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小原国芳是20世纪中后期对日本现代教育影响至深的教育家与思想家，他所倡导的“全人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今天的日本教育构架，也为中国当下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参考与启迪。然而，目前中日兩国学界对于小原国芳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与探讨，均停留在从浅表层面上单纯阐释其教学原理，而忽略了在社会时代中的教育家个人经历与体验，对于其教育理念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本论文正是聚焦于此前学术研究的盲区，梳理各历史时期中小原国芳对于战争的认识变迁，从二战期间小原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与妥协、斗争与调适，到战后小原在回忆录中极力为自己粉饰开脱、著述“反战”。本文尝试借助场景还原的历史主义方法，立体地解读作为教育家的小原国芳的战争认识的复杂性。
[关键词] 日本教育；小原国芳；战争认识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4-0102-09
小原国芳是20世纪中后期对日本现代教育影响至深的教育家与思想家，他所倡导的“全人教育”理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现在的日本教育构架，也对当今的中国素质教育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小原国芳所构筑起来的教育理念体系中，最为知名的便是他提倡的“全人教育”理念，即是主张从“德、智、美、圣、健、富”六个方面来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此种促成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构筑了战后日本教育的基本雏形，其倡导的教学模式也已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得到了较为广泛地推行，深刻影响着当今日本青少年教育的基本模式。在日本教育界，小原国芳向来被奉为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全人教育”中的六个方面，除“圣”之教育倡导对学生灌输一定的宗教信仰之外，其余的几个教学方面均与当今中国素质教育所主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概念不谋而合。近年来，国内的教育研究界也逐渐意识到了小原国芳“全人教育”的可借鉴之处，不仅对其理论展开了相应的解读式研究，且在个别办学中开始推行教育实践。对教育家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论开展研究，之于当今中国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目前中日两国对于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念的相关研究，虽在研究手法与倾向上略有不同，但均主要集中在教学过程中具体模式的探讨之上。目前国内尚无研究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论的专题著述。除对小原国芳著述的直接翻译外，涉及小原国芳的学术论文可检索30余篇，大多是对“全人教育”中各项内容的具体阐述，如檀传宝的《“富的教育”及其实现——小原国芳的富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①肖海彬和邵伟德《小原国芳体育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启示》、②檀传宝和杜时忠的《圣育与德育——小原国芳“宗教教育—道德教育”关系思想研究》檀传宝、杜时忠：《圣育与德育——小原国芳“宗教教育—道德教育”关系思想研究》，《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7年第1期。等，均是对“全人教育”主张“德、智、美、圣、健、富”中的“富”、“健”、“圣”、“德”等概念做出解析。此外的一大类别是小原国芳“全人教育”所映射下的“全人教师观”中对教师的发展性要求。比如刘沂青的《小原国芳的教师观及其对成人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刘沂青：《小原国芳的教师观及其对成人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第2期。周雪艳《小原国芳全人教育视野下的师道论》。周雪艳：《小原国芳全人教育视野下的师道论》，《教育探索》 2010年第11期。个别研究成果虽然谈及了小原国芳教育思想形成的源头，也只是提出小原“批判地吸收了西方柏拉图、康德、卢梭、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对裴斯泰洛齐顶礼膜拜，孔夫子的教育思想亦对其影响至深。在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传统和先进的教育思想中，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质。”李谊、蔡文：《碰撞与交融——追溯小原国芳教育思想之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年第1期。目前国内相关学界对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念，肯定其价值与功绩者居多，批判性研究和史学角度解读的成果则较为缺落。至少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从未触及教育家小原国芳的战争认识这样的话题领域。
日本对于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论的研究，较之中国较为细化，但同样停留在阐释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的概念性研究的层面之上，甚少涉及教育家的战争认识研究。日方研究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论的著述，主要仍是以小原国芳本人的著作或自述为主要蓝图，如《小原国芳全集》、小原国芳：《小原国芳全集》，東京：オンデマンド制作，1976年—1980年。 《小原国芳选集》、小原国芳：《小原国芳選集》，東京：玉川大学出版社，1980年。《教育与我的生涯》小原国芳：《教育とわが生涯》，東京：玉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教育一路》小原国芳：《教育一路》，東京：玉川大学出版社，1984年。等。而日方学界的58篇论文成果，大多为小原国芳的门人后辈之作，歌功颂德者居多的情形便可想而知。如坂口浩幸的《关于小原国芳的教育思想》、坂口浩幸：《小原国芳の教育思想について：今日の諸問題の原点を探る》，《教育》 1986年第21期。坪内庸子的《探寻小原国芳的宗教》、坪田庸子：《小原国芳の宗教を探る》，《弘前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1983年第19期。《小原国芳的道德教育》、坪田庸子：《小原国芳の道徳教育》，《弘前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1981年第17期。《小原国芳先生的宗教教育》坪田庸子：《小原国芳先生の宗教教育》，《弘前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1978年第14期。等论述，仅从“全人教育”的理论观点内部谈及细节化的概念，甚少考虑其思想形成的根源所在。也有其他日方学者的论述指出，“小原国芳的道德教育论之于当今日本社会意义重大，其对于道德的要求和自我修养，能够引导人们走出当代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山口圭介：《小原國芳の道徳教育論の性格と今日的意義：混迷する道徳教育からの脱却を目指して》，《玉川大学教育学部全人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2014年。 或是研究小原国芳教育论所界定的教师应有的素质与品德等等不一而足。鈴木貴史：《教員養成課程における教育哲学と教師の人間形成——小原國芳『教育の根本問題としての哲学』を中心として》，《東京福祉大学·大学院紀要》 2010年第2期。 在日方研究成果中唯一论及战争期间小原国芳的是伊藤敏子，也仅仅指出小原国芳大力倡导女子教育，为战后日本妇女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教育准备与前提，并归结为乃小原国芳所做出的“反战贡献”。伊藤敏子：《新教育運動家の戦時体制下教育：小原国芳にみる女子教育へのまなざし》，《教育科学》 2003年第54期。 这样的观点不仅论据不足，且因过于片面而缺乏相应的可信性。日方学界对小原国芳的研究成果，对于其战争认识以及相关问题并未毫无意识，而是缺乏内省式的批判性解读，且刻意回避历史形成问题，以致对小原国芳及其教育理论的探讨与研究缺乏基本的历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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