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医务传教”的传统得以弘扬以外，还有诸多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鸦片战争及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16-19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已具备了明显的优势；那些非传教士西人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给传教士医药事业提供了典范；此外当时中国的战乱、瘟疫等灾难频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医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近代；基督教；医药事业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8－００84－０7
从利玛窦来华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两个半世纪中，虽然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有所发展，但仅表现为零散的传教士医药活动，所传入的西方医学知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也微不足道。然而，在晚清民国时期，自1835伯驾在广州开办第一家西医院到20世纪上半叶，历时仅一个世纪，西方医学就以教会医院、教会医护学校、医学会、医学著作及刊物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传入中国，而且逐渐取得了在中国医学上的主导地位，中国传统医学却被当作“旧医”处于几乎被废止的境地。为什么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基督教“医务传教”的传统得以继续发扬以外，还有诸多原因。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宗教改革运动和传教士在海外的工作，因此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就以积极支持宗教事业作为回报，从而为近代基督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是近代基督教事业包括基督教海外医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宗教改革运动及革新后的基督教势力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论述，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大新教宗派在伦理上所奉行的“新教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而这种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乃至对外扩张的根源。①正是因为革新后的基督教与新兴资本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导致了资产阶级把基督新教作为向封建主义挑战和对外扩张的工具。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集团。随着西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天主教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资产阶级“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②对此，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场针对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旧势力的革命运动，以获得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条件。在这一背景下，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顺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宗教战争、英西战争等都是在宗教改革背景下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宗教改革运动的胜利，也就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7-18世纪之间相继诞生了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一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基督教传教士又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殖民帝国对外扩张的工具。资本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胜利以后，很快又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为了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思想控制，殖民势力所到之处都建立起了教会组织，在殖民扩张的队伍中总能看到传教士的身影。17世纪末以后，随着笃信基督新教的英、法、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及其海上霸权的确立，基督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英美各国基督教徒曾掀起了两次“奋兴运动”，不仅使英美国内民众大量皈依基督教，而且海外布道也蔚然成风。1791年英国的威廉克理发表的《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民归正》指出“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对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有效，教会必须成立组织，派遣宣教士”。从此，基督新教进入大规模海外布道时期。从1795年到1815年，在短短20年中英美各国相继成立了十余个传教组织。这些新成立的传教机构，纷纷差派传教士到各地传教，建立福音据点。由于传教士长期居住在异国他乡，并且深入了解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因此他们所撰写的有关传教工作的资料、书信或回忆录，往往成为欧美国家从事军事和经济对外扩张所需要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早期来华传教士卫三畏所写的著作《中国总论》，便是美国政府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甚至被美国各大学作为中国史课本使用达百年之久。由于谙熟当地语言和文化，这些传教士在祖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到来之际，他们又往往被委以随军向导、翻译或外交使节等职务。如号称探险家的传教士医生李文斯敦就曾被英国政府聘为驻非洲领事；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医疗传教士伯驾，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便成为美国首任驻华领事；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既是传教士的儿子，又是传教士。虽然大多数传教士，并不是基于政治动机或经济利益而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经济和政治，他们既没有受到祖国政府的委托，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经济资助，他们对所在地区的调查，纯粹是出于传教的理由。但的确也有少数传教士是刻意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搜集情报，他们确实知道这些资料会被利用作军事或经济方面的用途，甚至愿意积极的配合。例如德籍传教士郭实腊在近代中国就是一例。从1831到1838年，郭实腊先后七次到中国沿海侦察。他曾到过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奉天等地区。每次深入中国，他都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港口的防务、商业情况进行刺探。他搜集的大量第一手关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的军事、地理、政治和经济情报，成为日后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依据；在鸦片战争期间，他还充任英军陆军司令部参谋。这些事例表明，基督教传教士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确有意或无意地充当过殖民者工具的角色。
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势力的支持。因此，这些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反过来又大力扶持宗教事业，把大量的资金捐给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海外教会医药事业等，从而为近代基督教事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几乎所有基督教海外传教团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或企业的资助。这不仅导致教会医药事业在欧美国家兴起，而且也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鸦片战争及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往往与基督教的海外传教事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基督教传教士曾积极配合资本主义殖民活动，曾充当了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工具；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海外传播也有赖于资本主义强大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依靠，是不可能拥有远洋航行的技术力量和在海外长期生存的物质基础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作为依靠，是不可能在异域进行大规模的正常的传教活动的。
南亚及中国东南沿海曾经是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及传教士活跃的地方，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逐渐掌握了世界海上霸权，于是南亚及中国东南沿海就成了英国商人及传教士的活动范围。然而，英国传教士来华也并非一帆风顺。由“礼仪之争”而引起的康熙禁教令至道光年间依然没有弛禁，西方传教士只能在暗中活动。1792年和1816年，英国分别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但都因“叩头”问题无功而返。此间，虽然也有传教士来华，但大多只能在广州外国商馆的掩护下从事各项活动。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抵达广州后，就在美国商馆隐居达一年之久，后来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身份才开始公开活动。③19世纪初，美国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为了适应其对外扩张需要，也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以裨治文为代表的第一批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此后，虽然陆续也有英美传教士来到中国，但在鸦片战争前，其数量与规模都是非常有限的。1842年前，在中国本土工作的新教传教士有17人，其中3位主要在澳门传教。④而大规模的传教士来华以及中国教会事业的迅速发展，是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才出现的。
由于不可能在中国公开传教，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除了尝试性地通过举办刊物、医院、学校等方式传教以外，还积极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从而为在中国公开传教打开方便之门。传教士之所以有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新教传教士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受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影响，多数传教士在宗教或文化方面也拥有这种扩张心态。他们认为所有非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是落后、野蛮和无知的，甚至是属于魔鬼的，宣教士的责任就是要改变这些人民的信仰，改造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使他们并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从而把对非西方社会的“开化”（civilizing）与“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混同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传教士通过调查发现中国武备空虚，不堪一击。例如1836年《中国丛报》刊载的文章《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就这样描述：“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因此极力主张以武力威胁清王朝并签订条约，以利于平等经商和公开传教。该文还指出：“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⑤这就是部分传教士所奉行的“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的理论。
传教士的早期调查工作以及武力进攻的煽动，无疑催化了鸦片战争的到来。鸦片战争的打响，又鼓舞了传教士的热情，部分传教士为此欢呼并积极参与这次侵略战争。如1842年2月，一名法国传教士就说道：“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⑥传教士郭实腊自始至终参与了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美国的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米威怜曾以军医身份随英军到过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任翻译；在美国军舰协助英军作战期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美海军司令部翻译；1842年2月美国政府派遣顾盛率领的军舰抵华时，伯驾、裨治文作为顾盛使团的重要成员，直接策划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⑦
战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所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都有明确的保护基督教势力在华活动及利益的条款，从而为促使近代中国基督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基督教在华医学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⑧《中法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瑞典和挪威与清政府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英天津条约》、《中德天津通商条约》、《中葡北京条约》等都有类似的条款。这些条约，无一不是保护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自由及其在华事业、财产的安全。由于战争的失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相继于1844年12月和1846年2月发布两道上谕，开始实行对基督教的有限驰禁政策。⑨从此以后，基督教传教士便逐渐获得了百年禁教之后的相对自由的传教机会。基督教在中国的自由发展也带来了在华基督教事业的繁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三、16-19世纪中西方医学不同轨迹的发展，相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已具备了明显的优势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从教条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重视人的尊严。人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人身自由、人性解放、人体美感的强烈追求，促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认识人类自身的愿望。他们相信“只有对人体本身进行研究才能认识完全的美，如不直接研究人体，就不能成为艺术家，如果对于人体没有狂热而广泛的研究就不配描绘人体。”⑩近代解剖学就在这种艺术追求和个性自由的氛围中发展起来。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曾进行过30多例人体解剖，绘制了数百张解剖图谱。在解剖实践中他获得了大量的全新的关于人体的知识，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盖仑解剖学的否定和超越。比利时的维萨里，也通过大量的解剖实践，对人体的结构作了仔细的研究，于1543年发表了解剖学专著《人体的构造》。该著指出了盖仑解剖学的错误达200多处，从而推翻了盖仑的解剖学理论基础。达·芬奇和维萨里的伟大实践和科学成就，标志着西方医学已逐步摆脱了古典权威的束缚，进入到以解剖生理学为基础，以实验观察为手段的科学医学时代。
作为医学的另一门基础学科，生理学也于17世纪在解剖学基础上发展了起来。其奠基者是西班牙医生、宗教改革者塞尔维特，塞尔维特在解剖观察基础上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从而为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理论奠定了基础。英国医生哈维运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发现心血管系统是封闭的管道系统，心脏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中心，从而提出了人体血液循环学说。l628年，哈维发表了《心血运动论》，使生理学从解剖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哈维的发现是生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对医学的重要性，就“犹如指南针对于航海”的作用一样{11}。
虽然西方解剖学、生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但解剖生理学的发展并不直接导致医学的进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西顿哈姆就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12}西顿哈姆对纯粹解剖生理学价值的质疑，促使了与医学联系更加紧密的学科——病理解剖学的产生和发展。18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莫干尼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实验，于1761年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认为疾病是人体局部的损伤，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这就是所谓的“病灶”。该学说的提出，标志着病理学的产生，也标志着西方医学疾病诊断和治疗模式的转变。在此之前，西方医学对疾病的诊断仍然奉行“四液失衡”原理，对疾病的治疗仍然以天然药物和放血疗法为主；在此之后，一种新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模式产生了，即通过解剖及其他手段寻找病灶，通过病灶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及发病机制，然后针对病因和发病机制，通过消除病因和遏制发病机制的方法治疗疾病。以“病灶”为基础的疾病诊疗模式乃是西方现代医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后，病理学逐步由器官病理学、组织病理学向细胞病理学发展，从而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了细胞水平。
在细菌学、免疫学方面，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显微镜下研究生物，发现很多病原微生物，并提出了科学免疫法，成为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奠基人。在化学治疗学方面，德国细菌学家爱尔利希在对结核杆菌染色时发现，该菌对某一染料有特殊亲合力，由此他推测某些化学物质对病原微生物也有亲合力，决定研制只伤害微生物，不伤害人体的药物。他与日本人志贺清，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一种砷的化合物“606”（Salvarsan），能消灭螺旋体，可以用它治疗梅毒、回归热等，开辟了化学疗法的道路。为后来弗来明发现青霉素、多马克发明黄胺等抗生素药提供了基础。除此之外，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显微镜、体腔镜等仪器的发明和应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学研究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叩诊法、牛痘接种法、X射线透视法等新的诊疗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也提高了疾病诊断和治疗的能力。消毒、麻醉、以及ABO血型系统的发现和应用，解决了外科手术中感染、疼痛、出血等难题，大大推动了外科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卫生学（包括实验卫生学和社会卫生学）、护理学也发展起来，从而使西方医学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又进一步彰显了其强大的社会职能。
概言之，近代西方医学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仅300多年时间，就使古老的西方医学完全摆脱了狭隘的经验医学与神学权威的束缚，从而形成了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全新的科学医学体系。
与西方医学相对照，16-19世纪中国医学发展如何呢？虽然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零星地传入一些解剖学知识，但这些知识是在宗教脉络下输入中国的，只是传教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让中国人理解天主的意旨、全能和美妙，从而诱使着中国人接近他的恩典{13}。因此，他们传入的解剖知识并非维萨里、塞尔维特、哈维等人的最新发现，而只是那些当时被教会所认可的，能够证明以往医学权威的可靠性和天主创造的奥妙的解剖知识。这些本身就十分神秘而玄虚的解剖知识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脏腑经络学说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而往往被部分中国人用它来为传统医学理论作注解，方以智、王宏翰即为典型。这一时期，通过传教士的医药活动，西方医学中的一些治疗技术、经验、药物及制药技术等也传入到中国，而且被部分中国人所认可或接纳，但他们只是把这些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补充而吸收的，更何况当时许多中国人对西方医学完全持拒斥态度。因此，明末清初西方医学的传入没有导致中国医学的革新，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导地位没有因此而改变。
事实上，在西方医学发生现代转型的同时，中国医学却沿着传统的轨道进一步走向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医学著作大批涌现。如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吴又可的《瘟疫论》、吴谦的《医宗金鉴》、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这些著作代表了中国医学在16-19世纪的发展水平。第二、温病学派的产生。18世纪，在前人研究和临床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吴有性、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温病学派。温病学派的产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重大突破，他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医学“法必宗仲景，方不离伤寒”{14}的传统，在实践方面也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效果。第三，人痘术的发明及广泛应用。在16世纪后期，中国就有了关于人痘术的记载，17世纪人痘术已广泛在中国应用。18世纪，因西洋天花流行，人痘术便经俄国、土耳其传到了西方。在中国人痘术的经验及原理基础上，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牛痘术，并于19世纪初传到中国。第四，中医临证各科也在继承中得到发展，涌现出大批名医，如徐春甫、王肯堂、李时珍、叶天士、吴谦等。
虽然16-19世纪中国医学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些成就大多数是对前人经验及其成果的总结，其理、法、方、药整套疾病诊疗模式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经验医学”的藩篱。在被称为“科学医学”的近代西方医学面前，尤其是在高效准确的外科手术、抗生素类药、精密的诊断设备以及公共卫生制度面前，其弱势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文化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医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医学交流，同样遵循文化传播的这一规律。明末清初传入之西方医学，仍属西方古典医学范畴，相对于中国医学而言，其优势并不明显，因而没有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较大的影响。与之相对照，晚清以后传入的西方医学，乃文艺复兴之后发展起来的近代医学，相对于中国医学而言，其优势突出，因而晚清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举办的医药事业很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而且对中国传统医学带来了根本性冲击。
四、非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给传教士医药事业提供了典范
近代早期来华的西医生多是伴随西方商业活动而来的，如19世纪初来到澳门及广州等地的西医皮尔逊、李文斯顿、郭雷枢等皆为东印度公司的医生。
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以牛痘法为最早。据记载，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获得葡萄牙国王特命专员保管从马尼拉带来的活牛痘苗，并协同澳门医生为中国儿童免费接种，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1805年到1806年冬春之际，广东地区爆发天花并很快流行，要求种痘之人纷纷来到皮尔逊的诊所，一年中他曾给数千人施种{15}。牛痘术由于效果良好，很快得到了广州十三行的支持。如会隆行主人郑崇谦就倡导牛痘及译刊种痘术、雇人习种痘等。1815年广州十三行还出资在广州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诊所，接种牛痘。后来，因皮尔逊对亲自种痘的工作感到费力而厌烦，便由其生徒邱熺接管其种痘诊所，接种者达数万人{16}。邱熺曾回忆说：“予时操业在澳，闻其事不劳而效甚大也。适予未出天花，以试果验。洎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凡问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无有损失。”{17}为了宣传牛痘法，为了让中国学徒掌握种痘法，皮尔逊曾编写了一本种痘的小册子，由斯坦通译成中文，在澳门四处散发{18}。从皮尔逊把牛痘法引进中国，教授中国助手学习种痘法并广泛施种，到1832年离开中国，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接受牛痘疫苗者就多达100万人{19}。牛痘法传入中国后，因为其毒性低、效果好，而且又是免费接种，因而在百姓中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1820年在传教士马礼逊的协助下开设一个附有药房的诊所，治疗眼科等各科疾病。诊所开办不及数月，就有三百多病人求诊。该诊所因1825年马礼逊回国而关闭，1827年又一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来到澳门，使该诊所重新开张。由于他“发现眼病在广州的劳动阶层中相当流行，而当地的医生没有能够治疗这种病的人”{20}，于是将该诊所改为眼科医院。东印度公司给郭雷枢的诊所提供了大量的赞助，使该诊所得以扩建，可收容40人留院治疗{21}。除澳门人以外，还有各地乡邑人员前来求治。该诊所于1833年因郭雷枢的离开而关闭。从开张到关闭，短短几年中郭雷枢就诊治患者达4000余人。
19世纪初，皮尔逊、郭雷枢等非传教士在华的医药活动，对以后传教士选择医务传教产生了直接而强烈的影响。在禁教时期，开展医药活动无疑可以为传教士提供可以公开活动的机会，而且可以通过给患者治病而广泛地接触中国民众。鉴于此，马礼逊曾积极帮助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诊所。又由于中国早已普遍了解并能够接受人痘接种法，所以当牛痘法传入中国后，对其原理及方法中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其毒性小、效果好等特点以及免费接种的做法，更使中国人乐于接受种牛痘。关于这一点，曾任博济医院院长的嘉约翰谈到广州的种痘事业时说：“种痘的效果已被人们充分地了解，并在广州及其附近地方得到赞许，可能在全省也如此。”{22}正是因为种牛痘易于赢得中国人的认同，所以“在西医药最初未能形成影响时，种痘是传教士医生行医的主要方式”{23}，在相继开办的教会医院中几乎都设有痘科。如1843年香港成立的第一家教会医院，就设有痘科；1859年广州博济医院开设了痘科，每周定期开放种痘门诊；1872年香港东华医院建成，曾免费在维多利亚城种痘，还定期派人到邻近的乡村种痘。此后，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北京、九江、宜昌、镇江等地都相继出现了教会医疗机构种牛痘的业务。到20世纪初，牛痘术已在全中国普及。一个云南的传教士在1914年的报告中写到：“牛痘接种已推进到最落后的遥远的乡村僻壤。”{24}但由于当时痘苗制品主要依赖国外进口，普通民众要接种牛痘往往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加入基督教徒行列。这表明，在西医药还没普遍在中国产生影响的背景下，种痘是许多传教士发展信徒，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
郭雷枢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医药活动，使传教士认识到在中国开展医药活动是传播基督教的最佳方法。对此，《中国丛报》的编者曾说：“澳门眼科医院的结果使我们确信：除了医学和外科手术，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使中国人理解到基督教慈善家对他们所怀有的感情。”{25}郭雷枢在华的医药实践，也成为早期传教士开展医务传教的范例。1828年，一批在广州的传教士医务人员，依照郭雷枢的做法，也在此开办了一间诊所，向当地贫苦居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对此，《中国丛报》有所记载:“在1828年，眼科医院建立的次年，在广州的医务人员，依照在澳门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在此开办了一所诊所，并使它接治各类贫苦的当地人。从那时至现在，很大数量的病人得以恢复健康，药物亦在他们中间免费配给。在清晨，人们每天能见证到，病人、盲人和残疾人——各个年龄和性别——拥挤在诊所门前。”{26}郭雷枢对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影响最大的方面，莫过于他于1836年出版的《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建议书》（Suggestion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27}，向英美教会组织发出呼吁，请求继续向中国派遣医生，以满足中国方面缺乏医疗的需要，通过治病感动百姓，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郭雷枢的实践和呼吁，得到了英美教会组织的响应。美国公理会于1834年派遣第一个传教士医生伯驾来华，1838年2月，英美传教士裨治文、伯驾等共同发起“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这是第一个明确将医学与传教事业结合在一起的传教士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时中国的战乱、瘟疫等灾难，也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督教以上帝仁爱的名义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正是在应对战争和瘟疫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基督教医药、教育、济贫等事业也随之发展了起来。在近代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再加上红兵起义、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国内的起义或叛乱，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部分基督教传教士就趁机深入中国社会去参与伤员救治和贫困救济活动。从而使基督教传教士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教会医药事业也因此而发展了起来。如上海董家渡医院就是在小刀会起义时期建立起来的{28}。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1-144页。
② 张艳玲、隆仁：《世界通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2页。
③⑤⑥⑦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33-34、47、51-52页。
④ 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⑧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汇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⑨ 杨大春：《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0页。 （下转第104页）（上接第89页）
⑩ [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11} [英]威廉·哈维：《心血运动论·译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2}{18}{21}{22}{24} 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11、313、312-313页。
{13} 参见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1-442页。
{14} 甄橙：《十八世纪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医学部2001年，第148页。
{15}{27}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16}{26} 叶农：《新教传教士与西医术的引进初探——〈中国丛报〉资料析》，《广东史志》2002年第3期。
{17}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第148页。
{19}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20}{25}{28} 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博士论文），苏州大学2001年，第20、21、26页。
{23} 何小莲：《异质文化交织中的“西医东渐”》（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1年，第28页。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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