派发动进攻击败诺沃提尼

面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诺沃提尼为了控制爆炸性的局势，一方面不得不为大清洗中的一些受害者恢复名誉，另一方面被迫牺牲一些与发动大清洗密切相关的人物。同时不得不宣布要发扬民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63年，捷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些委员会，专门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未来的改革方案。该委员会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经济改革方案，其核心是改变原来的计划管理体制，用方向性的计划取代指令性的计划；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扩大同西方的贸易，摆脱对苏联的依附。第二次经济改革方案于1964年为捷共中央和国民议会批准公布。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诺沃提尼怕继续进行改革危及自身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贯彻经济改革措施，并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推迟到1966年付诸实施。这时改革派认识到，要为改革扫清道路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举行捷共第13次代表大会期间，改革派向诺沃提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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