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公文范文公文范文
祁庆国：数字化让博物馆走向公众
2025-08-18人已围观
祁庆国：数字化让博物馆走向公众
“公众服务”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强有力的体系来支撑。依靠信息技术，首都博物馆在向“公众服务”转型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其平台化集成的信息化理念挑战了博物馆的旧有体制，更将数字化服务变为可能。
走进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除了丰富的馆藏文物和各种主题展览令人眩目外，人们还会深深为其贴心的数字化服务所折服。
如果你是携带孩子的家长，位于各处展厅入口的触摸显示屏会告诉你，最好把孩子放在地下一楼的亲子乐园，在那里，孩子既能感到游戏的乐趣，也能接受文化的陶冶; 如果你准备花上六七个小时彻底感受一遍首都古老文化，显示屏也为你设置好了参观路线，从一楼到五楼，先去哪个厅、展览主题是什么，都能一览无余。
随着中国博物馆陆续向公众免费开放，为公众服务成为博物馆新的历史转折。将公众服务发挥到极致，信息化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首博，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服务背后，有着一套庞大的信息系统。而这个从一诞生起就定位于平台化集成的统一系统，更是首次在文博行业向孤立、陈旧的信息理念挑战。这当中走过的艰辛，首博资料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祁庆国感触最深。
回归最初使命
保存与传播知识，这曾是博物馆的最初使命，多年来，以“导师”自居的博物馆却离百姓渐行渐远。在向公众服务转型的今天，信息化能帮助博物馆回归最初使命。
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祁庆国曾经从事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每次当他和同事在北京京郊出土文物时，总会有一大批好奇的村民围观。一次，考古队出土了一批汉代的陶器，村民问祁庆国: “你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文物是汉代的？”
这一下子把祁庆国给问住了，考古断代在考古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体系，如何把它通俗地讲给村民呢？祁庆国打了个比方，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杯子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排除造假的可能，就能断定这个杯子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的产物，同样，给文物断代也是这个道理。村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
村民们对文物的热情引起祁庆国深深的思考，如何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向老百姓说清楚文物是怎么回事，如何把专业知识转化成科普成果，实在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
在考古一线工作了十多年后，祁庆国被安排参加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文物图书编辑和出版工作。直到2000年，首博成立资料信息研究中心，祁庆国担任中心主任，20年前的问题再次回到祁庆国的脑海。
“科普教育，让中国历史走进公众，这本来是博物馆的最初使命，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展览老百姓都不爱看呢？”祁庆国的担忧不无道理，目前，中国博物馆数量已经超过2400个，但大多数博物馆门可罗雀。美国博物馆每年观众总人次超过8亿，而中国大陆观众每年不到1.6亿人次。
“这是因为博物馆没有摆正自己的定位。”祁庆国认为，长期以来，博物馆都以“导师”的角色自居，过分强调学术性，与通俗的科普需求格格不入。2008年，中国博物馆陆续免费开放，将博物馆推向了公众最前沿，如何给观众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成为博物馆再也不能回避的话题。
从2000年新馆筹建，“为公众服务”就成为首博所有部门一根紧绷的弦。2001年9月，首博网站开通，和许多博物馆一样，最初网站也采取了具有古都文化特色的九宫格设计，庄重而神秘。可是很快，祁庆国发现，由于页面设计过于繁琐，观众往往需要点击五六次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网站的第一宗旨，就是让公众方便、快捷地查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祁庆国说。
为此，网站不得不忍痛割爱掉九宫格的精美设计，根据公众的不同服务需求，将网站划分为“体验、鉴赏、研究、服务”四大板块，公众只需点击两次，就能查到想要的信息。
这种门户式的网站设计使首博网站成为了“最不像博物馆的网站”，却得到了公众的欢迎。特别是率先在全国推出网上预约后，网站更是成为了公众最先了解首博的窗口。
回归最初使命，博物馆终于走下神坛，亲近百姓。然而，服务并不是一种口号，它需要一种庞大的体系来支撑，这无疑对博物馆原本保守的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抓住平台枢纽
公众服务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强有力的体系来支撑。首博平台化集成的信息化理念挑战了博物馆的旧有体制，更将数字化服务变为可能。
众所周知，博物馆信息化的发展并不如向公众服务转型那样快。文物影像系统是大多数博物馆的信息化起点，随着对影像管理的渐渐深入，信息化开始扩展到其他业务部门，办公自动化、信息存储与利用依然是现在大多数博物馆的信息化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化工作还仅仅停留在对内服务上，对馆藏工作人员、各部门提供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更为要命的是，长期以来部门的保守观念，使得这些信息系统孤岛林立，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
为公众服务却不只是一个业务部门的事，它贯穿于博物馆的所有工作流程，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平台上。曾经有不少博物馆的CIO对记者诉苦: 由于各部门谁也指挥不了谁，信息部门总是处于孤立状态，即使有再好的服务创意也难以实现。“不是不想服务公众，实在是服务不起，需要牵扯太多的精力。”许多CIO有苦难言。
由此，博物馆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 博物馆的旧有机制不能改变，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平台面对公众，从而抑制了公众服务的多种功能; 然而公众服务又成为新时期博物馆生存的必要条件，不得不做。
新馆的建立为首博提供了反思过去、重新开始的可能，平台化集成成为信息系统建立的核心理念，而这背后，是首博革新已沿用几十年的旧有机制，将各个部门打造成一个整体。
祁庆国和他的同事们花费了近4年时间思考信息系统的整体方案，并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最终，建立了“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数字化集成应用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数字化信息的生成、维护、存储和应用的完整流程，将文化遗产信息、博物馆信息工作的各环节、各组成部分，集成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这种集成包含工作模式的集成、技术的集成和组织机构的集成，即以技术的集成构成平台，以组织机构的集成为保障，实现将文化遗产信息、博物馆信息工作的一条龙运作。
在集成了摄影器材及软件系统、数字化博物馆系统工程及多媒体工程、图书出版的应用体系上，实现了为全馆人员、专业人士和公众三类人群的服务: 全馆人员使用的内网门户界面，所有行政、业务等方面的工作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运行，实现了资源共享、协作运行; 综合了学术知识和科普知识的多媒体展示，与首博网站同时为专业人士和公众提供服务。
“这种综合信息平台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个信息集散地，一个中心枢纽，从这里可以便捷地到达任何一个业务需求点。”祁庆国说。这种彻底改变、从头做起的大平台，大统一的思想和实践在国内博物馆建设中确实不多见。而信息系统集成的背后，带来的是原有流程的转变。
润滑业务环节
集成化的信息平台将首博所有业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全新模式下，信息中心成了各部门之间的润滑剂，工作模式改变的背后，是协同共享工作理念的诞生。
曾经有一位CIO向记者讲述了设立信息触摸屏时的尴尬: 信息中心想在重要景点前设立信息屏，向游人提供景点以外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然而，由于业务部门个个是老大，谁也不买信息中心的账，信息中心只能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亲力亲为。宣传片需要自己做，软硬件采购需要自己做，连机器的安装也要信息中心人员全体上阵，“有时，真觉得自己非常凄凉。”这位CIO说。
而在首博，多媒体展示是这样的流程: 最初的脚本由陈列部负责，信息中心将其交由影视制作公司制作成最适合展览的宣传片。如何设置多媒体，最恰当地利用信息技术，使之与展览融为一体则是信息中心多媒体工作小组的主要工作。一切工作就绪后，多媒体的后期管理交由物业部负责。
这样一个小小的宣传片，融合了首博多个部门的心血，信息中心则像润滑剂一样，使得这些工作变得如此顺畅，部门之间的合作变得如此和谐。
“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数字化集成应用体系不仅仅带来了平台化工作理念的改变，更带来了传统工作模式的转变，资源的协同与共享比任何时候都清晰。”祁庆国说。
信息中心的“润滑”作用在其部门设置中可见一斑，信息中心分为7个小组，分别对应不同的业务部门，如摄影与影像管理组对应的是应用体系中信息采集及信息加工、管理、存储功能，主要面向博物馆负责文物保管的业务部门; 多媒体组负责多媒体工程，同时面对陈列部、物业管理部等多个部门; 网站管理组专职制作网站; 图书出版组则对应电子出版物，与图书出版部密切联系。
信息中心机构设置完全是按照“集成应用体系”框架设立的，最初，有的小组只有一个人，祁庆国也坚持保留编制，目的就是将应用体系中的每一部分都与业务部门对应起来，不漏掉一个环节。
“集成应用体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它绝不是信息中心一个部门的事，而已经贯穿全馆全部业务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中心要摆平心态，从全馆整体利益出发，本着为对方服务的心态做事。”正是有着这样的“服务”心态，信息中心才得到了众多业务部门的认同与支持。
祁庆国将信息中心比做一个托盘，上面集成着原本分散的各个业务部门，通过流程将每一个部门有机融合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下，首博将信息化对业务支持、观众服务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发掘“贴身”技术
首博的信息手段应用模式多、投资大，这背后是信息人员对于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甚至是对“不起眼”技术的发掘与应用。
在首博，参观者总是会被一部名叫《古都神韵》的宣传片所震撼，老北京的古风遗韵是用三重银幕呈现的，这三重银幕既能透视光线又能承载影像，分别呈现影片的远景、中景和近景。例如北海景观，第一层银幕展现的是繁花似锦，第二层则是小桥与潺潺流水，远方琼岛之巅的白塔则出现在第三层。三层银幕各自成像，彼此错落有致，呈现出极佳的视觉效果。
多重银幕的应用在我国乃至世界博物馆界还是第一次。事实上，首博像这样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很多，用祁庆国的话说，这些数字手段已经托起首博的半壁江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娱乐观众、教育观众、为观众服务的目的。它们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已经成为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业务的本身。
那么，这些光彩绚烂的技术是否就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否就意味着博物馆应该不计成本地应用最前沿的技术呢？
“我们绝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而是严格遵循着应用原则，利用数字手段把实物不易表现的东西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深化主题，营造气氛。”祁庆国说，为了这一原则，首博的每一项技术应用都是“量体裁衣”，为了寻找最为“贴身”的技术，祁庆国要求信息中心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对技术的高度敏感和吸收状态。
在建立媒体互动区的时候，祁庆国和一家供应商聊天，对方无意间提到他们有一项曾经应用于军方的技术，就是当鼠标点到地图的某一地方时，屏幕马上会出现该地名以及详细的文字说明，甚至还能插入视频，再次点击时，该地还能在地图上实现无限放大。
祁庆国顿时眼睛一亮: “要是能应用这项技术，就能在互动区实现对文物影像的详细说明，这将大大方便参观者的进一步了解，也有助于引导他们自主探索知识。”
祁庆国立马抓住了这一个“不起眼”的技术，了解到该项技术早已能应用民间后，首博很快拍板上线。这一能实现高清晰文物影像自由放大观赏，以及以多媒体方式进行内容标注的技术，也是在我国博物馆界首次采用。
在首博，除了前沿的新技术，像这种被“淘”来的技术也有很多。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被祁庆国派去参加各种IT企业的技术发布会。在一个服务器的发布会上，工作人员竟能找到触摸屏应用的新技术，并很快将这种技术借鉴过来。信息中心并没有被厂商推荐的博物馆整体解决方案牵着鼻子走，而是带着自己的眼睛和大脑，发掘最适合自己的技术。
采访手记
超前的“老人”
在文博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祁庆国已经是业界的元老了，但是这位“老人”似乎一点也不保守，甚至比年轻人还超前。几十年来，祁庆国尝试过很多新鲜的工作，从一线考古发掘到摄影专家，从图书出版到再到博物馆信息化，已是满头银发的他和记者谈起信息技术时，依然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很不能容忍长时间做一成不变的工作，我喜欢多变的生活，自己也时常在变化。”祁庆国说。正是这种求“变”的生活态度使得祁庆国充满活力，尤其是在面对信息技术应用时，祁庆国往往能敏感地抓住微不足道的细节，让小技术派上大用场。
在管理信息中心这一帮年轻人时，祁庆国也做出了很超前的举动。信息中心分成7个组，每个组都有一名组长，时间一长，祁庆国发现这些组长有的开始失去活力，对新技术的理解还不如组员敏感。今年，祁庆国创新了“轮换制”，7个小组长全部“换届”，由20多岁的年轻组员担任组长。
“这样做其实是有一些冒险的，这些组长经过几年的历练已经很稳定了，按部就班地去做肯定没问题。但是，以此养成的惰性将是更可怕的事情。”在祁庆国的“超前”决策下，信息中心实现了自身“换血”，年轻人担当重任，新气象带来了新活力，老组长也重新恢复了以往的动力。每天和这支朝气蓬勃的队伍朝夕相处，祁庆国觉得自己更加充满活力了 。
相关热词搜索：
数字化
博物馆
公众
走向
祁庆国
2022/0517/53417
“公众服务”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强有力的体系来支撑。依靠信息技术，首都博物馆在向“公众服务”转型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其平台化集成的信息化理念挑战了博物馆的旧有体制，更将数字化服务变为可能。
走进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除了丰富的馆藏文物和各种主题展览令人眩目外，人们还会深深为其贴心的数字化服务所折服。
如果你是携带孩子的家长，位于各处展厅入口的触摸显示屏会告诉你，最好把孩子放在地下一楼的亲子乐园，在那里，孩子既能感到游戏的乐趣，也能接受文化的陶冶; 如果你准备花上六七个小时彻底感受一遍首都古老文化，显示屏也为你设置好了参观路线，从一楼到五楼，先去哪个厅、展览主题是什么，都能一览无余。
随着中国博物馆陆续向公众免费开放，为公众服务成为博物馆新的历史转折。将公众服务发挥到极致，信息化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在首博，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服务背后，有着一套庞大的信息系统。而这个从一诞生起就定位于平台化集成的统一系统，更是首次在文博行业向孤立、陈旧的信息理念挑战。这当中走过的艰辛，首博资料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祁庆国感触最深。
回归最初使命
保存与传播知识，这曾是博物馆的最初使命，多年来，以“导师”自居的博物馆却离百姓渐行渐远。在向公众服务转型的今天，信息化能帮助博物馆回归最初使命。
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祁庆国曾经从事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每次当他和同事在北京京郊出土文物时，总会有一大批好奇的村民围观。一次，考古队出土了一批汉代的陶器，村民问祁庆国: “你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文物是汉代的？”
这一下子把祁庆国给问住了，考古断代在考古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体系，如何把它通俗地讲给村民呢？祁庆国打了个比方，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杯子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排除造假的可能，就能断定这个杯子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的产物，同样，给文物断代也是这个道理。村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
村民们对文物的热情引起祁庆国深深的思考，如何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向老百姓说清楚文物是怎么回事，如何把专业知识转化成科普成果，实在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
在考古一线工作了十多年后，祁庆国被安排参加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文物图书编辑和出版工作。直到2000年，首博成立资料信息研究中心，祁庆国担任中心主任，20年前的问题再次回到祁庆国的脑海。
“科普教育，让中国历史走进公众，这本来是博物馆的最初使命，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展览老百姓都不爱看呢？”祁庆国的担忧不无道理，目前，中国博物馆数量已经超过2400个，但大多数博物馆门可罗雀。美国博物馆每年观众总人次超过8亿，而中国大陆观众每年不到1.6亿人次。
“这是因为博物馆没有摆正自己的定位。”祁庆国认为，长期以来，博物馆都以“导师”的角色自居，过分强调学术性，与通俗的科普需求格格不入。2008年，中国博物馆陆续免费开放，将博物馆推向了公众最前沿，如何给观众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成为博物馆再也不能回避的话题。
从2000年新馆筹建，“为公众服务”就成为首博所有部门一根紧绷的弦。2001年9月，首博网站开通，和许多博物馆一样，最初网站也采取了具有古都文化特色的九宫格设计，庄重而神秘。可是很快，祁庆国发现，由于页面设计过于繁琐，观众往往需要点击五六次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网站的第一宗旨，就是让公众方便、快捷地查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祁庆国说。
为此，网站不得不忍痛割爱掉九宫格的精美设计，根据公众的不同服务需求，将网站划分为“体验、鉴赏、研究、服务”四大板块，公众只需点击两次，就能查到想要的信息。
这种门户式的网站设计使首博网站成为了“最不像博物馆的网站”，却得到了公众的欢迎。特别是率先在全国推出网上预约后，网站更是成为了公众最先了解首博的窗口。
回归最初使命，博物馆终于走下神坛，亲近百姓。然而，服务并不是一种口号，它需要一种庞大的体系来支撑，这无疑对博物馆原本保守的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抓住平台枢纽
公众服务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强有力的体系来支撑。首博平台化集成的信息化理念挑战了博物馆的旧有体制，更将数字化服务变为可能。
众所周知，博物馆信息化的发展并不如向公众服务转型那样快。文物影像系统是大多数博物馆的信息化起点，随着对影像管理的渐渐深入，信息化开始扩展到其他业务部门，办公自动化、信息存储与利用依然是现在大多数博物馆的信息化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化工作还仅仅停留在对内服务上，对馆藏工作人员、各部门提供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更为要命的是，长期以来部门的保守观念，使得这些信息系统孤岛林立，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
为公众服务却不只是一个业务部门的事，它贯穿于博物馆的所有工作流程，需要建立在统一的平台上。曾经有不少博物馆的CIO对记者诉苦: 由于各部门谁也指挥不了谁，信息部门总是处于孤立状态，即使有再好的服务创意也难以实现。“不是不想服务公众，实在是服务不起，需要牵扯太多的精力。”许多CIO有苦难言。
由此，博物馆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 博物馆的旧有机制不能改变，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平台面对公众，从而抑制了公众服务的多种功能; 然而公众服务又成为新时期博物馆生存的必要条件，不得不做。
新馆的建立为首博提供了反思过去、重新开始的可能，平台化集成成为信息系统建立的核心理念，而这背后，是首博革新已沿用几十年的旧有机制，将各个部门打造成一个整体。
祁庆国和他的同事们花费了近4年时间思考信息系统的整体方案，并进行了广泛的考察。最终，建立了“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数字化集成应用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数字化信息的生成、维护、存储和应用的完整流程，将文化遗产信息、博物馆信息工作的各环节、各组成部分，集成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这种集成包含工作模式的集成、技术的集成和组织机构的集成，即以技术的集成构成平台，以组织机构的集成为保障，实现将文化遗产信息、博物馆信息工作的一条龙运作。
在集成了摄影器材及软件系统、数字化博物馆系统工程及多媒体工程、图书出版的应用体系上，实现了为全馆人员、专业人士和公众三类人群的服务: 全馆人员使用的内网门户界面，所有行政、业务等方面的工作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运行，实现了资源共享、协作运行; 综合了学术知识和科普知识的多媒体展示，与首博网站同时为专业人士和公众提供服务。
“这种综合信息平台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个信息集散地，一个中心枢纽，从这里可以便捷地到达任何一个业务需求点。”祁庆国说。这种彻底改变、从头做起的大平台，大统一的思想和实践在国内博物馆建设中确实不多见。而信息系统集成的背后，带来的是原有流程的转变。
润滑业务环节
集成化的信息平台将首博所有业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全新模式下，信息中心成了各部门之间的润滑剂，工作模式改变的背后，是协同共享工作理念的诞生。
曾经有一位CIO向记者讲述了设立信息触摸屏时的尴尬: 信息中心想在重要景点前设立信息屏，向游人提供景点以外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然而，由于业务部门个个是老大，谁也不买信息中心的账，信息中心只能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亲力亲为。宣传片需要自己做，软硬件采购需要自己做，连机器的安装也要信息中心人员全体上阵，“有时，真觉得自己非常凄凉。”这位CIO说。
而在首博，多媒体展示是这样的流程: 最初的脚本由陈列部负责，信息中心将其交由影视制作公司制作成最适合展览的宣传片。如何设置多媒体，最恰当地利用信息技术，使之与展览融为一体则是信息中心多媒体工作小组的主要工作。一切工作就绪后，多媒体的后期管理交由物业部负责。
这样一个小小的宣传片，融合了首博多个部门的心血，信息中心则像润滑剂一样，使得这些工作变得如此顺畅，部门之间的合作变得如此和谐。
“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数字化集成应用体系不仅仅带来了平台化工作理念的改变，更带来了传统工作模式的转变，资源的协同与共享比任何时候都清晰。”祁庆国说。
信息中心的“润滑”作用在其部门设置中可见一斑，信息中心分为7个小组，分别对应不同的业务部门，如摄影与影像管理组对应的是应用体系中信息采集及信息加工、管理、存储功能，主要面向博物馆负责文物保管的业务部门; 多媒体组负责多媒体工程，同时面对陈列部、物业管理部等多个部门; 网站管理组专职制作网站; 图书出版组则对应电子出版物，与图书出版部密切联系。
信息中心机构设置完全是按照“集成应用体系”框架设立的，最初，有的小组只有一个人，祁庆国也坚持保留编制，目的就是将应用体系中的每一部分都与业务部门对应起来，不漏掉一个环节。
“集成应用体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它绝不是信息中心一个部门的事，而已经贯穿全馆全部业务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中心要摆平心态，从全馆整体利益出发，本着为对方服务的心态做事。”正是有着这样的“服务”心态，信息中心才得到了众多业务部门的认同与支持。
祁庆国将信息中心比做一个托盘，上面集成着原本分散的各个业务部门，通过流程将每一个部门有机融合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下，首博将信息化对业务支持、观众服务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发掘“贴身”技术
首博的信息手段应用模式多、投资大，这背后是信息人员对于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甚至是对“不起眼”技术的发掘与应用。
在首博，参观者总是会被一部名叫《古都神韵》的宣传片所震撼，老北京的古风遗韵是用三重银幕呈现的，这三重银幕既能透视光线又能承载影像，分别呈现影片的远景、中景和近景。例如北海景观，第一层银幕展现的是繁花似锦，第二层则是小桥与潺潺流水，远方琼岛之巅的白塔则出现在第三层。三层银幕各自成像，彼此错落有致，呈现出极佳的视觉效果。
多重银幕的应用在我国乃至世界博物馆界还是第一次。事实上，首博像这样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很多，用祁庆国的话说，这些数字手段已经托起首博的半壁江山，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娱乐观众、教育观众、为观众服务的目的。它们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已经成为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业务的本身。
那么，这些光彩绚烂的技术是否就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否就意味着博物馆应该不计成本地应用最前沿的技术呢？
“我们绝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而是严格遵循着应用原则，利用数字手段把实物不易表现的东西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深化主题，营造气氛。”祁庆国说，为了这一原则，首博的每一项技术应用都是“量体裁衣”，为了寻找最为“贴身”的技术，祁庆国要求信息中心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对技术的高度敏感和吸收状态。
在建立媒体互动区的时候，祁庆国和一家供应商聊天，对方无意间提到他们有一项曾经应用于军方的技术，就是当鼠标点到地图的某一地方时，屏幕马上会出现该地名以及详细的文字说明，甚至还能插入视频，再次点击时，该地还能在地图上实现无限放大。
祁庆国顿时眼睛一亮: “要是能应用这项技术，就能在互动区实现对文物影像的详细说明，这将大大方便参观者的进一步了解，也有助于引导他们自主探索知识。”
祁庆国立马抓住了这一个“不起眼”的技术，了解到该项技术早已能应用民间后，首博很快拍板上线。这一能实现高清晰文物影像自由放大观赏，以及以多媒体方式进行内容标注的技术，也是在我国博物馆界首次采用。
在首博，除了前沿的新技术，像这种被“淘”来的技术也有很多。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被祁庆国派去参加各种IT企业的技术发布会。在一个服务器的发布会上，工作人员竟能找到触摸屏应用的新技术，并很快将这种技术借鉴过来。信息中心并没有被厂商推荐的博物馆整体解决方案牵着鼻子走，而是带着自己的眼睛和大脑，发掘最适合自己的技术。
采访手记
超前的“老人”
在文博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祁庆国已经是业界的元老了，但是这位“老人”似乎一点也不保守，甚至比年轻人还超前。几十年来，祁庆国尝试过很多新鲜的工作，从一线考古发掘到摄影专家，从图书出版到再到博物馆信息化，已是满头银发的他和记者谈起信息技术时，依然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很不能容忍长时间做一成不变的工作，我喜欢多变的生活，自己也时常在变化。”祁庆国说。正是这种求“变”的生活态度使得祁庆国充满活力，尤其是在面对信息技术应用时，祁庆国往往能敏感地抓住微不足道的细节，让小技术派上大用场。
在管理信息中心这一帮年轻人时，祁庆国也做出了很超前的举动。信息中心分成7个组，每个组都有一名组长，时间一长，祁庆国发现这些组长有的开始失去活力，对新技术的理解还不如组员敏感。今年，祁庆国创新了“轮换制”，7个小组长全部“换届”，由20多岁的年轻组员担任组长。
“这样做其实是有一些冒险的，这些组长经过几年的历练已经很稳定了，按部就班地去做肯定没问题。但是，以此养成的惰性将是更可怕的事情。”在祁庆国的“超前”决策下，信息中心实现了自身“换血”，年轻人担当重任，新气象带来了新活力，老组长也重新恢复了以往的动力。每天和这支朝气蓬勃的队伍朝夕相处，祁庆国觉得自己更加充满活力了 。
相关热词搜索：
数字化
博物馆
公众
走向
祁庆国
2022/0517/53417
上一篇：我国社区首诊制度的分析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