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讯：敌机20余架于5日晚分三批袭渝，在市郊投掷多量燃烧弹，曾有数处起火。市内某防空洞曾发生窒息，致有死亡。”
——引自1941年6月6日《中央日报》
一
1941年6月5日，从早上到下午，蔚蓝的天空上飘着如诗如画的白云，是少有的和平宁静。到了下午4至5时，仍然平安无事，人们完全放心了，纷纷上街采购货物，走亲访友。郊区的人也趁这个机会进城来了。有这么一个安静而美好的时刻，对重庆人来说是极大的享受。
下午5至6时，地处重庆闹市区中心的都邮街、较场口一带车水马龙，人流如织。
下午6时，突然响起了传播空袭警报的锣声。这一出乎预料的情况使成千上万的人火燎蜂巢般在大街小巷狂奔乱跑，涌向各个防空洞和隧道。
重庆的隧道是1936年为进行地下交通设计的，由行营主任顾祝同批准并拨款修建。1938年正式成立隧道工程处专负其责。处长为吴国柄，副处长为谢元模。1940年大隧道局部修通并对外开放的有临江门、千厮门、公园路、石灰市、演武厅和十八梯七段。其中石灰市、演武厅和十八梯三段内部相通成一组，成为重庆市最大的隧道，人称大隧道。重庆纸烟业公会防空洞与十八梯隧道相通，中有木栅隔断。
这一天警报传来后，下至南纪门，上至磁器街、米亭子、较场口、石灰市广大地区的群众纷纷就近涌进石灰市、演武厅和十八梯这一组大隧道。这时，较场口设置的用来辅助警报信号的红绿灯突然坏了，换了两盏马灯重叠挂上，使人们误以为是敌机临空的紧急警报信号。而且马灯灯光暗淡，又被人误以为是毒气警报信号，吓得不得了，争先恐后，拼命地挤进大隧道。
大隧道在地下10米左右，长2公里，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洞口较宽，有石梯，梯尽头与地下隧道接合处设有木栅门，防护团在栅门外的石梯上把守。隧道内宽高各2米，两旁设木长凳，每30米至40米处点一油灯。经专家实地勘测，大隧道正常时容量为4384人，至多不能超过6555人。可今日涌进者大大超过了最高容量，特别是妇女、孩子多，箱物多，把两公里长的隧道挤得水泄不通。据估计，大隧道内挤了1万余人，是正常容量的两倍。
晚7时许，紧急警报声骤然响起，全市处于空袭紧急状态。守护大隧道的宪兵和防护团员奉命关上所有的三个木栅门，其中两个门是由里向外关的。蒋介石曾下令：“在空袭警报未解除前，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一律不许出来。由防护团和服务总队执行。”
晚7时半，因避难人太多，而通风机又不能开动，隧道内空气不畅，人们开始往外挤，秩序出现混乱，妇孺号啼声及少壮呼叫声嘈杂喧闹。而隧道口的人见出现了骚动，以为敌机来了，纷纷往里挤。洞里的人大叫：“没气了！”洞口的人高呼：“敌机来了！”洞内油灯先后熄灭，漆黑一片，增加了紧张气氛。如果这时开动通风机，洞内气息自然平和，则小小的骚乱顷刻将平，但通风机却被闲置一旁不用。1940年9月，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就向华中机电工程行订立合同购买发电机，以备直接发电而带动通风机。1941年4月，华中机电工程行将发电机全部运到，并于5月下旬装配完毕。6月3日试验开车，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等人前往视察，并定于6月5日下午2时至5时验收。而到了6月5日下午，谢元模却未去验收。正因未验收，所以这时急需通风机时却不能启动电机。这是造成本惨案的直接原因之一。
晚7时40分，大隧道窒息情况有增无减。避难人拥来挤去，大喊大叫，秩序完全不能维持。守洞的防护团员即向市防护总团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副团长黄佑南。
“喂，你们是哪里？”黄佑南问。“是石灰市隧道，好，什么事……什么？要出来？！放肆！一个不准放出来！听见没有，总裁有令，空袭期间一律不准出洞！”
“黄团长，不行了啊，这里的人喊没气了，你看……”
“这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守好，我这就来。”
黄佑南此时当然不知道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窒息案的序幕，只以为是洞内有人捣乱。所以他放下电话，即带人走出团部。
这时电话响了，是防空司令部来的：“注意，第二批敌机即将到达。所有服务人员立即入洞。”
黄佑南放下电话，暗自一笑，这倒是个好消息。他命令防护人员严把洞口，不准放一个人出来。他改变立即去大隧道的主意，计划等空袭结束后再去。
二
晚8时，第二批9架敌机侵入市空，在南岸投弹，在市区仅投了几颗燃烧弹。但此时大隧道内窒息更加严重了。这里引用一段1941年6月15日《新民报》刊登的《一个遇难未死者的来信》。此信作者叫何顺征，30岁，长寿人，住江北马号街3号。下面是这封信的内容：
“6月5日午后6点，警报发出时，余适在较场口，随带法币4000元和账簿4本，即进入十八梯隧道。紧急警报后，闻洞门驻守之宪兵及防护团员将门锁上，洞内旋起纠纷，各处均在殴打，但不明何故。移时，第一批敌机投弹后，余觉心中发慌，心脏似欲下堕，如患急病然。当时极思喝冷水，即向外走，但觉有人拉住，不能移步，因而便在原地。又约一小时，心中更为发慌难过，殴打情形愈多。忽听有人呼：‘救命！’第一句声音较高，第二句即转细微，后即寂然无声了。黑暗中觉得有人向余两手乱咬。余手数处负伤。此时，心欲下堕已达极点。洞内之人均齐卧地下，余亦昏睡地下，不一时，双眼流泪，口流清水。此后心境突转清凉，惟自知已死，暂失知觉。”
何顺征这段回忆正是此时大隧道窒息惨景的一个缩写。
6月5日晚上，敌机三次袭击重庆，每次差不多间隔一小时。间隔时间较长，如能酌情将门打开，放一部分人出来，则绝不会发生将要发生之悲剧。在这个时期内，守卫人员曾四次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副总司令胡伯翰汇报并请求开门，可胡伯翰都严厉拒绝并申斥卫兵严加看管，不准开门。这样，致使进隧道时就感到窒息的人在极度缺氧的大隧道中苦苦挣扎了五个小时。国民党官员的昏聩是造成窒息案的又一重要原因。
晚9时15分，窒息情况更加恶化，守护人员再次向胡伯翰和市长吴国桢打电话。胡伯翰这才带担架营某连一部、担架兵五团各连、防护大队四中队、新编56师的两个连赶到现场。此时，敌机第三批已投弹离去。市长吴国桢亦赶到出事隧道，协同警察局督察长东方白一起指挥军警从纸烟公会防空洞向外抢救。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也由南岸赶到。
据当事者郭某回忆：
“6月5日下午6时，空袭警报响了。我们国民政府军委会外事班3期学员60多人草草吃完饭跑步入隧道。7时许，紧急警报，关栅门。9时，投弹。油灯微弱并闪烁不定。洞内缺氧，温度升高，油灯很快熄灭。人们抢道出洞，可大栅门由里向外关，挤不开，群众怒吼。后打开栅门，防护团员溜了，人们便往上冲。出洞感到凉爽舒畅，又感到迷惘恍惚，似睡非睡地躺在地上。过了一会清醒过来，回洞去看，只见栅门处堆了二三十具尸体，一排贴一排地压着。后面未死者，木桩般动弹不得，上躯能动，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红润，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破烂。午夜，叫声渐弱，遇难者的面色由红变紫蓝，口角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学员龚存悌举双手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挣扎死去。天亮时，空袭解除。政府派人清理。我们学员60余人，生还41。”
重庆市长吴国桢事后向惨案审查委员会报告此时的惨况：
“至则见洞门之内（十八梯洞）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挤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死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门外则有防护团员、防护大队、服务队员多人，束手无策。呼之抢救，均谓无效。桢亲自动手，并督率他人同时向外强拖，亦无效果。桢再往纸烟公会洞口探视。东方处长已督率人员抢救多人出洞。当见死者多衣服不全，七窍流血。又见救护人员出洞之后多不肯再入。虽经多方慰勉，皆云洞内空气太坏，经时稍久，即难支持。桢与东方处长亲自入内，而愈入则头愈痛，眼愈晕，始知救护人员所语之不谬也。”
当事者李建国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在演武厅防空洞，由于面贴着石壁，得点凉气。从昏迷转入稍为清醒时仍无力动弹。这时忽见有打手电筒的，从微光中窥见一个老妇人头面都碰烂了，披头散发，呼天喊地，嚎哭怪叫，周身上下，血咕叮哨，简直如活鬼一般，骇人极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犹有余悸。”
6月6日，一清早，救护人员便开始将洞内之人拖出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担架兵们极不情愿地进到隧道里，把那些已死或昏死的人拖出来排在大道上。最难为的是把这些人放在外边后，要在他们每个人的鼻下抹一点万金油，嘴里塞一块八卦丹。望着这些鼻青脸肿、衣衫褴褛、臭气冲天的尸体，担架兵们是既同情又恶心。
拖人出洞口时，凡是死者，统统要将其手镯、戒指、耳环等佩饰取下，投在一个大竹筐里。姜吟冰和刘吉龙双双立在门口，四只眼睛紧盯着。刘峙总司令有令：“任何人不得私自摘取首饰，占为己有。违者枪毙！”
半天下来，石灰市和演武厅隧道外的大街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人和尸体。隧道口的那只大竹筐也装满了金银首饰。姜吟冰令人将这些东西连同专账送往刘峙公馆，另换上一只大竹筐。“叮当，叮当”，一只只戒指不断被投了进去。
突然，姜吟冰发现担架兵黎二贵拖出一个贵妇人，可这女尸竟无一点首饰。等黎二贵走过去，他派刘吉龙尾随黎二贵进洞看个究竟。黎二贵，贵州桐梓县人，20岁，当了一年的兵，家里是农民。他拖了半天尸体，又累又恶心，可又不敢不干。他见当官的把人家的值钱货都收去了，气愤得很，在心里头日妈日娘乱骂，继而起了盗心：“你他妈拿得，老子也拿得！”刚才他进隧道专门找那有钱的女人的尸体，拖的时候，悄悄将其一个金戒指、两个金耳环取下来揣进了腰包。这一趟完了，他就该换班休息了。他准备再弄一点，出去当他妈的逃兵，回贵州老家去，买2000片瓦，盖间房子，把早已订婚的媳妇娶过来。
正当他动手取女尸的戒指时，刘吉龙从后面用手枪顶住了他的腰眼。
“不准动！哈哈，干得漂亮啊，走！到外面去！”
黎二贵全身冰凉，脑袋嗡嗡作响。他知道刘峙的命令，他知道完了，媳妇娶不着，连小命也丢了。刘吉龙将黎二贵押出隧道，令人将他五花大绑。姜吟冰从他身上搜出戒指和耳环。
“各位，”姜吟冰集合部队，说：“刘总司令有令在先，不怪我姜某心狠手毒。来人啦！将黎二贵给我毙了！”
“砰”地一声枪响，黎二贵倒了下去，倒在那些冤死者之中。拖尸工作一直进行到下午四五点钟，从死者身上取下的金银首饰装了满满两大竹筐。
被拖出者也有没有死的。当事者何顺征回忆：
“嗣后警报解除，经拉尸之人将余由石灰市洞口拖出，余已毫无所知。斯时忽得一线光明，得遇同事聂先生，将余扶至附近炭铺休息，天明始缓步回铺。但法币与账簿终不清得。余铺中有一师弟与余同时被难，较余后出洞门。人虽未死，周身已现浮肿，皮肤转绿，生死难料。”
1941年6月16日《新民报》载：
“某剧院有一收票员，于紧急警报时欲入洞，门者阻之。敌机临空，渠遂冲入。翌晨，遇难于冤死者之伍而陈尸于隧道门外。时适有两友人道过其地，偶一谛视，惊而相语曰：‘此非某某耶？’因立唤车送其赴医院。检查结果，其心犹强，可以不死。遂施以人工治疗，再予药物注射。是人呼吸渐通，但不言不食，僵卧达一昼夜始苏。醒时便询问看护：‘此是何地？我为何在此？’两友趋前告以是夜情状，并庆其复活。其人犹弗肯信，曰：‘我未尝入隧道。我亦未尝闻敌机来袭也。’盖其脑中组织受此剧变，遂举所有一切记忆扫根而除之矣。”
“更有一人出隧道后尚知以姓名寓地告人，斥十金乞苦力负其返家。即入门，其眼光直而向前，视家人如不相识。家人扶之就榻，即酣睡如泥，亦经一昼夜始醒。此人原极活泼，而醒来忽如痴汉，衣食处处需人。迄今一周，尚未复原。此两事言者凿凿，惜当时未详询其姓名举以告读者也。”
当然，在拖出的尸体中，像这样死而复生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真正的尸体。这些尸体除少数由死者的亲朋好友安葬外，全部由防空司令部运尸队用驳船运往江北黑石子掩埋。运尸队从四面八方采购来几百口棺材，又加紧赶制了一些，但还是不够，只得将小孩尸体二具装一棺，另外还用竹子做了一批篾制卧葬具才够用。
三
据拨船公会说，他们总共用船运走棺材及篾制卧葬具共919具。
6月6日，重庆临时参议会绝大多数议员闻讯义愤填膺，要求议长康心如召集临时会议，以便搜集各项资料。
6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启事：“关于防空洞惨祸，六日本报遵令不作评论，而七日各报对此发表意见，本报即撰时评一则，又奉令免登。特向读者致歉。”
6月9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改进防护设备，镇静应付空袭》。社论指出：“前年六月十一日，中山公园隧道发生窒息事件。去年八月十二日又在左营街隧道发生惨剧。今年六月五日再次发生窒息。这是抗战政治中最大的耻辱。”
6月10日，行政院举行第518次会议。各部会长官均出席。除军事外交报告外，渝市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卫生署长金宝善、重庆市长吴国桢列席并报告隧道窒息案情形及善后处理经过。社会部长谷正纲报告防护人员救护情形。
6月11日，《新蜀报》发表社论《窒息案的教训》指出：“凡是较好较大的防空洞都被公家机关占用，不但里面有舒适的座位，上有天花板，壁有木墙，衣铺地板医药卫生消毒救火设备俱全，甚至紧急警报后还有自备发电机照明。时间一长，另有鼓风机换吸新鲜空气。有坐卧阅读之便，无燃死窒息之忧。舒适的享受远超过安全的需要。反之，公共防空洞的情形就不忍言了。读者入过公共防空洞，都身受其苦，我们不必再讲。试问，这种情形合理否？难道公务人员的生命比商人重要？比一般老百姓重要吗？这次四百多人不是死于敌人的炸弹，而是死于防空当局之疏忽。真是事之可痛，无愈此者。”
6月27日，“六·五”事件合葬江北黑石子之尸体被雨水冲走一部分。市府拨款迁坟至高处。
7月3日，大隧道审查委员会公布审查报告：一、救护情形。1. 空袭机构发现窒息时间。（略）2. 实施救护情形。（略）3. 死亡人数。统观各种报告数字，本案死亡人数本会定以992人为最准确（其中包括小孩146人）。重伤送医院的为151人。二、案情分析。1. 气流不畅，洞口位置太坏。2. 案发时洞内躲避人数超过平时。3. 洞内通风机停止工作。4. 主要原因在平时工程设计与设备之不良，在平时与临时管理之无方。
处理结果：军委会免去刘峙重庆防空司令一职，令贺国光兼任；撤去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之职。
同时，防空洞管委会和防空洞工程技术委员会亦提出报告。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案！这就是992个同胞的悲惨故事！特别不会忘记的是他们中间那146个孩子。磁器街、大隧道口水泥掩体上的“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将永远记载这个故事。
安息吧，992个死难同胞。重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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