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民粹主义在美国从未真正消失过，但特朗普民粹主义无疑成为近几十年最富标识意义的一次。
特朗普民粹主义是反特朗普势力对其利用底层民意的一种“蔑称”。
此次民粹主义企图倒逼国家治理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走向极端化。原因在于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发展差距愈发拉大，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裹挟利用。
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功能正在拉大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的离 距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可谓长期是全球化的旗手。但进入 21 世纪，风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全球化时代美国政府没有。
履行好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共职能。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曾在 2016 大选中直言：美国人口占比 0.1%上层社会的私人财富，相当于占比 90%下层社会的财富总和。
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正是国家意志主导的全球化导致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驱使巨额财富发生转移或空挂在劳动力廉价的国家。
他们更是目睹以五大湖工业区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城市的衰落，认为公共福祉正在被华尔街金融家们变相掏空。但从 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界却无一位高管因加剧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面临牢狱之灾。
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认为 本应保持公共属性的国家功能，正。
异化为由少数人控制的私人工具。
可见，美国的国家 功能正在疏远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的距。
离。
其结果是民粹主义不仅在富人和穷人、文化程度高的人与文化程度低的人、有权力的人与无权力的人之间出现，而且民粹主义镶嵌着社会文化意义，尤其蕴含着严重分化的文化氛围。这成为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自由主义泛滥境遇下代议制民主并未保障底层民众的发益 展权益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一直较盛行，与代议制民主并驾齐驱。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被赋予政治话语功能和国家政策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更成为美国对北半球发生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权危机的一种应对思路。
但在“小政府大市场”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下，代议制民主在本质上只是资本意志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工具，与民众关切相去甚远。
无论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执政，事实上都未给基层选民带来高效公共服务、持续就业机会、普惠民生利益、公平社保体系，否则不绝于耳的“枪击案”就不会轮番上演。
当前，面对发展权益日益不足的窘境，民粹主义者打出直接民主的旗号。
尽管直接民主对于选民颇具诱惑力，但在实践中却较为少见。美国的确有超过一半的州允许全民公投，然而联邦一级却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
因此，新自由主 义裹挟下的代议制民主，在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外壳，民众很难真正共享到精英集团“ 良政善治”。
的正向红利。
这既是美国社会民主的悖论，底层民众发展权益也让人堪忧。民粹主义再次泛起就是必然。
“ 万物皆媒” 信息化时代民众更容易感受到日益扩大的发展距 差距
美国社会近年来贫富差距异常突出。从 从 2002 年到 2012 年的降 家庭收入，社会底层人口平均下降 11% ，而占比极低的上层人口增 却陡增 30% 。
这种发展差距，在全媒体时代很容易被直接感受到。诸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社交新闻软件，无疑提升了民众获取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社会信息的能力。
民众之所以更易体会到贫富差距，与“万物皆媒”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本身的泛在性特质有关。
互联网通常被视作一条“免费”高速公路或基础设施，自由主义者通常提倡极端的网络自由，但却忽视了互联网本身存在的滥用风险。
在信息化时代下，生活在金字塔塔底的普通民众，再也难以成为任由社会精英恣意摆布的朴素“ 信息盲” ，反而能在海量信息交叉印证。
中深刻感知到他们的虚伪和欺骗。
可以讲，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电子表达权，但并非人人都有平等的生活获得感，底层民众很容易利用泛在的网络来表达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不满。
项 解构意识形态成为大众与精英进行政治互动的必然选项
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倾向于重塑意识形态，与现有民主机制在回应大众诉求上缺乏有效渠道存在很大关系。
代议制政府所依赖的响应机制在实践中经常无效，而且更为荒唐的是，政治家们仍然可在不清楚选民真正关切的情况下获得。
提名、选举和连任。
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恰恰处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聚合激化而既有民主体系又无法化解的特殊时期。譬如，美国政府尚未找到贫富差距扩大、华尔街金融资本愈加强势、中产群体普遍遭“薅羊毛”等严峻问题的应对之道。
在此情况下，民粹主义者与精英阶层之间就容易出现立场对垒和利益博弈。而后者倾向于把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作为头等要务，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以表明前者对国家利益的负面作用。
同样，民粹主义者为了及时利用被调动起来的社会情绪与之共情共鸣，也乐于把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作为精英思想内核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博弈往往是成本最低但长久收益最好。
意识形态不但成为政治集团倾轧对手的惯用 利器，而且也是。
民众与精英进行政治竞争必然争夺的桥头堡。
特朗普当局之所以敢在很多敏感事情上蓄意煽风点火、制造矛盾，正是借势借力底层民众试图重塑意识形态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民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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