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医改三大热点
政府加大卫生投入、加快发展社区卫生、降低医药费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３１次会议分组审议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这三大问题成为与会人员讨论的热点。
政府加大投入应明确方向。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报告中说，政府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公立医疗机构趋利行为严重，医疗资源浪费和患者负担加重。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对此，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赞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朱士明说，这个问题已形成共识，希望尽早提出一个落实的方案和时间表。“增加政府投入，供需双方都补，这是老百姓喜欢，也是医疗单位喜欢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孙诚谊说，政府投入需要加强，但要研究怎样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也表示，“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投入要弄清方向，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
社区卫生机构应提高服务能力。陈竺在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徐秀玉说，建立、健全社区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建立以社区医疗为主、双向转诊的体制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措施。但国家应该加大对社区卫生事业的投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包括人力、设施等。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崔富华建议，国家加大对社区卫生机构的扶持力度，更换或添置必要检查、检验设施设备，“既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也能有效缓解大医院看病排队难等问题”。“现在国家在社区卫生上下了很大功夫，但为什么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去？就是对社区医疗的水平不信任。”徐秀玉说，国家应完善医师的培养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医生医疗水平的培养和提高。她建议，利用大医院的资源优势，发挥大医院医生的积极性，帮助社区卫生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陶驷驹也特别强调，社区、基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缺医问题，国家应有果断措施。
降低医药费用，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陶驷驹说：“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问题，需要有一个比较过硬的措施，这次医改报告提出把医和药分开，不再靠药养医，是比较好的。”
“由于药价高，使得老百姓吃不起药是一个很大问题。”崔富华说，现在群众普遍反映，有一些药品仅仅是换了名字，价格就高了很多。
崔富华提出，应该在生产名牌好药的同时，再生产一些价廉高效的普通药品，让老百姓可以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可适当考虑通过给生产好药的厂家一定任务生产普通药品，或者给生产普通药品的厂家补贴来解决这个问题。”
朱士明也表示，应保证生产高效低价药药厂的合理收入，以便它们进一步提高质量。同时零售渠道的售价要执行严格规定。
此外，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高国团指出，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病救助政策，有效解决了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但在具体操作中报销医疗费的起点比较高，如只有在５００元以上才能进入大病救助。“希望把这个标准往下降一降，真正让老百姓看得起病。”
（来源：新华社上海信息网）
“药品零差率”能否让病人得实惠
药品从生产厂商到病人手中，要经过众多中间环节层层加价，进入销售终端医院之后，国家允许医疗机构可以再加价１５％销售给患者。而取消医院加价的“药品零差率”政策，正成为我国探索“医药分家”、化解吃药贵的积极探索。
记者了解到，处于上海中心城区的徐汇区正在酝酿实施基本药品“零差率”政策。目前改革配套资金已经到位。
作为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一项民生工程，在政府的大幅投入下，“药品零差率”能否让广大病人(特别是中、低收入病人)感受到真正的实惠，能否遏制大处方、乱开药，正成为关注热点。
1.从３０％到１５％到零，医院售药少加钱、不加钱。
“实际上，几乎所有医院先让药品零售商打折，再以原价的１１５％卖给病人，两头获利，医院赚取的实际差率在３０％左右。”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局长刘诗强主任医师告诉记者：“从2007年开始，我们要求区域内医院所有药品只能在实际购入价格的基础上加价１５％销售，光这一块，政府给医院的补偿就达数千万元。”
由于补偿机制等因素，药品收入是当前公立医疗机构收入的重要支撑。在高差率的情况下，医生开药的笔和医院的收入密切相关，由于医患之间客观存在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的过度诊疗现象也屡禁不绝。从３０％到１５％，再将下降到零，药品差率的节节下降，必然造成医院收入的减少，甚至一些医疗机构会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营开支。为了保证公立医院的运转，政府加大投入凸显公益性，成为推行药品零差率的前提。上海市徐汇区现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２６４所，其中市级医院９所，区级医院３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３所。根据预测，实行所有药品零差率的话，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预计向病人让利９ ５４３．２６万元；实行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医保甲类药品零差率，预计让利达３ ０７３．０６万元。刘诗强透露，根据设想，将由１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启动医保药品零差率，为此，４ ０００余万元补助资金已经到位。
记者从区域内的徐家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通过政府补贴，药品收入虽然在减少，这里２８０余名医务人员的收入并没有下降。院长张惠琴告诉记者：“过去我们当院长的，最头疼的是经济问题，要考虑收支平衡，考虑医务人员的‘人头费’，现在好了，可以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医疗质量管理上。”
2.看病情不看价格，医生开药的笔不带铜臭。
负责老人诊疗的社区内科医生徐光铮副主任医师说：“现在我们医生的收入，与服务对象、服务质量等挂钩，而不是看你给医院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相信你的老百姓越多，社区医生的工作业绩就越好，因此医务人员会更积极地开展一些无报酬的工作，如关心社区老人、残疾人健康等。”徐家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６年医院实际赚取的药品差率为３２％，群众就医的门诊均次费用为１２０元，２００７年区里要求药品差率下降到１５％之后，医院减少收入４００余万，门诊均次费用下降到１０３元。如果差率为零，医院收入还要再减少３８０多万元。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自付比例比较高的年轻人和外来务工者等感到了明显实惠。
中心主任张惠琴说：“除了看病的均次费用降低，降低医院收取的药品差率，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过度诊疗行为，医生更容易得到病人的认可，医院的门急诊量上升了２０％。”
3.破解吃药贵仍然任重道远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考虑到徐汇区等个别区县实行“药品零差率”可能造成的区域药价低谷，上海市今年有望在中心城区全面推广实行这一政策。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江苏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裴道灵告诉记者：“我们也已经开始让利给病人，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顺加１５％，相信还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以药养医弊端，解决老百姓吃药贵的问题，药品零差率还只是第一步。”刘诗强局长坦率地说。他表示：群众个人自付比例过高是造成吃药贵的重要因素，此外，医药价格存在追高性，在生命和健康面前，一般人经济紧张也会选择吃好药、选择好的治疗手段，“要解决吃药贵难题，必须从补偿机制等体制改革着手，政府切实承担起责任，在坚持公益性的同时切实加强行业监管，确保医疗机构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住院、合理用药、合理收费。”
徐家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惠琴则认为：“医药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除了对医疗机构强化监管外，国家还需要加快调研，对药品科学、合理定价，让其中的暴利缩水，这样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减弱医药领域的回扣风。”
“药品零差率是我国医疗体制的发展方向，将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上发挥积极作用。”复旦大学梁鸿教授表示：“医药分开并不是医和药没有关系，而是去除其中的利益驱动机制。药品零差率的可持续性实施还需要国家从体制机制上予以保证，包括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来源：新华社上海信息网）
2008年起中药饮片企业未通过GMP认证不准生产
按照药监部门排定的时间表，自2008年１月１日起，中药饮片企业必须通过ＧＭＰ认证才能生产。目前，未通过认证的企业虽占多数，但食品药品监管局态度坚决。新闻发言人颜江瑛近日说：“如果没达到ＧＭＰ条件，中药饮片企业是不允许生产的。”
为加强中药饮片的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２００４年发出《关于推进中药饮片等类别药品监督实施ＧＭＰ工作通知》提出，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开始，所有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必须在符合ＧＭＰ条件下进行生产。
尽管药品监管部门给予中药饮片企业相当长的ＧＭＰ认证期限，然而，饮片企业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粗放型生产后，到目前为止，在１ ０００多家中药饮片企业中只有３００多家企业通过了认证。颜江瑛说：“这些通过认证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已经能够满足生产和使用需求。”
颜江瑛说，在2007年的１１月３０日第三次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现场会上，国务院有关领导对我国药品准入提出了要求，强调要严格药品的生产准入，就是要把不具备药品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排除在药品生产企业领域之外。对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强调规模，强调高水准工艺，强调规范的检验检测，强调生产过程的严格控制。今后一段时期，对药品生产企业要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集中力量搞好清理整顿，该淘汰的坚决淘汰，该关闭的坚决关闭。
她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在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实行的ＧＭＰ要求，也是符合这个要求。对没有达到的，我们会坚决依法进行监管。
ＧＭＰ认证为何遭到冷遇？一些饮片企业表示，目前国内中药饮片质量标准不统一，通过认证的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优势还无法体现。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实行ＧＭＰ认证，肯定是提高中药饮片生产规范水平、促进中药饮片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颜江瑛说，随着国家一系列中药监管规范化措施的实施，一些弱势品种将被淘汰，具备先发优势的认证企业将面临较好的市场环境和有力的政策支持。
（来源：新华社上海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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