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3月，因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上海“文革”中处于瘫痪状态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启动，具体表现在“组织重建”、“专业领先”和“措施落实”等方面。70年代时上海在节育率和出生率上取得显著成效。这些也与上海人的生活理念、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以及广大群众对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认同和积极参与相关。
关键词：上海“文革”时期；周恩来指示；计划生育工作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2-0166-06作者简介：全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3)
一、“文革”前的工作基础
为了对本命题的展开有所铺垫，先梳理一下上海“文革”前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解放以后，上海市的人口出生数出现了高增长，例如，1953年达25.61万人，1954年达33.70万人。就此，1955年8月，上海市颁布了《关于节制生育的初步方案》，适当放宽了人流及绝育手术的管理尺度，并在第一医药商店设立避孕药品专柜。1957年12月，上海市节育委员会成立。次年，又通过了《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纲要(草案)》，规定一个家庭最好只有2-3个子女。应该承认，上海的经济文化基础，决定了在制定人口政策和宣传生育文明方面，具有较强的现代理念。遗憾的是，1958年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计划生育工作因与“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的大跃进运动不相匹配而就此冷落，上海医药商店库存的避孕药品竟积压变质，损失金额58.8万元。
196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强调计划生育是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市教卫馆编印宣传资料3万份，挂图3700套发往基层。该年上海市区168个药房和121家兼营商店经营避孕药品和避孕套，郊区十个县的198家中新药零售店也都经营1－4个品种的避孕用具。1963年，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同类机构)，并明确晚婚年龄为市区男性30岁左右，女性25岁左右；农村男性25岁左右，女性23岁左右。生育则提倡“少、稀、晚”，即生育子女数控制在2～3个以内，每胎间隔4～5年，初育妇在26岁以上。当年，上海市委号召集中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指导活动，杨浦、卢湾等区均培训了一万多名宣传员参与工作。上海供应的避孕药械也大幅度增长，各种避孕药具的调拨分别较1962年增加1～4.2倍。1964年，上海继续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并大力落实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一年，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共支出214万元，占整个上海市卫生事业费的5.1％。1965年，上海进一步采取奖励计划生育的政策，具体规定免费实行放节育环、人工流产、绝育等手术，手术假期工资照发，酌情给予工分和口粮补贴等。1965—1966年，上海共施行节育手术7万多例。同时，上海根据商业部、卫生部的决定，降低避孕套的价格，并免费供应子宫帽。在宣传方面，上海共投资编印计划生育宣传资料2.4万册，宣传画1.2万套，画册1.3万册，展览图片9套，唱片1500张。
应该承认，上海“文革”运动前(1962—1965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政策、措施和宣传上不仅形成了立体型的运作构架，而且实施了强有力的推进。1965年时，上海的人口出生率为18％，比前些年有所下降，效果是明显的。
二、“文革”时期gt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和状况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组织瘫痪，宣传停息，计划生育药具供应工作停顿，人口出生率在历年直线下降的情况下，一度出现了回升。例如1967年上海的人口出生率为12.5％，1968和1969年的人口出生率则分别为14.9％和14.860。1968年1月，市革委会发布文件，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在郊县做到指导措施落实。当年7月28日，《解放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了群众来信“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据查：这是“文革”运动以来，上海传媒首次公开刊登重视计划生育的消息。在此，值得记取的是编者按语指出计划生育“是关系到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习惯的大问题”，而且“计划生育也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把那些躲在背后捣鬼的阶级敌人一个个地揪出来”。明明是群众中开明与愚拙的差异，偏偏拉扯到兴无灭资的对峙中；明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偏偏提升到阶级斗争的纲纪上。例如静安区江宁街道发现有人对知识青年散布“早谈恋爱，早结婚，早享乐”的思想，便认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罪行”，并进行了揭批。川沙县合庆公社有一人大骂上门作节育动员的干部，便“抓住这个活靶子，挂上黑主子，开展革命大批判”。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调，确实为此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凭添了几分威严和紧张，也属“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之一。
1969年3月，周总理针对：文革”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的情况，作出“要计划生育，要节育”的指示。就此，上海“文革”运动中停顿的计划生育工作正式开始恢复。具体表现为：
一、组织重建
1970年，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委托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成立了计划生育组，对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技术管理。各区、县等也相继恢复建立了相关机构，对所管辖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实施领导。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73年12月，上海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成立，并对“晚、稀、少”作出明确规定：晚婚男性为25周岁，女性为23周岁；二胎间隔4年，最多生2个孩子(“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8月，上海市委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给予奖励的政策。1981年8月，又修订了有关规定，正式提出“严格控制第二胎”)。与此同时，静安、南市、普陀、卢湾等区的领导机构均通过调查和预测，发动群众制定全区的人口控制规划，以及育龄妇女“一人一卡”、“一月一访”等工作考核制度，将生育指标落实到人，做到从“生了算”到“算了生”。杨浦区则根据区内工厂多、育龄妇女集中的特点，按照劳保挂钩医院的关系，将三百多家大、中型工厂划成5个片，28个互助组；一百多家小型工厂挂靠街道医院成立互助组，在条块结合中充分发挥组织的协调作用。全市许多企事业基层单位和街道、生产队等也都设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将该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保证在第一线有所开展和落实。例如上棉一厂指定干部负责，厂部和车间二级管理，医务人员则分片包干。南市区小南门街道和卢湾区嵩山街道等将工作着眼点放在里委会下的几百个居民小组中，各培养了近千人的骨干队伍。
二、专业领先
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组，作为对全市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技术管理的单位，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展了调研和培训。例如1971—1973年，该院派出医疗队对川沙县12万已婚妇女进行妇科和计划生育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为郊县医务人员举办了二十多期
计划生育技术培训班。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组还牵头组织市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防治协作组，制定了《上海市计划生育手术质量情况季报表》、《男女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断标准、防治措施》，并联合纺织局职工医院，不断探究和推广新型、安全的女性绝育法。闸北、黄浦等区也以区中心医院为首，成立计划生育技术协作组，既处理节育手术疑难杂症，又推广节育技术。杨浦区则联合著名的新华医院、长海医院等，在8所区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计划生育指导门诊，设置75张专用床位，并对全区负责节育手术的专业人员进行技术考核。为什么计划生育部门如此重视节育技术呢?请看下表1：
原来，当时节育手术的整体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975年时的手术出血率甚至高达30.4/万，内脏损伤率也达到6.0/万。但正是通过种种努力，在文革结束前后的1975—1980年间，该手术的事故率大幅度下降，手术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自70年代起，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组还开展并完成了多项科研任务，例如有天花粉蛋白剂中期妊娠引产、利凡诺尔羊膜腔注射引产、抗早孕、宫内节育器临床研究等。
三、措施落实
有了组织保证和技术指导，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良性运作。避孕药品和节育用具的产量大幅上升，例如1969年一个月的避孕药品的产量，就相当于1968年全年产量的3倍，注射用长效女用避孕药等也研制投产；1969年沪产节育环的产量为103.8万只，1972年达270.2万只，1973年为544.7万只。1970－1974年，国家连续三次作出常用避孕药、口服避孕药直至全部避孕药具实行免费供应的决定，上海市387家药房迅速执行，1500余家烟糖百货商店也参与免费供应避孕套，以至在全市构建起了一个较完备的避孕药品发放网络。上海医药商业职工忠于职守，按地区分块包干，下里弄、下工厂，沿街挨户送药上门。例如地处南京路的第一医药商店，走访了区段内的21家单位，其中一家大型商店无人领药，竟4次送药上门。据统计，两年多来，市区的医药职工共向14.8万人次，发放了225万片避孕药品。与此同时，市卫生宣传站为营造氛围，自1972年起编印了60万份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发往各区、县和基层。各区、县和基层在落实计划生育措施时，也不断有所探索和开创。例如普陀区为使“晚、稀、少”的方针家喻户晓，1972年时在全区大办计划生育学习班2542期，学员达16万人；上钢五厂不仅经常运用专栏、画廊、交流会宣传计划生育，还开辟了“晚婚和计划生育展览室”；南市区小南门街道组织积极分子和医务人参加的宣传队，深入里弄开展宣讲，并做到“每周活动一次，每月研究一次”；川沙县严桥公社为推广口服避孕药，组织“赤脚医生”现身说法，群众称之谓“麻球滚芝麻”。确实，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重男轻女”、“养儿防老”、“有男无女不双全”等思想，上海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另据统计，自1967年起，上海市财政拨发的计划生育事业费，每年达60一70万元。
应该承认，因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69年以后重新启动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富有成效的，这不仅表现在“组织重建”方面已比较完善和周全；“专业领先”方面已显示出权威和实效；“措施落实”方面已形成一整套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典范，更直接表现在由这些倾注着千万人心血和辛劳的运作，所带来的育龄人口节育率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结果上。先以上海闸北区(表2)和普陀区(表3)的统计为例：
很显然，这一时段闸北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收获是全面的，不仅计划生育率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节节攀升，晚婚率和晚育率均达到极高的指标，缘此，作为最有力的证据，1974年和1975年闸北区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很显然，以“文革”开始前的1964年(该年市财政投入总卫生事业费的5.1％，共214万元用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和“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作比照，可见1964年时的第一孩婴儿数为1584人，所占比例为20.07％，第四孩及122上婴儿数竟多达2865人，所占比例为36.29％。1976年时，第一孩婴儿数为2602人，所占比例已达84.10％，第二孩婴儿、第三孩婴儿人数比分别为14.70％和1.20％，均属显著下降，第四孩及以上婴儿数为0。这说明十多年间普陀区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大规模地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果。
现在看全市的有关统计(表4)：
从表4中可知：1971年上海育龄人口的节育措施，以“绝育”(女性为主)为首选项目，所占比例竟然高达54.3％，以至成为了上海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之一。这主要是当时已多胎生育的夫妇人数比例高，各种避孕药具的使用尚未收到理想的效果，也就多采用这种“绝断”的手段了。应该承认，“绝育”手术作为节育措施的构成之一，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的损伤(尤其男性)是较大的，且有难以言说和补偿的困厄，维持如此高的比例，只能说明当时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的任务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组织动员和集体落实的情况，并非是高度人性化的选择。再检查1975年的统计，可见男女绝育数虽仍处在高位上(达47.7％)，但已开始动摇和下落了。其他如采用避孕药针、宫内节育器等节育措施的则开始爬升。这不仅是计划生育工作表现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也是社会集体心理认知的进步。“文革”结束后的十多年，上海男女绝育数直线下降(如1980年为35.1％，1985年为18.3％)可为证实。固然，从发生的角度说，这也与多胎率的下降存有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统计显示。1971年时上海育龄人口的节育率为72.3％，1975年时达到85，7％。应该承认正是社会整体节育率的不断提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才确保了上海市的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在整个70年代出现了良性循环的态势。
下面再以表5的数据为佐证：
作为“文革”十年间上海人口出生情况的整体展示，表5以1969年以后出生人数持续下降、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数据事实，证明了自周总理在“文革”中发出“要计划生育，要节育”的指示，致使已停顿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恢复以来，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社会动员、全方位推进的基础上，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三、结 论
接着，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文革”动荡中，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获得如此成效?首先，上海的历史文化环境，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上海人的家庭观、生育观，一般更贴近于现实，而偏离于传统；更贴近于当下，而偏离于未来；更贴近于自我，而偏离于宗族。何况，上海人的“城市人”身份，以及上海人的价值理念中，先天地具有追慕现代文明的素养和品质。所以当号召计划生育时，与其说更多的上海人是留恋旧有的家庭模式，而被动地服从之。不如说更多的上海人是向往着新型家庭模式的诞生，而主动地响应之。
其次，“文革”前的50年代后期，上海曾大张旗鼓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期间遭遇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冷落，但60年代前期再度兴起的计划生育，仍然在政策制定、队伍组建、措施落实和宣传鼓动方面有所推进和建树。应该说，这一切构筑了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基础。所以当“文革”中被冲击、被阻断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恢复时，上海原有的“良好基础”不仅支撑起了一座起点较高的工作平台，更在各个方面发挥着它的功效和势能。
第三，“文革”动荡中，尽管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会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影响，特别是“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的方式，构成了当时计划生育工作的时代特点，但作为国家对社会事务的正常管理，仍然使存在着、进行着的计划生育工作纳入这一范畴。何况，计划生育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生活，关系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所以当它作为国家的政策被倡导、被推动的时候，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其指导性也是被高度认同的。缘此，各级管理部门就能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
最后，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推进中，上海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表现出了强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导致该项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确实，任何富有成效的工作，不仅需要公众的认同，更需要公众的参与。认同产生思想的动力，参与产生行为的动力，而且越是落实在基层，这种动力就越是坚强和持久。在此，不能认为上海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所作所为，是对“文革”政治路线的服膺，而恰恰是对国家管理的认同，恰恰是对自身生活的热爱和关注，才使他们如此热情参与和勤奋工作，才使整个计划生育工作成为成功的事业。
(责任编辑：陈炜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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