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燮是晚清史坛上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近三十年来,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论题颇多,观点稍异。在学者对他的研究过程中,体现出显著的特点和明朗的趋势。
关键词夏燮 史学研究 述评 特点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
夏燮是晚清学界的一位著名学者,也是晚清史坛上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对于夏燮这位学者,史学界对他的史学著作以及史学思想做了有意义的探究。比如《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袁英光的《夏燮与<明通鉴>研究》、《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世华的《夏燮的史学》等,多方面的探究主要是对夏氏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的论述和史著所体现的历史思想两个方面的探究。在这一研究进程,体现出立论角度的各异和研究方法的各异两个鲜明的研究特点,并反映出研究领域拓宽,研究内容深化,研究方法多样化三个明显的研究趋势。
1 夏燮史学研究的论题及观点
夏燮史学研究论题主要在于其史著的学术价值以及历史思想,而学者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都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1.1 学术价值方面
夏燮史著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保存史料的文献价值、体裁体例的创新意识、世致用的历史意识、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等方面。
1.1.1 保存史料的文献价值
夏燮的史著多以广搜博证、保存史料为己任。如《明通鉴》的编辑与成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夏燮“搜集明季野史无虑数百种,以《明通鉴》无书,慨然欲辑之”,①他取材于官私文书、诸家野史及各部文集多达数百种,对于存有疑问的历史事件,则仿《通鉴》撰成《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以备学者采择。他说“今撰《明通鉴》,所购明人纪载,无虑数百种,而稗贩野获未敢滥收,其有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亦于《考异》中辨之。”②同时,夏燮对于史实的取舍也是较为严格的,他将确实可信的史事写入正文,信疑相参的史事,则仿照裴注《三国志》的体例,注于正文之下,所谓“择野史之确然可信者,参之《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入之正文。而以杂采稗乘疑信相参者,夹行注于其下,是即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③这些比较科学的原则以及严谨的做法得到后人高度的评价:“由于夏燮当年所引用的有关资料如今大多已散佚,因而《考异》中保存的资料,对于今天研究明史弥足珍贵。同时,夏氏身为清廷官吏,又有条件收集到大量的诏令、奏折、文书等原始资料。因而,《明通鉴》中关于明代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等各项制度的记载可信度较高,为后人研究明代的典章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④“《明通鉴》100卷,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考察在编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也处处反应了他那可贵的求实精神”。⑤
夏燮撰写《中西纪事》,同样广征博引,取舍有当。他“搜集邸报文抄,旁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⑥保存史料以备采择。此作为同样得到后学的好评,“《中西纪事》是一部多卷本的史学专著,夏燮为撰写此书,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对史料的甄别和处理极为严谨”;⑦《中西纪事》甚至被称为“鸦片战争的同步实录”。再如《粤氛纪事》,翔实地记载了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军事斗争,欧阳跃峰专门对《粤氛纪事》史料价值发论,给以高度的评价。谓之“关于太平军在江西的活动,夏燮具有当事人的身份;太平军在浙江的活动,夏燮曾深入民间调查。”“这些史实均足以补官书之阙、纠史乘之失。”⑧这些精当的评价可以说是学者研究夏燮的精华。
1.1.2 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意识
夏燮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集中表现在《明通鉴》的编排中。《明通鉴》体裁属编年体,基本上服从了自《左传》已来“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传统体例,夏燮说“今撰《明通鉴》,以此为第一事,盖系月、系日,编年之专例然也”,⑨明显可见,他在史书体裁上继承了编年体的格式,而在史书体例上,则多有所创新。
(1)“前编、正编、附编”的创新。“明太祖,自元至正十二年归郭子兴,越十五年始即帝位建元,又七月始克元都,中间起兵拓地,节目繁多,非洪武元年之下所可追叙者。”据明代历史的这一特殊情况,夏燮提出立为《前纪》的见解,“爰以鄙见立为《明前纪》,始于元至正十二年,终于至正二十七年,凡此皆以元纪年,非关涉明事者不书,别为卷目,以后始入《明纪》”。“自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我大清兵入京师,福王称号于南京,逾年明亡……列为《附记》于大清纪年下。别书曰“明”,以存闰位也,不曰“纪”以非帝不纪也。凡此皆取关涉明事者书之,亦别为卷目。是为前此《通鉴》未有之创例。”⑩此史例多为学界探讨并得到一致的认可,“这一创例,十分重要。这样做,不仅使明代建立的过程脉络清楚,而且把南明史囊括进来,使有明一代历史真正首尾具备”。“《明通鉴》对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夏燮大胆地将南明史纳入明史的体系之中”。夏燮力主“增补南明史实,表彰抗清英烈”的这种做法,对确立南明史的地位有较大的功劳。
(2)分注例的继承与变通。夏燮分注例的阐述是,“温公《通鉴》,以所受者为正统,故于汉建安二十五年之正月,即去汉统,书魏黄初元年(是年十月始受汉禅),朱子谓其夺汉太速,予魏太遽。《纲目》虽以正统予蜀,而用分注例,遂为后世史法。”“用一岁两系之例。洪武元年仍首书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而分注洪武元年于其下,直至闰七月元亡以后,乃以明统为正”。南明史也是这样,“奉圣谕,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以后,始纪顺治元年,其福王立于南部,仍从分注例,逾年五月始去明统,以示大公。今撰《明通鉴》,谨遵此例”。夏燮继承朱熹《通鉴纲目》所采用的分注例,并且又有所变通,“是编专记明一代事,以明为主,则直书太祖即位于洪武元年正月,而以元至正二十八年入分注中。又如英宗天顺元年为景泰八年,《三编》依朱子《纲目》书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书景泰八年,而分注天顺元年于其下。今亦稍变通之,于天顺元年正月丙戌英宗即位之日,始入《英宗后纪》,而于正月丙戌以前,别书景泰八年,存其年号。此又一月两系之例,凡以便纪事之称号也。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书泰昌元年,出自当时所定,以存光宗之统,《三编》谓与前一岁两系之例不同者是也,此为明一朝通鉴之专例。”此做法亦为后学所称赞,“夏燮说这一情况和一岁两系之例是不相同的,这是明代一朝所特有的专例,其他朝代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其创新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1.1.3 经世致用的历史意识
夏燮的史著又以鉴古知今,资世致用为目的。无论是从史料的选择角度,还是从史论的表述角度,均能反应出夏燮的这种作史旨意。夏燮继承了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的传统,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求“治乱之源”为著述旨趣而编辑《明通鉴》,所谓“正史所不备者,苟事鉴于得失,义有关于劝惩,虽稗官外乘,亦择而书之。”选择对得失有借鉴,对善恶有劝惩的事情作史书资料;为了表彰忠节义士,夏燮旨在“身殉社稷之大小臣工”,“悉取而证之简策,以劝千秋忠义”。夏燮以探究兴衰成败之理为标准,凡有关“明一代朝廷纲纪、礼乐、刑政、天文、历法、河道、漕运及营兵、练饷、折色、加赋等有关于一朝治乱之源者”无不极力搜罗,详加叙述;从史论角度讲,夏燮也主张为统治者提供资政经验。如论及明太祖的志向时,“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太祖之志可见矣。然不受其官爵,则何以犹奉其年号哉!况奉其年号,则固禀其正朔矣”。此为重视名正言顺之举;在论及明太祖处理明朝与高丽的关系时,夏燮认为是贪欲使太祖忘记了奖善惩恶的原则,“李成桂废禑而立昌,又废昌而立瑶,卒篡其国。计王氏自五代传数百年,至是绝。太祖于此,讨之可也。即不欲劳师袭远,绝之可也。乃因成桂之请,为更国号,又易其名,是奖篡也,是赏奸也。若太祖无欲,岂肯为之!”夏燮发出了“况外盗未惩,而欲求内患之毖,岂可得哉!”“即外盗不除、内患怎平之感叹。这实际是以明太祖为反面例子,告诫统治者不要贪图一时利益,而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这在外敌当前的形势下,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也应该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夏燮对明太祖之举的赞赏,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进行评判的,带有明显的资政意识。”“夏燮或褒扬、或贬斥,带有自觉的资政意识,只是有时溢于言表,有时隐含在字里行间罢了。”傅玉璋明确指出,夏燮作《明通鉴》在于“总结明代兴衰之乱的教训,为清朝统治者提供借鉴”。夏氏作《中西纪事》也是如此,“企图通过这段历史,总结失败的教训,以供当政者参考采纳”。
1.1.4 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
夏燮的史著还以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为依托。直书精神一直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善于直书的史家自古以来不胜枚举,从董狐到司马迁,从班固到陈寿,不乏其人。直书精神也经常为史家所称赞,如孔子称赞董狐,刘知幾称赞马班。夏燮继承了这种作史的优良传统,故其史著“班班可考”。 夏燮认为,只要是据事直书,史书劝善惩恶的借鉴作用就可以达到,所谓“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夏燮曾言“考其事之本末,则其事之是非自见;听其言之公私,则其言之诚伪自见;观其人之与居与游,则其人之清流浊流自见。”堪称金玉良言。凡涉及夏氏著史态度或史学精神者,大都称其实录精神之可贵。如王彦霞说“纵观《明通鉴》整部著作据事直书,不为尊者讳的确是夏氏始终贯彻的执笔原则。”王世华认为“据事直书是夏燮史学评论的原则。他反复强调《明通鉴》:义取简明,不主褒贬”,“夏燮作为一个史学家,在其史学著述中,充分表现出他那可贵的求实精神”。欧阳跃峰认为《中西纪事》堪称一部不可多得的信史,是鸦片战争的同步实录,凡此等等均为研究夏燮直书精神之大略。
1.2 历史思想方面
学者对夏燮历史思想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究,主要在于对夏燮爱国思想的弘扬和对夏燮正统思想的论述两个方面,并且对爱国思想的弘扬蔚为可观,而对正统思想的论述相对薄弱。
1.2.1 对夏燮爱国思想的弘扬
学者对夏燮爱国思想的弘扬主要体现在《中西纪事》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中。夏燮生活的时代,正值外敌入侵华夏,中国前途茫茫然,民族灾难危危矣,这种从未有过的大变动让夏氏深深感到忧虑,也正因为如此,他分析外洋入侵的原因、条陈救国的方略等问题而成《中西纪事》,正如王世华先生所说,夏燮“企图通过这段历史,总结失败的教训,以供当政者参考采纳,同时借以鼓舞人们反侵略的斗志”。但当时“时忌颇多,环境险恶”,用夏燮自己的话说是“珍此享帚之藏,窃怀挟书之惧。”然而,他最终还是战胜胆怯,说“欲加之罪,其又奚辞!”夏氏“毅然记下这段历史,这种忧国忘己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中西纪事》,抚时感事,表忠励节,集中体现了夏燮强烈的爱国思想”。王先生从夏燮“对西方殖民者表现强烈的义愤,揭露他们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以及“揭露沙俄的侵略野心”;“对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严厉批判”;“对在抵抗异族侵略中奋战,以身殉国的人给以深切的同情和歌颂”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欧阳跃峰先生,也持此看法,他从同样的角度,明确指出夏氏“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陈其泰先生对夏燮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夏燮本人是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具有鲜明爱国思想的史学家。”夏燮爱国思想多为其他众多学者如周予同、瞿林东、胡逢祥、司马平、陆发春等先生所称道。
1.2.2 对夏燮正统思想的论述
夏燮著史的正统思想主要表现在正朔观念、授受观念和夷夏观念三个方面,这主要在《明通鉴》、《中西纪事》中的“授受观念”、“丧服制”、“夷夏观”以及“推统历,明闰朔”、“记年号”等方面上反映出来。学者偏重于夏氏史书体例的创新和考订史料的严谨,而多将其归入体例创新以及考订严谨的范畴之中,如“夏燮在考辨史实时,首先从细微处入手,‘先推历而后系事’并以此作为他写《明通鉴》的第一要事”。学者的这种评价从史学角度来讲虽说比较中肯,但是显得比较零散,还谈不上系统的论述夏氏的正统思想。
2 夏燮史学研究的特点及展望
前辈学者对夏燮史学方面的研究大略若此。在国内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当中,夏燮史学研究体现出比较鲜明的研究特点和初见端倪的研究趋势。笔者认为研究特点有二,研究趋势有三,简述如下。
2.1 研究特点
夏燮史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立论角度的各异(或称不同层面的侧重)和研究方法的各异两个方面的特点。
(1)立论角度的各异。表现在夏燮史学研究中的初步整理层面,这些研究或偏重字词的订误,如徐宏慧《订正<中西纪事>的一处错误》,将咸丰八年直隶总督“张殿先”订正为“张殿元”;或偏重于标点的订误,如顾颖、官大梁先生的标点订误;或偏重字词意思的探究,如孙利《<明通鉴目录>中的“盗”、“寇”、“贼”兼及“倭、虏”》。夏燮史学研究中史学思想的探究,或重时务角度,如陈其泰先生的《夏燮:留意时务的治史特点》;或重“开眼看世界”角度,如瞿林东先生《夏燮史学的世界意识》、王世华先生《夏燮的史学》、高鸿志先生的《夏燮与<中西纪事>》等;或重爱国主义史学思想角度,如司马平先生的《夏燮<中西纪事>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陆发春先生的《夏燮的爱国情怀及其所撰<中西纪事>等著作》、胡逢祥先生《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等文章。
(2)不同方法的运用。一者,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如陈欢、陈长征《<国榷>与<明通鉴>之比较》一文,将此二书的成书原因、史料价值、体例创新以及谈迁和夏燮的著史风格、史论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论述;二者,史注的专门研究。如刘新芳《<明通鉴·考异>的学术价值》,就《明通鉴·考异》做了专门考察。从史实考辨,史料补遗等方面论述了《考异》的学术价值。
基于夏燮史学研究的成果及当前学术动态,夏燮史学的研究趋势在于研究领域将拓宽,研究内容将深化,研究方法将多样化。
2.2 研究趋势
夏燮史学研究领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断拓宽。随着夏燮史学研究的兴盛,夏燮经学及音韵学研究的起步,夏燮史学研究领域将会不断拓宽。包括史料来源广博化,史学思想多样化,整理本史学著作丰富化。与此同时夏燮校勘学、音韵学以及经学领域的研究也将提上日程,而且夏燮的校勘、音韵等著作的整理本将应运而生。
夏燮史学研究内容呈现出点线面的趋势。具体而言则是由古本书到现本书的转变及推广,由对字词句研究到对其史学精神以及历史思想的探究不断深化。而在此过程中,新观点也将会提出,当然从这个角度讲,对新资料的要求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夏燮史学研究的新资料也必将增加。在《清史稿》中,夏燮是没有传的,故而从补遗的角度讲,夏燮传略或年谱很可能会有所突破,会有学者补传或撰写年谱,而与之相关联的宗谱、地方志等史料也将会更多的进入夏燮史学研究的范畴,此方面著作的整理本也将徐徐问世。
随着比较史学的兴盛,夏燮史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将更进一步,从“开眼看世界”的角度来讲,夏燮将和近代史家如魏源、林则徐等人进行比较研究。从清末太平天国研究角度来讲,夏燮的《中西纪事》、《粤氛纪事》将和《清史稿》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从清人明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夏燮的史论将和官修《明史》论赞以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体》论赞进行比较研究;从以经证史的角度来讲,其经学研究将先作为史料,参入史学研究中,然后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最终将以夏燮为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大的个案研究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
2.3 研究展望
夏燮的历史思想固然有不足之处,比如夏燮“将雷击视为上天垂戒,灾异告警,在自然科学文化知识进一步发达的近代社会,难免显得陈腐狭隘。然而瑕不掩瑜,夏燮历史评论不乏卓见,史学评论可谓不凡,史学思想亦极其丰富。夏燮的史学有自己的魅力,其研究的天地将会更为广阔。
夏燮史学整理与研究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步对其扛鼎之作《明通鉴》进行整理,对夏燮的身世以及史学进行初步的探讨;至八九十年代,其史学研究广泛展开,研究包括《明通鉴》点校本的一刊再刊,《中西纪事》点校本的刊行与问世,此时段学者对《明通鉴》、《中西纪事》的系统研究初见端倪,对夏燮史学成就的论述蔚为可观。新世纪初年夏燮史学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粤氛纪事》整理本的问世以及对夏燮史书价值的探究,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的主要成果。笔者相信,随着学者们的不断研讨,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将会接踵而出,夏燮史学研究也将出现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①夏燮.明通鉴·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鉴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22.
②⑨⑩夏燮.明通鉴·义例:12.9.5.7.16.21.
③夏燮.明通鉴·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鉴书:22.26.
④王彦霞.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
⑤王世华.夏燮的史学[J].史学史研究,1993(2).
⑥夏燮.中西纪事·原序[M]高鸿志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8.2:1.
⑦高鸿志.夏燮与中西纪事[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⑧欧阳跃峰.夏燮粤氛纪事的史料价值[J].史学史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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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玉璋,傅 正.明清史学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155.
夏燮.明通鉴·前编.卷一前纪一太祖元至正十五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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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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