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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文明批评家”的“中国乐派”思想研究
2025-09-08人已围观
一位“文明批评家”的“中国乐派”思想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音乐界，曾经有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作为音乐教师，他曾在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授乐理，还于1923年左右创办了上海音乐学校，任校长兼教师；作为音乐编辑，他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一份音乐期刊《音乐界》(1923)，历时7个月，出版12期；作为音乐批评家，他以建立在民族乐派基础上的“国民乐派”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乐派”的口号，并对中国民间音乐的保护和“国民乐派”的建设提出了很多预见性的设想。他还笔耕不辍地将西方音乐的大量知识介绍给中国的音乐界。他就是在当时被称为“文明批评家”(徐蔚南语)的傅彦长。
傅彦长在音乐方面留下了相当多的著述，其中包括数十篇音乐专题的文章和两本音乐专著。傅彦长在1923—1929年间发表了四十余篇音乐文论(详见附录)，主要集中于他主办的杂志《音乐界》和论文集《艺术三家言》中。这些文章既有对中国音乐发展之路以及中国艺术发展道路的评论性文章，又有西方音乐史中的名家名作和作曲技术理论两大方面的介绍性文章，古今中外无所不谈，闪现着鲜明的艺术思想。其两本专著《音乐文集》和《音乐常识问答》，一本是西方音乐家传记，由《十二大音乐家的小传》、《人间方面的华格那》、《萧邦与乔治桑》等五篇长文组成，特别用近万字的长篇传记讲述了瓦格纳、肖邦的创作史与爱情史，饱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另一本是小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书中以一百道题的问答形式，对诸如“管弦乐队是什么东西”、“歌剧是怎样的一回事”、“音符有几样”、“和声是什么”、“谁是歌谣之王”、“未来派音乐的主唱者是谁”、“在中国甚为流行的简谱，是怎样的一个来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做通俗浅显的介绍。这两本书都是很有趣味性的普及读本，在当时应该是音乐爱好者很好的学习助手。
近年来，笔者在通读整份《音乐界》杂志和《艺术三家言》的过程中，发现傅彦长在1923—1929年间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音乐思想，尤其是他的“中国乐派”之理想，在20年代的上海音乐界显得十分突出。这一“中国乐派”究竟提出了哪些设想?它与当时的其他音乐思想有何联系，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下有何特殊意义?本文将一一予以解读。
一、“中国乐派”理想之提出
傅彦长是五四运动以后较早参与到新音乐建设讨论中的业内人士，其音乐批评涉及到中西音乐的方方面面。他很善于通过实例受到启发而阐述自己的音乐观，更确切的说是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而思考中国音乐的建设理想。从1923年撰写的文章开始，傅彦长就积极宣传并推崇“国民乐派”。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到“新音乐”这一概念，但在当时已提出了“国民乐派”的发展之路，并且发出“发生一个中国乐派”的号召。可以说，他率先开启了中国新音乐创造的理想之门。
1 中国式国民乐派的产生——中国乐派
中国近代的音乐界，有相当一批音乐家受西方民族乐派(20世纪上半叶也被称为“国民乐派”)，尤其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影响很大，赵元任、黄自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主张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应当效法俄国的国民乐派。傅彦长亦属于此类。
傅彦长首次提出“中国乐派”这一称谓就是在《俄罗斯的民谣曲》中。该文收录于1927年出版的《艺术三家言》中，但文章落款“十二，五，三十”，表明实际写成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5月30日。文章从欣赏俄国歌剧谈起，尤其谈到“俄国音乐之父”格林卡开创了“俄国乐派”，使得俄国音乐与德、法、意三国一样的著名。由此，傅彦长希望能够产生一位“中国的格林卡——中国音乐之父，使中国也像俄国，发生一个中国乐派”。
傅彦长倡导创造的“中国乐派”，或称为“中国式国民乐派”。他认为国民乐派是中国音乐最佳的发展之路，多次借文章表明他的态度。他将小调视为国民乐派的根本，认为这是由“固有国风的音乐”发展而来的，是音乐家发现“本国俗乐有发展的价值”后的产物，“从固有的国风一直发展成功到国民乐派的音乐，这种乐派简称为国民音乐”。
对于“国民乐派”的建立过程，傅彦长有着这样的设想：
国民乐派发展的次序大约是这样的：第一步先有不知名作家的歌舞曲；以后有传下的歌唱曲，总算查得出作家的姓名；第三步有发挥爱国主义的歌唱曲了；第四步就是……国民乐派。
他还十分看重音乐教育，认为：“我们中国如果还不弄成一个正式的音乐学校，那么所谓交响乐队的演奏和将来所希望要成立的国民乐派终不会实现。”
傅彦长总结的“四部曲”虽然不是很严谨，但是当我们回顾中国音乐的百年历程时，却会看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与歌舞，到20世纪初选曲填词的学堂乐歌，再到20、30年代以追求“中国风格”和“抗日救亡运动”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再到新中国建国以来当代作曲家的勤奋创作，这刚好印证了国民乐派“四部曲”的发展历程。
2 中国乐派的基础应该是中国的民间音乐
创造“中国乐派”，傅彦长并非空喊口号。对于如何建设“中国乐派”，他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步搭建起来。在傅彦长看来，以中国民间音乐为基础，以“西方乐理”为体用，是建设“中国乐派”的必由之路。“中国乐派”的基础应该是国乐，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民间音乐，即“民谣曲，包括小调，大鼓书，京剧，昆曲，东乡调”在内的一切乡下民间的、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流传的音乐和道教音乐。
(1)“我们所想宣传的国乐，第一注重民谣曲”
傅彦长对国乐的态度可总结为：不应崇古贬今，不应崇西贬中。
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有一种糊涂思想，以为三代以前的古乐是好的，因为这是中国圣人的作品；欧洲音乐是好的，因为这是西洋圣人——欧洲大音乐家，日本人译作乐圣——的作品。这一种荒谬的迷信不打破，被压制的中国音乐永远不能够出人头地，中国音乐范围里面的小调，大鼓书，京剧，昆曲，东乡调等永远不能够估定他们的真正价值；再说一句，就是中国式国民乐派永远不会产生出来!
在他看来，国乐不应像国粹主义者那样一味地复兴古乐，也不应像西学至上者那样一味地崇尚西乐，而应该把中国民间流传着的活的音乐视为国乐的根本。傅彦长曾说：“我们所想宣传的国乐，第一注重民谣曲。”此处的民谣曲是如何界定的呢?他在谈俄罗斯的民谣曲时说：“民谣曲的来历不明，在无论哪一国都是一样；这种乐曲完全出于口传，所以到底是谁的作曲，无论何人都不能够考证出来。”这种解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歌十分接近。他意识中的民谣曲“是从大多数人民所发生出来”，“决不是从前书呆子所想恢复的古乐”。他对于“诗经一定是圣人的作品之类”这种“牢不可破的思想”并不膜拜，而对于有着“受侮的历史”的俄罗斯民谣曲感到“有悲哀的美丽”。他将对俄罗斯民谣曲的感情也移植到本国民谣曲的身上：“希望我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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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音乐界，曾经有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作为音乐教师，他曾在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授乐理，还于1923年左右创办了上海音乐学校，任校长兼教师；作为音乐编辑，他创办了我国早期的一份音乐期刊《音乐界》(1923)，历时7个月，出版12期；作为音乐批评家，他以建立在民族乐派基础上的“国民乐派”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乐派”的口号，并对中国民间音乐的保护和“国民乐派”的建设提出了很多预见性的设想。他还笔耕不辍地将西方音乐的大量知识介绍给中国的音乐界。他就是在当时被称为“文明批评家”(徐蔚南语)的傅彦长。
傅彦长在音乐方面留下了相当多的著述，其中包括数十篇音乐专题的文章和两本音乐专著。傅彦长在1923—1929年间发表了四十余篇音乐文论(详见附录)，主要集中于他主办的杂志《音乐界》和论文集《艺术三家言》中。这些文章既有对中国音乐发展之路以及中国艺术发展道路的评论性文章，又有西方音乐史中的名家名作和作曲技术理论两大方面的介绍性文章，古今中外无所不谈，闪现着鲜明的艺术思想。其两本专著《音乐文集》和《音乐常识问答》，一本是西方音乐家传记，由《十二大音乐家的小传》、《人间方面的华格那》、《萧邦与乔治桑》等五篇长文组成，特别用近万字的长篇传记讲述了瓦格纳、肖邦的创作史与爱情史，饱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另一本是小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书中以一百道题的问答形式，对诸如“管弦乐队是什么东西”、“歌剧是怎样的一回事”、“音符有几样”、“和声是什么”、“谁是歌谣之王”、“未来派音乐的主唱者是谁”、“在中国甚为流行的简谱，是怎样的一个来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做通俗浅显的介绍。这两本书都是很有趣味性的普及读本，在当时应该是音乐爱好者很好的学习助手。
近年来，笔者在通读整份《音乐界》杂志和《艺术三家言》的过程中，发现傅彦长在1923—1929年间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音乐思想，尤其是他的“中国乐派”之理想，在20年代的上海音乐界显得十分突出。这一“中国乐派”究竟提出了哪些设想?它与当时的其他音乐思想有何联系，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下有何特殊意义?本文将一一予以解读。
一、“中国乐派”理想之提出
傅彦长是五四运动以后较早参与到新音乐建设讨论中的业内人士，其音乐批评涉及到中西音乐的方方面面。他很善于通过实例受到启发而阐述自己的音乐观，更确切的说是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而思考中国音乐的建设理想。从1923年撰写的文章开始，傅彦长就积极宣传并推崇“国民乐派”。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到“新音乐”这一概念，但在当时已提出了“国民乐派”的发展之路，并且发出“发生一个中国乐派”的号召。可以说，他率先开启了中国新音乐创造的理想之门。
1 中国式国民乐派的产生——中国乐派
中国近代的音乐界，有相当一批音乐家受西方民族乐派(20世纪上半叶也被称为“国民乐派”)，尤其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影响很大，赵元任、黄自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主张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应当效法俄国的国民乐派。傅彦长亦属于此类。
傅彦长首次提出“中国乐派”这一称谓就是在《俄罗斯的民谣曲》中。该文收录于1927年出版的《艺术三家言》中，但文章落款“十二，五，三十”，表明实际写成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5月30日。文章从欣赏俄国歌剧谈起，尤其谈到“俄国音乐之父”格林卡开创了“俄国乐派”，使得俄国音乐与德、法、意三国一样的著名。由此，傅彦长希望能够产生一位“中国的格林卡——中国音乐之父，使中国也像俄国，发生一个中国乐派”。
傅彦长倡导创造的“中国乐派”，或称为“中国式国民乐派”。他认为国民乐派是中国音乐最佳的发展之路，多次借文章表明他的态度。他将小调视为国民乐派的根本，认为这是由“固有国风的音乐”发展而来的，是音乐家发现“本国俗乐有发展的价值”后的产物，“从固有的国风一直发展成功到国民乐派的音乐，这种乐派简称为国民音乐”。
对于“国民乐派”的建立过程，傅彦长有着这样的设想：
国民乐派发展的次序大约是这样的：第一步先有不知名作家的歌舞曲；以后有传下的歌唱曲，总算查得出作家的姓名；第三步有发挥爱国主义的歌唱曲了；第四步就是……国民乐派。
他还十分看重音乐教育，认为：“我们中国如果还不弄成一个正式的音乐学校，那么所谓交响乐队的演奏和将来所希望要成立的国民乐派终不会实现。”
傅彦长总结的“四部曲”虽然不是很严谨，但是当我们回顾中国音乐的百年历程时，却会看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与歌舞，到20世纪初选曲填词的学堂乐歌，再到20、30年代以追求“中国风格”和“抗日救亡运动”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再到新中国建国以来当代作曲家的勤奋创作，这刚好印证了国民乐派“四部曲”的发展历程。
2 中国乐派的基础应该是中国的民间音乐
创造“中国乐派”，傅彦长并非空喊口号。对于如何建设“中国乐派”，他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步搭建起来。在傅彦长看来，以中国民间音乐为基础，以“西方乐理”为体用，是建设“中国乐派”的必由之路。“中国乐派”的基础应该是国乐，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民间音乐，即“民谣曲，包括小调，大鼓书，京剧，昆曲，东乡调”在内的一切乡下民间的、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流传的音乐和道教音乐。
(1)“我们所想宣传的国乐，第一注重民谣曲”
傅彦长对国乐的态度可总结为：不应崇古贬今，不应崇西贬中。
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有一种糊涂思想，以为三代以前的古乐是好的，因为这是中国圣人的作品；欧洲音乐是好的，因为这是西洋圣人——欧洲大音乐家，日本人译作乐圣——的作品。这一种荒谬的迷信不打破，被压制的中国音乐永远不能够出人头地，中国音乐范围里面的小调，大鼓书，京剧，昆曲，东乡调等永远不能够估定他们的真正价值；再说一句，就是中国式国民乐派永远不会产生出来!
在他看来，国乐不应像国粹主义者那样一味地复兴古乐，也不应像西学至上者那样一味地崇尚西乐，而应该把中国民间流传着的活的音乐视为国乐的根本。傅彦长曾说：“我们所想宣传的国乐，第一注重民谣曲。”此处的民谣曲是如何界定的呢?他在谈俄罗斯的民谣曲时说：“民谣曲的来历不明，在无论哪一国都是一样；这种乐曲完全出于口传，所以到底是谁的作曲，无论何人都不能够考证出来。”这种解释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歌十分接近。他意识中的民谣曲“是从大多数人民所发生出来”，“决不是从前书呆子所想恢复的古乐”。他对于“诗经一定是圣人的作品之类”这种“牢不可破的思想”并不膜拜，而对于有着“受侮的历史”的俄罗斯民谣曲感到“有悲哀的美丽”。他将对俄罗斯民谣曲的感情也移植到本国民谣曲的身上：“希望我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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