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历史学、出版学、教育学、社会学几个视角对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脉络、编审制度、学科分类、编辑特征、出版机构、作用功能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成果加以梳理，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和空间都非常大，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深入挖掘。
关键词：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综述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8)03－0049－04
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和教育资料，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实施的载体，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重心由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的不断转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逐渐被当今学界所重视，综合这些研究有助于全景式地回顾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所经历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研究的基本视角与观点
回顾学者对教科书的研究，我们发现对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基本视角。
(一)从历史学角度的研究
(1)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发展整体研究王余光(1984)在研究近代图书发展时，对近代新式教科书的思想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做了简要综合叙述，认为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萌芽于1868年前后，并以1919年为界，将整个近代新式教科书划分为发生与发展两个阶段。王建军(1996)系统研究了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整体脉络。他从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内容分析、出版机构等方面对清末西方教科书的传人、清末自编教科书、民国初期自编教科书三个阶段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中国教科书近代化本质上是近代文化选择的体现物，标志是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毕苑(2004)认为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193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复兴教科书”，将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也在探讨、实验中走向成熟。曲铁华和于桂霞(2006)认为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改革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民初教育改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白话文教材法定性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小学教材由近代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此外，郑逸梅(1986)、周士林和李嘉瑶(1986)、吕达(1994)、熊承涤(1996)、曾天山(1997)、吴洪成(1998)、山人(1998)、齐红深(2002)等都在相关研究中论及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发展概况。
(2)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发展分科研究刘正伟(1997)系统研究了1901—1949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的背景和历程，论及其发展规模、分布及动因，特别对不同时期教科书的案例进行了形态、内容、结构的分析。郑国民(2000)以1895—1935年为时限，对于语文教科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有特色的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李良品(2005)认为由文言文教科书转变为白话文教科书是语文教科书近代化的根本标志，内容的时代性、编排的科学性、读者的普及性是语文教科书近代化的显著特征。石鸥(2008)等从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开始，对中国近代各套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特征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此外，颜禾(1994)、王松泉(2002)、顾黄初和李杏保(2004)、姚冬琳(2004)等也不同程度地探讨了近代语文学科教科书的发展。郑航(2004)对我国1902～1927年间的修身、社会等小学思品教科书的内容及其编排、题材和体裁等作了概述。魏庚人(1987)在研究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时，列举了332种教科书，并对其中的70种教科书作了具体分析。邹振环(2006)研究了晚清同文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的编撰出版。李小兰(2006)研究了清季中国人编日语教科书。马执斌(1997)研究了1862年到1925年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情况，并对第一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考证。史广州(2002)研究了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的背景、出现的经过、体例内容的变革、洋装历史教科书的流行、白话历史教科书的问世等。王友军(2005)对1904—1949年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制体系和编制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还有藏嵘(1983)、苏寿桐(1988)、严志梁(1995)、何成刚和李杰(2005)、李孝迁(2003)、刘中猛(2003)、舒习龙(2006)等对近代历史教科书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王仰之(1991)、倪文君(2006)分析了近代学科形成中的地理教科书。张天白(1990)研究近代出版体育教科书的早期概况，对近代第一本体育教科书进行了考证。此外，王信东(1988)、王兴亮(2004)、陈碧如(2007)、张秀梅(2006)、刘玉玉(2007)等探讨了清末民初乡土教科书的发展。付克(1986)、杨尧(1991)、骆炳贤和何汝鑫(1991)、刘默耕(1998)、刘和新(1999)、孙宏安(2006)等在研究相关学科教育史时提及教科书的一些情况。
(二)从出版学角度的研究
(1)教科书出版及其机构研究徐柏容(1990)认为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出版可以分为滥觞、发展与竞争、国定本三个阶段。陈剑华(1998)认为近代外国在华传教士编写出版教科书的历史可分为萌芽、高潮、渐减和结束三个阶段。张雪峰(2005)将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活动分为教会教科书和国人自编教科书两个阶段。韩文宁(2000)、王建辉(2001)对近代教科书的出版机构进行概述。里明(1990)、金娃(1999)对晚清教科书的编辑进行了述评。吴赟(2002)研究了晚清教科书出版主体、教科书编辑宗旨、方法和体例及教科书流通等。黄新宪(1995)、王宏凯(1998)重点研究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出版教科书的情况。张运君(2003)研究了京师大学堂译介教科书及其重要意义。钱炳寰(1997)、庞学栋(2003)、周秋利(2003)研究了解放前各大书局教科书出版的竞争情况，并围绕其积极与消极影响展开了论述。林静(1994)、张蓉(2001)研究了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科书的出版。宋军令(2003)认为商务印书馆领导着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潮流，并为其他书局培养了大批教科书出版人才，堪称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母机”。史春风从国文(语)和历史教科书谈起，对商务印书馆近代教科书出版原则、出版思想等进行了研究。周其厚(2005)、吴永贵(2007)研究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编写出版。王久安(1994)研究开明书店教科书出版情况。另外，徐冰(1998)、史洛(2001)等研究了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与日本的关系。
(2)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审定和供应
吴洪成(1990)对清末部编教科书及其审定进行了专题研究。顾长声(1991)、李华兴(1997)、关晓红(2000)、高黎平(2006)、杨禾丰(2006)等在相关研究中涉及到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编审情况。荣远(2004)研究了张元济教科书编辑思想。徐超富、何宗旺(2004)研究了蒋维乔在近代教材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王建辉(2000)研究了庄俞的教科书编撰思想。张人凤(1997)概述了《最新教科书》的编撰内容和特点。王骧(1994)介绍了张其昀编写的《高中本国地理教科书》。韦庆嫒(1999)就何柄松编撰的《新时代外国史教科书》，探讨了他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思想。孙景峰(2001)研究了陶行知教材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特别提及《平民千字课》。齐国华(1994)、权佳果(1998)以《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例，研究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贺金林(2006)认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体制经历了从审定制到国定制与审定制交互并行的转变过程。曾凡菊和贺金林(2005)研究了抗战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周朝民(1983)研究了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20世纪初历史教科书编撰具有“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的特点，并对历史教科书的章节体编撰体裁进行了研究。张怀宁(1997)论及近代历史教科书的章节体编排。倪文君(2006)对清末国人自编地理教科书的框架结构、表述方法、内容观点及其同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内在联系做了深入的分析。
(三)从教育学角度的研究
富兵(1995)分析了1927—1937年我国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的内容和编写。怦漫(1992)研究了近代数学教材中的词汇与观点，认为外来语在阐述数学观点时要符合论述范畴。金黄(2000)对《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下)》内容进行了概述。何成刚、李美(2004)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天国运动。屈六生(2004)在探讨清末满语新词语的构词特点时，评述了《满蒙汉三合教科书》。王全来、曹术存(2004)对《笔算数学》内容进行了探析，并与《数学启蒙》进行了比较。赵梅(2006)具体分析了清末以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中的美国形象。杨和平和吴月欣(2006)、余丹红(2006)具体研究黄自的《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基本内容。段发明(2007)对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进行了教育学解释。
(四)从社会学角度的研究
Joan Judge(2001)从改造国家的角度对晚清教科书及国民读本进行了研究。毕苑(2005)认为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认为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吴小鸥(2007)认为清末民国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策源地，并分析了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原因、途径和方式、程度等。曹琴仙和吴洪成(2004)认为白话文教材开始成为传播现代语言的工具，开始注重传播现代思想。赵献春和潘斌军(2005)对近代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等进行了研究。杨慧慧(2006)叙述了学部编译、审定教科书的各项活动以及学部编审教科书所引起的社会效应等。韩立萍(2006)认为伪满历史教科书是典型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刘超(2005)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民族的溯源问题。他还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对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的由顾颉刚和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程美宝(2003)以广东乡土教材为例，研究了清末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二、研究现状评析
解读近年来众多学者对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研究，对我们有极大启发意义，使我们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有迹可循。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和空间都非常大，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深入挖掘。
首先，从研究视角看，历史学与出版学的研究较多，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较少。
目前，人们多从历史学与图书出版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发生发展进行时间梳理，其中关于近代教科书庞大的编撰群体及其特性的研究很少。另外，中国近代教育几乎是于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携手并进”的，教育学应该是近代教科书研究的重要维度。笔者发现，对于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是否注重为教学服务的属性、是否与儿童身体心理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课程标准吻合等方面的研究极少。同理，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几乎与近代社会发展“互为因果”，而对其巨大的启蒙作用的研究极为缺乏。
其次，从研究阶段看，清末民初的研究较多，而民国中后期研究，特别是不同体制背景下教科书发展的研究较少。
由于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作为社会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关联的重要文本，大多数研究比较集中于这一时间段，而对于民国中后期多种体制并存下教科书多样化发展的研究较少，当时既有国统区教科书党化教科书的强化与统一，也有伪满洲国教科书奴化教科书以及汪伪教科书的篡改及发行。并且在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其编撰出版都具有极大的特色和意义，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学科类型看，历史和语文等人文社会类教科书研究较多，科学等自然科学类及实用技术类教科书研究较少。
毫无疑问，人文社会类学科教科书是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文本，本质上就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近年来对历史学科、语文学科教科书的研究也较多，相对而言，政治(包括修身、社会、公民、党义、三民主义等)、地理、外语教科书的研究较弱。而且与现代科学理性直接启蒙相关的自然科学类教科书，如小学自然与常识。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教科书研究较少，它们一般是在研究学科教育史中附带研究的。另外，20世纪初全国掀起了乡土教科书和女子教科书编辑出版热潮，且出现大量的实用技术类学科教科书，如有专门的商业教科书、农业教科书、手工教科书等，对此目前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第四，从研究方法看，立足于第二手资料的研究较多，而立足于教科书文本的实证研究较少。
由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卷帙浩繁，且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从而导致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影响了教科书研究的质量。有些研究甚至出现一错百错的现象，如南洋公学1897年编撰出版的《蒙学课本》三编，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写到“第一编第一课是‘燕、雀、鸡、鹅之属日禽……”’，而笔者所见该书初编第1课内容为“天、地、日、月、山、水；天地、日月、山水”，两者出入较大。还有关于学部第一次审定教科书的情况，一般认为“这次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54种，文明书局出版的有30种，直隶学务处出版的有10种，南洋公学出版的有4种，时中书局出版的有1种，化固小学编辑的有1种，武昌图书馆编辑的有1种，原书目未注明出处的有1种”。而实际上这次审定颁行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种门类174种，各书局审定情况为：文明书局出版的有84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71种、直隶学务处出版的有10种、南洋公学出版的有2种、蒋著修身4种、时中书局有1种、苏州化固学堂有1种、武昌图书馆有1种。仔细对照，笔者发现在以往研究中，还有许多错误出现，有待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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