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为数众多而且特色鲜明的爱国诗篇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独具闻一多特色的“民族中国”形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下，一直以 “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醒悟过来，开始以忧虑的心情思索着我们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而这一“民族中国”形象正是闻一多的思考在其诗歌中的形象体现。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对“少年中国”的想象和呼唤是当时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同样是出于对中国繁荣和富强的渴望，闻一多的“民族中国”因其独特思考而具有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民族中国”的理想性特征；一个是“民族中国”的文化属性。闻一多的学生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闻一多虽然经过好几次的转变，他一生中有两方面是绝对没有变过的，一个就是理想的美的美丽，另一个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美”[1]，对这两个不变的美的执着追求正是闻一多“民族中国”形象的特色所在。
一“民族中国”的理想性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的某几个时期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天朝上国”，但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发生，岌岌可危的封建帝国再也无法维持其尊严了，昔日鼎盛的帝国形象不仅逐渐失去了他的光彩，而且连同传统文化一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被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所厌弃。在这样的环境下，闻一多却始终没有放弃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想性信仰，更没有抛弃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理想性信仰。
闻一多一开始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而且他也酷爱阅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以致被家人称为“书痴”，他是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慢慢长大的，而且他们湖北浠水的闻氏家族是爱国名臣、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后裔，提及文天祥，在其《二月庐漫纪》的首篇中则有“余祖信国公天祥”等字样，可见闻一多对此是颇为自豪的，这样一种成长经历一方面使得他从小便对传统文化有了自己的认识，“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2]，这样一种认识不仅培养了他对“民族中国”的理想性信仰，而且使他的爱国思想主要停留在传统意义上民族英雄忠君爱国的层面上，所以当“五四”爱国运动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时，他激动地用红纸抄写抗金爱国名将岳飞的《满江红》张贴在饭厅的门口以明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翻阅闻一多出国之前所作的诗歌（收录在诗集《红烛》中的“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我们看到的是他“以浓重的热情和感伤的调子，表现对真、善、美的痴情向往”[3]，其中透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性质的唯美主义的倾向，正是这一倾向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民族中国”的理想性体认。
《奇迹》于1931年发表实际上意味着闻一多诗人时期的结束，之后他便基本上停止了新诗创作（1944年写过《八教授颂》，但未完成），就是在这首标志性的作品中，闻一多“民族中国”的理想性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坚定：
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
传来一片衣裙的繂縩——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这个在“半启的金扉中”出现的“戴着圆光的你”，正是他心中理想的“民族中国”形象，是他一直痴心不改地追求着的那个有着“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具有“整个的，正面的美”的理想的“民族中国”的形象。
但信仰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只会流于空想，自信如果没有根据也只能是盲目的自恋。闻一多诗歌里的“民族中国”在具备理想性的同时，显然又是厚重而扎实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民族中国”的第二个特征：文化属性。
二“民族中国”的文化属性
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形象时，闻一多与其他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化立场的择取上，“我爱中国故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或者可以说，闻一多“民族中国”的核心就是其文化内涵（文化属性）。而且，“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因为“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6]，这种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尤为可贵，它构成了闻一多塑造“民族形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华是在国外留学时深感屈辱的闻一多求得心理平衡的精神支撑点和自信的来源，虽然在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暂时落后了，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凭借着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闻一多修筑了一道文化防御阵线，炽热的爱国情感和被歧视的委屈终于有了寄托和发泄的对象，基于此，闻一多在初到芝加哥的苦闷日子里，总要在晚饭后去华盛顿公园里读杜甫、李白、苏轼和陆游的诗歌这一举动就不难理解了；其次，在文化忧患意识的催动下，闻一多对“民族中国”的思考是偏于建构性的，要想振兴中国必须要从文化建设抓起，“强调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把改造民族文化作为振兴民族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他想通过“基于民族精神的固守来抗衡西方的文化霸权”[7]，其实，这也是闻一多后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神话、楚辞、唐诗等古代文学的深层文化动因，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中国”的文化属性，也即“文化中国” 在闻一多“大江”时期诗歌中的表现尤其突出，《园内》《醒呀！》《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故乡》《七子之歌》《南海之神》等都十分典型，如《园内》中出现的就是一个有着四千年文化历史的文化中国，诗人号召我们要为“古圣先贤底遗训，努力工作”，“展开那四千年文化底历史,/警醒万人，启示万人，/赐给他们灵感，赐给他们精神！”我们要让“圣人底灵魂，/弥漫了西土，弥漫了全球！”《长城下之哀歌》则是诗人“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8]，在悲哀声中，诗人同样大声呼喊“洪荒的远祖——神农，皇帝！/先秦的圣哲——老聃，宣尼！”还有“吟着美人香草的爱国诗人”、“饿死西山和悲歌易水的壮士”、“二十四史里一切的英灵”都“起来呀，起来呀，请都兴起”等等，总之，这时的诗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国家主义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呼唤着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尊严和自信。
困惑和彷徨虽然是痛苦的，但也暗含着转机，闻一多逐渐从“文化中国”的理想中醒悟过来，开始透过“苦难中国”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化中国”，他不再怀着自豪的激情，而是“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他还是要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但不是为了发扬其伟大的传统，而是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9]。此时，一直笼罩在“民族中国”上的理想光环虽然消失了，但这一转变恰恰为闻一多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而“苦难中国“也并非毫无希望，还可以救治。诗人在《奇迹》一诗中渴望的那个“奇迹”最终降临了自己，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民主战士，虽然不久他就被杀害了，但他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完成了对自己思想的超越和升华。
三“民族中国”与“少年中国”
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梁启超在20世纪初以满腔热情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最具代表性，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指出“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断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并且满怀深情地呼唤到“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0]
以此为发端，“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逐渐成为忧国忧民而又锐意进取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时的核心命题，“世纪更替容易强化对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的紧迫感。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为题重塑中国形象，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既区别于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11]
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在塑造他心目中理想的“民族中国”形象时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心态，更倾向于一种我们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态。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重新检视闻一多的言行举动，我们自然会有新的体会。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学而优则仕，文人要忠君爱国，这是传统文人的常识，更是爱国文人的信仰，闻一多一开始就有类似的想法，初到芝加哥留学时，看到许多留学生随波逐流，自暴自弃便愤慨异常地说道“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13]，这也是他积极投身于大江会的事务、鲜明地提倡文化国家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而忠君爱国的思想让他根本看不清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根本无法分辨“爱国”与“爱国家”的真正区别所在[14]。在留学归来后，他也有一些短暂的从政经历，但都不是很如意，如大江会内部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让他十分不满，1927年应邓演达先生之邀曾到武汉总政治部任艺术股股长，但由于不习惯受任一月即行告退，后又到南京土地局任过职，但时间也是极短的，闻一多痛苦地发现自己的一个缺陷，即“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可见学术研究某种程度上，是闻一多的无奈之举。后来随着战乱的蔓延，感同深受的苦难又重新燃起了他的士大夫情怀，而一开始迫于无奈的传统文化研究反而幸运地使他逐渐看清了“苦难中国”的病症所在，这次他是真正地拍案而起了，并在罗隆基笑其善变时，爽朗地回答道“我已经上路了……再也不会变了”。[15]而从书斋走上演讲台，成为一名民主斗士并最终杀身成仁也算是他得偿所愿。回头想想，他的这些经历不正是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现代翻版吗？即令是爱国文人如“文天祥”者再生于当时其爱国之言行举动也不过如此吧？
综上所述，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塑造的确是我们看取诗人尤其是爱国诗人的有效视角。从对闻一多“民族中国”内涵的辨析以及与“少年中国”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民族中国”形象对与闻一多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地爱国符号，而是诗人思想的核心结点，含有诗人厚重、真挚的思想情感。作为知识分子的闻一多，他毕生的努力与创建无愧于一个爱国文人的良心，他的矛盾、困惑更无愧于一个爱国诗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注释：
[1] 转引自江锡铨，“唯一”：闻一多爱国诗篇的深度评价，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 [3] [6] 蓝棣之编，闻一多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分别见于第411页；第5页；第408-409，437页。
[4] [5] [8] [9] [13] [15] 孙党伯 袁謇正编，闻一多全集（书信•日记•附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50页；第138页；第476页；第380-381页；第50页；第514页。
[7] 孙德高，再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0] 梁启超著，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8-69页。
[11] 朱俊瑞 吴秋华，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东南学术2000年第1期。
此文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王治国：1983年生，山东安丘人，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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