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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柳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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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诗文

 “春风杨柳万千条”。柳树在春风中吐绿绽芽,随风起舞,摇曳生姿,极具风流,很早就赢得了 国人的喜爱,成了历代文人题颂讴歌的对象。纵观古代诗文,有关“柳”的形象比比皆是,如“章 台柳”、“灞桥柳”、“水边柳”、“隋堤柳”、“青门柳”、“江边柳”、“城边柳”、“东门 柳”、“亭柳”、“河柳”、“垂柳”、“新柳”、“秋柳”、“烟柳”、“风柳”、“问 柳”、“柳色”、“柳絮”、“杨柳曲”、“折杨柳”、“杨柳枝”、“柳枝词”等诸多柳诗、柳 赋、柳记、柳词、柳曲,构成“柳文化”的重要内容。柳作为文学形象出现是在先秦时期,我国最早 的诗歌总集《诗经·采薇》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之句。西汉枚乘《忘忧 馆柳赋》是第一篇柳赋。魏晋六朝时期伴随着咏物诗的产生,出现了以柳为题材的咏柳诗,梁简文 帝的《折杨柳》则是第一篇咏柳诗。纵观历代咏柳诗文,则以唐贺知章的《咏柳》诗最著名、最传 神,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柳意象”,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表达“离情别意”。柳色如烟,柳条曼长,犹 如亲友间缱绻的柔情,仿佛离人不尽的别恨,加之“柳”与“留”谐音,人们乐意把柳当做情感的 寄托物和负载体,产生了“折柳赠别”和“折柳寄远”的风俗。长此以往就把柳视为别离的代名 词,从而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自春秋时期产生“折柳”风俗以后,代代相传。至魏晋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折柳枝》(又名《折杨柳》、《杨柳枝》)的乐府诗。《宋书·五行志》载:“晋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唐书·乐志》也载:“梁乐府有鼓吹歌 云:‘上马不提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源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折杨 柳枝》是也。”梁简文帝的《折杨柳》就有“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的诗句。唐代以后诗咏折 柳极为兴盛,如唐代王之涣《送别》有“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的 诗句。孟郊《古离别》诗有“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宋代韩琦《新柳》有“驿路行人东西, 等闲攀折损芳枝;有生自是无根物,忍向东风赠别离”。明代晏铎《咏柳》有“河桥杨柳半无枝, 多为行人赠别离”,等等,不胜例举。学者罗宗涛先生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柳象征“别 离”的原因时说:“我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植物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杨柳,有人说‘中 国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树木是杨柳’,似有道理。杨柳是别离的象征,而中国人喜聚不喜散,最怕 与别人与朋友分开。但在人生旅途中,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别离又是经常发生的,于是在我国诗 歌中,别离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诗人笔下经常出现那依依的柳条,飘舞的柳絮,以及笛声鸣咽的折 杨柳曲。”古代诗文中还出现“折柳寄远”的亚意象符号意义。如唐代许景先《折柳篇》诗有“折 芳远寄相思曲,可惜容华难再持”;唐彦谦《柳》诗有“春思春愁一万枝,远村遥岸寄相思”,等 等,都是诗咏折柳寄远的事象,借此以表达对远方亲友的思念,祈盼其早日归来。

 (四)柳画 柳树因其特殊的自然美感,自古就是画家的表现题材,成为入画的对象。柳树入画最早是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我国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东晋时人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根据三 国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而创作的,画面中以银杏、垂柳作主要景物。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 的江苏南京西善桥、丹阳胡桥等几处南朝墓葬,有“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砖画,砖画中的七贤和荣 启期以翠竹、青松、银杏、垂柳和山石为陪衬背景。但柳树只是古代山水画的背景陪衬,历经唐代 山水画的发展,画柳也已成熟。山水画“南宗之祖”——唐代王维晚年所画《辋川图》就画有许多 的柳树。五代南唐时著名的山水画家董源就擅长画柳,如《夏景山口待渡图》就在堤岸边画垂柳十株, 生根、发枝、分干为状各殊,下垂的柳叶或簇聚或疏散,变化多端,但不作飘扬摇曳之态,表示夏日 风定树无声,此种画法为其独创。其另一《寒林重汀图》也采用相似的画法画柳,但以浓破淡,渍染 而成,较少刻画之迹,渐显苍浑之感。宋代柳树

 的画法极为完备,《论画琐言》称:“宋人多写垂 柳,又有点叶柳、垂柳不难画,只要分枝得势力耳。点叶柳之妙在树头圆铺处只以汁绿渍出,又要 枝梢有迎风摇扬之意,其枝须半明半暗。又春三月,树未垂条,秋九月柳已衰飒,俱不可混,设色 亦须体此意也。”这自当是对宋画柳的总结。宋徽宗极擅山水画,《柳鸦图》就是其画柳的作品。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画史上的不朽画作,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汴河两岸及东角子门内 外市区风景,汴堤上画有许多柳树。元代著名画家赵孟是画柳圣手,柳法师董源,如其《鹊华秋色 图》全学董氏《夏景山口待渡图》与《寒林重汀图》,树身皴法虽多旋转,却能沉着,枝叶分布则 较为疏朗;画面中多处有柳景,在德钧别墅的路旁,柳林聚散,高下横斜,各有意趣;近处汀岸,

  于苇间立数石,石后作柳二株,一直上,布叶较匀,一右斜,叶左密右疏;桥畔则高柳三株,柳荫 中小舟荡漾,远处林舍错落,衬托出消夏主题。明末清初产生的新安画派的开创者渐江山水画作品 中多以柳树陪衬,如《墨笔山水画册》八开的第四开中,《池》画有垂柳数株,《林木图轴》则以 枯柳体现寒色,《墨笔山水卷》于远、近两处画有枯柳。清代著名山水画家吴历喜画柳树景物, 《湖天春色图》作品画数株垂柳植根于湖边坡岸和长堤,有远有近,春风轻拂,摇曳多姿,复点缀 堤岸绿茵、湖上白鸟、远处青山,颇觉春色迷人。清代“金陵画派”龚贤最善画柳,并在其著作 《画诀·柴丈画说》中对画柳之法载曰:“柳不可画,惟荒柳可画。凡树笔法不宜枯脆,惟荒柳宜枯 脆。荒柳所附惟浅沙、僻路、短草、寒烟,宿水而已。他不得杂其中。柳身短而枝长,丫多而节密。

 画柳之法,惟我独得,前人无有传者。凡画柳先只画短身长枝古树,绝不作画柳想。凡树皆成,然后 更添枝上引条,惟折下数笔而已。若起先便作画柳想头于胸中,笔未上伸而先折下,便成春柳,所 谓美人景也。柳丫虽多,直用向上者伸出数枝,不必枝枝曲也。”当是画家对历代画柳之法的高度 总结和概括。清乾隆年间画家唐岱在《绘事发微·林木》中对画柳也有“柳要迎风探水之态,以桃花 为侣,每在池边堤畔,近水有情”之说。前苏联的苏叶·瓦茨卡娅在论及中国山水画家们为什么喜画 柳树时说:“比如人们常常画柳,因为它是谦逊之美和雅致的象征,它是大自然中春天的标志,母 性女神观音的化身,因而又是美与善的象征。”高度概括了历代人喜画柳之原因所在。

 中国的植柳历史 (一)植柳的起源 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植柳的起始时间则很难界定。考古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 就发现有柳树,形成于距今 5 万多年前的第四纪晚更新世黄土高原的马兰黄土中发现有柳树花粉,距 今约 10 500—9 700 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有柳树花粉,距今约 8 000—7 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贾湖遗址发现有柳树花粉,距今约 6 000 年的西安半坡仰韶遗址中发现有 柳树花粉,在洛阳皂角树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距今约 3 800 年)的古河道地层剖面中也发现有柳树花 粉。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柳”的象形文字。文献中最早记载柳树的是《夏小正》(该书是我国 古代最早的历法专著,夏纬瑛考证认为是夏王朝末期成书的),书载“正月柳。也者,发孚也。”表 明当时柳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以致有细致详尽的观察记录。但明确提出种植柳树的是周 朝时期的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载春秋时期“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说平民百姓无坟 墓,仅在埋葬地种植杨柳树。《周礼?地官?大司徒》论述“土宜之法”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 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之载,文中的“膏物”就是杨柳类 植物的泛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出了“折柳樊圃”的插木育苗技术,《诗?国风?齐 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诗句,是用柳枝围成篱笆。《战国策?魏二》记述了杨 柳的插木育苗方法:“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古代人杨柳不分,互为 名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杨柳树极易繁殖的习性,掌握了插木育苗的技术。春秋时辅助 越王勾践的范蠡,在灭吴后定居陶(今山东定陶县),

 号“陶朱公”,从事农林生产和商业活动,后世 有《陶朱公术》传世。北魏《齐民要术》曾征引此古籍《陶朱公书》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 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这应该说是经营柳树薪炭林的最早实践。综上 所述,我国柳树种植最早起源于夏商时期,最迟应不晚于西周早期,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 的发展。

 秦汉时期植柳得到了很大发展,柳树被引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 上林苑种大柳。”上林苑是汉代皇家著名苑囿。《西京杂记》载汉梁孝王建有忘忧之馆,并在其旁 种植柳树,西汉著名赋家枚乘作《柳赋》加以称颂。《汉书?周亚夫传》载西汉将军周亚夫驻军河内 (今河南沁阳、博爱),于军营中植柳,称名细柳营。《三辅黄图》记载西安灞水两岸广植有柳树,其 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其成为后世“折柳”之风俗的来 源。当时种植柳树之广泛可见一斑。

 魏晋六朝时期史籍中对植柳记载较多。《晋书?陶侃传》载陶侃于军营中植柳;《晋书?桓温传》 载桓温少年种柳;《晋书?苻坚载记》载:“王猛整齐风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盛弘 之《荆州记》载:“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青阴交陌。”是说晋时荆州在护城堤边广植柳 树;《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其隐居之宅边植柳五株,自号“五柳先生”;《南齐书?王敬则 传》载王敬则出使北魏时于北馆种植杨柳。北魏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曾对历代植柳

 中国的柳文化 经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书载:“种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长一尺半,烧下头二三 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浇之。必数条俱生,留一根茂者,余悉掐去。别竖一柱以为依主,每一 尺,以长绳柱栏之。若不栏,必为风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余,其旁生枝叶即掐去, 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 曲,生亦不佳也。”又载:“六七月中,取春生少枝条种,则长倍疾。少枝叶青而壮,故长疾 也。”书中还记载了种植柳树林的持续经营方法:“少枝长疾,三岁成椽;比如余木,岁微脆,亦足 堪事。一亩二千一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值)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

 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直(值)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 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足见当时就有柳树林的适 度规模经营。隋唐以来,植柳极其广泛普遍,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如北宋为了防止辽兵、西夏 兵的骑战,非常重视边防林的营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3 载,自太祖诏令“于瓦桥一 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始,历朝坚持营造。该书卷 267 还载神宗熙宁八年(1075 年)沈括奏报“定 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塞,榆柳植者以亿计”。《宋史?韩琦传》载韩琦在河北领兵“遍植榆柳于西 山,翼其成长,以制藩骑”。《榆林府志》载明朝陕西巡抚余子俊在榆林城西十里的黑山筑台堡, 防止北人内侵,在台堡下植柳上万株。明弘治十七年(1504 年),辽东御史余濂为巩固边防安全, 于“辽阳迤南三堡七十余里,蒲河至铁岭八十余里,四行品守植柳三十万株。”这些都是大规模植 柳的记述。

 (二)植柳的类型 纵观古代植柳的历史,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植柳护堤、植柳护路、植柳造景。

 1.植柳护堤 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可以固护堤岸以防崩塌,维护河堤安全。最早记载河堤植柳的是《管子?度 地》,其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可见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提倡在河 堤植柳来固堤并保持水土的论述。秦汉时期在灞水两岸种植柳树,《荆州记》载晋时在荆州护城河 堤两岸植柳。但大规模的河堤植柳则是隋朝以后,《开河记》中有“大业中,开汴渠,两堤上栽垂 柳。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植之”,是说隋大业中(605—618 年)隋炀帝开凿汴扬大运 河,在河堤两岸种植柳树。唐代白居易的“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 绿荫一千三百里”的诗句就是其写照。唐代刘禹锡称高陵令刘公在渭河泾渠上“于岸夹植杞柳万 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备用”。

 宋代十分重视护堤林的营造,《宋会要辑稿》载太祖建隆三

 年(962 年)十月,即诏“缘汴河州县长 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还要求“每岁首令地方兵种榆柳以固堤防”。《宋史? 陈尧佐传》载北宋陈尧佐出知并州治理汾河水患,筑堤植柳数万本,民赖其利。《宋史?河渠志》载 宋元中(1086—1094 年)苏轼出知杭州,于西湖“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 柳”,时人称为“苏公堤”。北宋沈括《万春圩图记》载其胞兄沈披在安徽芜湖长江边修建万春 圩,筑圩堤长 22 里,于堤外尽植柳树以捍风涛。南宋杨万里知建康府(今南京)兼 理太平州(治所今安 徽当涂县)事,见千里江堤尽植柳树护堤,作《圩丁词十解》诗称颂:“圩田原是一平湖,凭伏儿郎筑 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并在《过广济圩》中有“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 太平州”的诗句赞美广济圩的护堤柳树景观。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植榆柳之 属,令其根盘错据,岁久沙积,林木茂盛,其堤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明确提出种植护堤 林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树种,而榆树和柳树正是如此。

 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的治黄专家刘天和发明了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 柳、深柳、漫柳、高柳,他在其著作《问水集》中称嘉靖十四年(1535 年)治理黄河时,在河堤“植 柳二百八十万株”。《杭州府志》载钱塘三桥垂柳万株,荫夹两岸,披拂行人。《上海县志》载柳 允中之父,植万柳于龙江堤上,因名“万柳堤”。

 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广植护堤林,制定了捐资种树的政策,劝令文武属官,自道判、守备以 上各出己资,栽柳树五千株;州同千总以下各出己资,栽柳一千株,方可称职,若超出此数议叙记 功晋级。清代《平罗纪略》载清初宁夏惠农渠、昌润渠“两岸俱植垂柳十余万本,其盘根可以固 堤”。清长江圩堤植柳护堤,乾隆《望江县志》载望江县古雷池江堤曾“栽柳万株”;清乾隆《太 湖县志》载太湖县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植柳万株,名为“万柳堤”;清嘉庆《无为州志》载无为 州(今无为县)在江堤古家碾等险段广植柳树护堤,有“千棵柳”的地名。康熙八年(1669 年)无为知州

  2018/1/10 中国的柳文化 颜尧揆《喜新堤筑成》,赋诗“飞盖添铺绿,轻衫映柳新;逢逢听伐鼓,喜是筑堤人”,面对筑堤 植柳后的景色,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清乾隆年间治理永定河工程中特别重视植柳,《永定河 志》载,除河兵每人每年种柳百株并成活外, 发动近河村镇村民大力植柳,成活五千株以上者报工部嘉奖。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帝为总 结植柳事,于永定河金门闸东侧作诗立碑,碑尚存。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 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 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滋小助,探源斯岂逮。”此诗是对当时河堤植柳的高度总结。

 2.植柳护路 在行道上栽植柳树可以遮荫护路、防尘固土。种植行道树在周朝时,就成为一种专门制度。中国 历史上最早栽植柳树为行道树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前秦都城长安至各 州县的道路都有种植槐柳荫护。《隋书?食货志》载,隋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 畔筑御道,树以柳。” 宋代也大规模植柳作行道树,《宋史?辛仲甫传》载,太祖时辛仲甫知彭州(今四川彭县),当 时“少种树,暑无所休。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郡人德之,名为‘补阙柳’”。《宋史?李璋传》载 李璋为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令时,发动郓州百姓“修路数十里,夹道植柳,人指为‘李公柳’”。

 《宋会要辑稿?方域》载福州知州多次“劝谕乡保遍于驿道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松杉冬青杨柳等 木”。《南宋?范成大日记》称:“二十六日,入桂林界,……夹道高枫古柳,道途大逵,如安肃故 疆……”宋所置安肃军是今河北徐水县,说明当时南方的桂林和河北一样,行道树都是柳树。

 直至清代,我国的行道树仍是柳树,清代朱书在其《游历记存》中曾提及河北定州清风店“夹道 植榆柳,阴映日月,如行华阴道上。”是说定州的行道柳树和陕西华阴一样,表明柳树作行道树之 普遍。清代祁韵士在《万里行程记》中对潼关、华阴至西安的行道柳树有“华阴县,自潼关迤西, 官柳夹道,如界画然。乃知两行秦树直,良非虚语”的记载,并说“华阴县里,无数绿柳,阴浓

 成 衙,徙倚女墙,隐现林表,絮飞遍地如雪,真仙境也。”清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修 筑东起潼关西迄乌鲁木齐的新疆大道时,沿途种植柳树数百万株,时有甘肃布政使杨昌浚吟“新栽 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的称颂,甘肃人把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近人尚秉和对清代行 道植柳有这样的记述,曰:“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余幼时,自正定应举赴京 师,行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蹇驴而行,可数百里不见烈日。柳荫下卖茶卖 酒、卖饼饵者,络绎不绝。疲则息,热则乘凉,渴饮饥食,唯所欲,虽远行而有闲适之趣。自铁路 行而数百里,参天之古木尽毁,官道为民地所蚀,只容二轨。于是数千年之遗制旧迹,遂泯灭无 余。”当是对清代行道植柳的高度概括。

 3.植柳造景 在园林中种植柳树造景,可以达到观赏效果。园林植柳最早是在汉代,《西京赋》称汉武帝建上 林苑植柳。《南史?张绪传》载梁武帝在芳林苑中植柳。南朝陈后主在南京宫苑台城中植柳,名台城 柳。

 唐代诗人韦庄吟有“最是无情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诗句,称颂长堤柳色园林景观。唐时 于皇家园林曲江园植有大片柳树。《唐书?王维传》载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在蓝田建私人园林“辋川别 业”,园中植柳造景,有“柳浪”景点。自隋炀帝临幸扬州广植柳树后,扬州园林植柳成风,唐代 姚合的《扬州春词三首》中有“暖日凝花柳,春风三管弦”的诗句称颂当时园林植柳之况。宋代张 邦基的《墨庄漫录》载北宋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蜀冈大明寺平山堂前植柳造景。南宋庆元中 (1195—1200 年)赵巩为官扬州时,建四并堂,植柳种竹,有柳径、竹陂等景点。南宋时奸相贾似道 镇守扬州时建官署筑园林,明嘉靖时《维扬志?公署》称其“水之外为长堤,朱栏相映,夹以垂 柳”,是说其于园中植柳。欧阳修任颖州(今安徽阜阳)太守时,疏浚治理西湖广植柳树,建有双柳堂 景点。杭州《西湖志》载西湖北山有柳州亭,宋南渡后,自金至钱塘沿城五里堤岸遍插垂柳。山西 《太原府志》载太原城西有柳溪,北宋陈尧佐为太守时曾在此筑堤植柳数万,并建有亭、阁,供城 中百姓游览。

 明清时期园林植柳最为常见,最为著名是扬州园林,人们多以“绿杨城郭”来概括明清扬州园林 的柳景特色。明末郑元勋在扬州建私园,以柳影、水影、山影而名影园,其作《影园自记》中,称 园是“夹岸桃柳,延袤映带”;“背堂池,池外堤,堤高柳,柳外长河,河对岸,亦高柳。”明清 扬州园林中以柳名园的还有“长堤春柳”、“绿杨城郭”、“柳湖春泛”、“万柳堂”等;以柳名

 2018/1/10 中国的柳文化

  景的有“西园曲水”园的“拂柳亭”,“可园”的“柳阴路曲”,“九峰园”的“深柳读书 堂”,“影园”的“柳堤”、“柳万屯”等。在北京地区也是如此,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对 明代北京园林中的植柳造景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如定国公园是“垂柳高槐”,成国公园是“榆柳夹 而营之”,李皇亲新园是“廊遍桃柳”,海淀的米太卜勺园是“入路,柳数行”,白石庄是“所取 韵皆柳,柳色时变,闻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春老絮而白;夏 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足见当时北京园林中植柳 之盛。清代的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北海等都植有数量较大的柳树,圆明园中至 今还有“柳浪闻莺”、“深柳读书堂”等景点。大明湖是泉城济南的著名园林,园以植柳而名,自 清留存至今的铁公祠大门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是对其景观的高度概括。清 代刘鹗的《老残游记》称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清代诗人王允榛的《北湖泛舟》中 有“千条杨柳数声鸥”的诗句称道济南的园林柳景。很少植柳的南方福建在明清时期也植柳造景, 明代王世懋的《闽部疏》载:“闽地最少杨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园地边间有一两株,作长条拂地,不 能拱把。” 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著《园冶》一书,对园林植柳造景有“院广堪梧,堤湾宜柳”,“凿水为 濠,挑堤种柳”,“风生寒峭,溪湾柳间栽桃”的总结记载,对后世的造园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清代著名造园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认为历代人喜柳造园是在于“柳贵乎垂,不垂则可 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的无限美致,还认为柳树是夏听蝉鸣、鸟音之 趣的最适之所,

 因此提出“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 其利矣。”当是对园林植柳意境的最极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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