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本《春秋事语》与《左传》接近。然种种迹象表明，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编撰主旨和撰构手法不惟形似，亦具有神似之处。帛书本《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这样的推断，除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外，还有史学史上的案例可以参考；其他出土材料的发现也为此提供了旁证。考察这一问题，对重新认识作为一种体裁的“语”及其流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国语》 《左传》 《春秋事语》选本
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有《老子》、《周易》等多种文献的早期文本以及一些古佚书，总计达12万多字。最初的整理者还提到了一种和《左传》类似的文献，就是后来学界所谓的《春秋事语》。对于这部帛书，学界曾多有讨论。以下试从《国语》、《左传》和《春秋事语》的文本内容出发进行比较研究，对《春秋事语》的性质提出一点新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
《国语》、《左传》都是中国早期的重要文献。《国语》中的材料记载言论较多，学者因此往往把它与《左传》记事较多相比，《汉书·艺文志》则将其视为先秦史官体系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职责分工的佐证。这种似乎合理的论断不仅不符合两书的实际情况，亦对认识《国语》和《左传》作为史书的独立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误导。《国语》是列国档案资料的汇编，而《左传》与之类同，但在以列国档案为来源时侧重鲁国档案。此外，《国语》与《左传》两书虽一般认为均是由左丘明初步完成，但二者编纂意图显然不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若依史迁之说，则《左传》主要是为解《春秋》，因此言论与事件兼而有之；而《国语》则是为政治生活提供鉴戒，多以名臣贤君言论的形式表现。《左传》在编纂过程中利用了《国语》中的材料也是事实，但仅限于此。《左传》中亦有大量关于人物言论的记载，其绝对数量并不见得比《国语》少，只是由于其对史事的记载更多，那些言论才不显得象《国语》中那样突出。与《左传》相比，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的内容与体例更为接近。
《春秋事语》共分16章，可辨识约2000余字，记录了春秋时期的一些史事和言论，其中事迹多见于《左传》，言论则与《左传》不同。裘锡圭先生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讲的左丘明的四传弟子“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认为这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不属《左传》系统的另一种古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从《春秋事语》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来看，唐兰先生认为此书与《左传》为不同系统是正确的，但说是《公孙固》则证据不足。公孙固其人在《左传》中有记载，是与晋文公同时期的宋国大臣，曾任司马之职。但此公孙固生活于春秋中期，时代相对偏早，不大可能会是《公孙固》的作者。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司马贞《索隐》：“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人韩固，传诗者。”《汉书·艺文志》：“《公孙固》一篇。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则作《公孙固》的是齐人韩固。若从活动时代上和他曾传诗、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曾论古今成败来看，此《公孙固》和帛书《春秋事语》倒有几分相似，但我们对其事迹知之甚少，没有太多考证的空间，把《春秋事语》这部佚籍以《公孙固》名之似乎太过牵强。另，经过整理的《春秋事语》共16章，也不合《公孙固》18章之数。因此，把《春秋事语》的作者付之阙如，是比较稳妥的处理方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事语》16章中，三见闵子辛“闻之日”，这似乎为我们研究其作者提供了些许线索。据张政娘先生考证，闵子辛就是孔子的学生闵子骞，吴荣曾先生也持此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与《左传》《国语》中的孔子曰、君子日等联系起来，推测这些文献里面的君子是指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此《春秋事语》可能为孔门后人所编。当然这仅为推测，应阙疑待考。
二
学者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性质接近，主要以前者中的多数事件在后者中都有类似记录为证据。除前引裘锡圭先生认为它是《左传》的选本外，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其内容是从《左传》简化二来，是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为《左传》非伪作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吴荣曾先生看法相似，认为战国时期《春秋》学已经蔚为大观，论说、研究《春秋》已成为一种风气，善治《春秋》的学者很多，《春秋事语》便是这时《春秋》学的一项成果。吴先生还就《春秋事语》的结构、特点等与《左传》进行了比较。甚至有人由此重拾《左传》为刘歆造作的旧说，认为《春秋事语》是《左传》编纂中曾采用过的一种底本。笔者则以为，通过相关比较不但不能说明二者关系接近，反倒更能清楚地看到两书的区别。试举文字相对完整，残缺较少的“鲁庄公有疾”章为例说明之：
鲁壮(庄)公有疾，讯公子牙日：“吾将谁以?”□[郑补：牙]子对曰：“庆父财(才)。”讯公子侑，对曰：“臣以死奉烦也。”五月，公薨，子烦即立(位)，公子庆父杀子烦而立公子启方。君召，公子侑俱入。闵子辛闻之，曰：“君以逆德入，怠(殆)有后患。夫共中(仲)吾(圉)人乐旅其扶(扶>以犯尚民之众，杀子烦而立君，除君惌(怨)也。今[召]而公子侑俱人(入>，不惌(怨)也·若不惌(怨)惌(怨)则德无事矣。为其亲则德为柰矣。二子之袭失量于君，愧于诸母(悔)德誓(诈)惌(怨)，何叚(瑕)之不图。”处二年，共中(仲)使卜奇贼闵公于武讳。
此章所记之事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至闵公二年：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日‘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针巫氏，使针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以上见庄公三十二年)……初，公傅夺卜奇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奇贼公于武闱。(以上见闵公二年)
从上面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左传》和《春秋事语》所记事件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异：(1)两书中人物称谓多有不同，如《左传》中之季友，《春秋事语》中称为公子侑，《左传》中之子般，《春秋事语》中作子烦；(2)《左传》以编年记事，故此事散见于三年传文之中，且多有较明确的时间，而《春秋事语》记一事则粗具本末，不求细致，故而成季酰杀叔牙之事不载，可见其目的并不在叙事：(3)《左传》中有的地方有孔子或君子的评论，上引之事则无，而《春秋事语》则每章均夹叙夹议，而且议论内容所占比例甚大。
古书中之人名、地名，多有音近相通的现象，《左传》和《春秋事语》中有这种情况也属正常。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后两种差异，这关系到二书的体例和性质。那么，为什么二者会有此不同呢?其因应与两书编纂主旨不同有关。孔子以一部简明晦涩的编年体《春秋》作为讲学授徒的教材，左丘明则以鲁国史官所藏档案文献为主要材料来源为之作传，其体例也基本上是以年月为经纬的。而《春秋事语》则不以时间先后排列，其中的事件和言论都经过了编写者的选择，而且通过言论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它与《左传》的差别是根本性的。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左传》和《春秋事语》是两种不同系统的史书。就作为《左传》的资料来源这一点来说，《春秋事语》和《国语》更加相似。
三
《春秋事语》和《国语》性质接近，具体体现在两书编纂主旨和撰构手法上的相似。《春秋事语》和《国语》中大部分章节的叙事结构别无二致，都具备导入语、当事人言行、君子或后人评论以及“验辞”等四要素中的三项，这是形似。而它们通过叙述和评论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也基本一致，则为神似。如《春秋事语》“鲁庄公有疾”章与《国语·晋语七》“悼公赐魏绛女乐歌钟”章都表达了评论者关于为君之道的看法，而《春秋事语》“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与《国语·周语中》“王孙满观秦师，，章则都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并以事实说明了违礼者的后果。可以说，《春秋事语》和《国语》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推测这种形神俱似应是《春秋事语》可能是古本《国语》的选本的反映，理由详下。
其一，战国秦汉之际文献流传中类似案例不乏其例。前文所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之语，这在刘向《别录》中介绍《左传》的流传情况时也有记载：“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刘向所说的“抄撮”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铎氏微》、《虞氏微传》。铎椒是左丘明的四传弟子，其时代当在战国中期。在列强混战的时代，已经有人专门为君王编写简明读本以资政治之需，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左传》来说，其选本除《铎氏微》、《虞氏微传》以外，《汉书·艺文志》中还有《左氏微》、《张氏微》等，估计也都是《左传》的节本。而在西晋时期发现《竹书纪年》的同时，还发现了一种名为《师春》的书，专门选录《左传》中关于卜筮之事，也可以称得上是《左传》的一种选本，只不过编选目的不同罢了。上文所说都是关于《左传》选本的记载，那么作为先秦时期的另一部重要史书，《国语》有选本也是正常的事。
其二，其他出土文献发现亦有助于佐证帛书本《春秋事语》为《国语》选本。《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则其中不仅发现有《左传》的选本，还发现有《国语》的片段。不仅如此，在这座墓中还有称为《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诸篇，可能也与《国语》有关，只是今天已经无法得见了。如果只有这已经失传了的汲冢《国语》这一孤证，则本文的推断很难让人信服。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1987年，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的石板墓地中发现了战国时代的一批竹简，根据竹简整理者介绍，竹简中有和《国语·吴语》类似的内容，所见史事包括黄池之盟和吴越争霸等，而且基本见于今本，但也有不见于今本者。整理者因此指出，慈利简中《吴语》的发现，证明了《国语》在楚地的流传，而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值得注意的是，西晋汲冢墓主魏襄王之时代与铎椒、楚威王接近，都在战国中期前后，而慈利楚简所处的战国墓葬的时代也相去不远。这跨越1700年的两次发现既有出土资料上的相似，墓葬时代也如此接近，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列国都出现了不少《左传》、《国语》等史书的选本，有的用于政治目的，有的则可能是出于教育意图。除了上述两次重要发现外，在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中，也有被整理者称为《春秋事语》的内容，其中见于《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各有两章，其写法和马王堆出土的《春秋事语》类似，也可能是《国语》的选本。上述几次相关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马王堆《春秋事语》中没有与今本《国语》相似的内容，但它和汲冢、慈利以及阜阳汉简的相关内容一样，也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
其三，在中国早期文献的流传过程中，文本内容的增补、散佚是经常出现的现象。《春秋事语》是《国语》的一种选本，其内容是古本《国语》有、后来散失了的，因此在今本《国语》中看不到相关记载了。翻开历史记载就可以看到，很多经典文献都有类似遭遇。如《左传·成公九年》中有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日：‘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杜注云：“逸诗。”再如《国语·周语下》卫彪侯之语：“苌、刘其不殁乎?《周诗》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之人，使永监焉。……”此诗也不见于今本《诗经》。再如《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惟政，奚其为为政?孔子所引之《尚书》在今本中也是找不到的。《诗经》、《尚书》等经典著作在其流传早期便已有所亡佚，那么《国语》在编成以后出现散佚亦属可能。
小结
综上所述，学界过去所认为的马王堆帛书本《春秋事语》与《左传》性质接近的看法立论依据尚存在多处疑点。从帛书本《春秋事语》编撰主旨和体例形式等方面来看，与今本《国语》性质应更加接近。诸多证据表明，帛书本《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它与建国后在阜阳、慈利等地发现的相关材料一起成为今本《国语》的有益补充。杨伯峻先生在谈到帛书《春秋事语》时曾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春秋事语》残卷，有和《左传》相同的，也有和《左传》不同的，可见关于春秋史事的记载不止一种。此后地下发掘的有关材料多了，或者我们可以对此书做判语了。”杨先生所论当属不虚。
(责任编辑：谢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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