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宗教与仪式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近代以来涌现的大批西方汉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某些片段进行细致、长期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解释中国人的信仰和实践。由美国汉学家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是一本集结了20世纪50-70年代以来十五位西方学者在台湾与香港等地关于中国宗教与仪式研究成果的著作，从该书收录的文章来看，中国宗教与仪式的多样性和整体性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而在多样性和整体性背后所展现的宗教的秩序与帝国的隐喻是学者们的最终共识。
[关键词]民间信仰；宗教仪式；帝国隐喻；《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4-0039-08
自19世纪中国大门被西方打开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带回大量关于中国文明的信息，进而让西方感觉中国文明那层薄如蝉翼的面纱更加隐约而欲求探索之心。20世纪30-40年代以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学者对中国经济、亲属制度、信仰仪式等方面的研究开启了社会人类学汉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50-70年代以来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为代表的学者从海外华人、明清史料或者以进入香港、台湾等地区进行田野的方式将汉学人类学研究推向顶峰。[1]（P.15）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研究开始转向逐渐开放的大陆地区，研究兴趣点也从东南和华北的宗族与宗教仪式研究转向族群与民族研究。不同时期我们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代表了不同时期我们被世界的认知程度，而我们被世界理解的高度也代表了我们对自己理解的高度。
本书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20世纪50-70年代西方汉学家们通过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宗教与仪式研究①，那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由于在“文革”的影响之下进行学科调整而忽视了汉人社会的研究，大多民间信仰也因被定位于封建迷信而被学界所忽视。当后来我们有更多机会读到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能更多地与国外研究者进行交流的同时，不仅看到了国外同行对中国民间信仰有着非凡的洞见，更是意识到应该将中国民间信仰放到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意义体系中进行理解与阐释，因为这些信仰与仪式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更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场景再现。正如杨庆堃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宗教无处不在，既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又以社区的集体活动为特征，还通过天命信仰使宗教与政治伦理结合在一起。[2]（P.4）
一、中国社会中宗教与仪式的总体性与差异性
无论是20世纪前期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全方位研究还是中期转向到台湾与香港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的宗教与仪式一直以来都是令西方学者困惑也是最令西方学者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之一。中国民间信仰中的超自然存在数目繁多，每个社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但是这些超自然存在及其信仰背后都存在一套固有的秩序，而这个秩序大致与尘世间真实的社会秩序相符。正如武雅士（Arthur Wolf）在开篇的前言中便如是讲道：“从台湾到香港，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宗教和阶级上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何去阐释这些差异就成了本书的主题之一”。[3]（P.1）武雅士还意味深长的叮嘱读者不要期待能够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中国宗教研究经验的全部范围，因为本书仅仅提供了一个局限于近来中国单一领域的研究视角而已。
武雅士开篇的叮嘱让我们为即将看到的学者们所呈现的中国宗教与仪式的差异性做足了思想准备，从学者们的研究报道中也的确如此：当各自作为地方研究专家的学者们在听到本书所包括的其他论文讨论时，所感受到的就好像是一次田野访谈。史密斯（Robert Smith）作为一位日本宗教研究专家，他在后记中深切体会到中国民间信仰的差异性是如此之大，在香港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对研究台湾的学者表达出了质疑，了解台湾北部的学者对听到源自台湾南部的报道表示诧异，有人甚至怀疑别人跟自己不都是在研究中国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深受如此多样的差异性所迷惑。[4] （P.341）史密斯所惊叹的多样性是与支持中国宗教整体性研究的弗里德曼的对话中展开，两位学者的对话中各自争论的焦点——中国宗教的整体性与多样性——自然也成为本书研究和讨论的焦点之一。
弗里德曼是一位坚定地将中国宗教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的追随者，更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倡导者。他梳理了从高延（J·J·M·D·Groot）到葛兰言（Marcel Granet）再到杨庆堃（C·K·Yang）的系列研究，认为这些研究中都存在着一个将中国宗教看做一个单一实体的宗教社会学传统。因此，弗里德曼便树立了要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建言的宏伟目标，他进一步从“中国宗教作为一个体系确实存在”[5]（P.21）的假设出发，认为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实践并非随意堆积的元素的集合，在观念、实践与组织层面都存在着一个中国宗教体系，这个体系中存在某种秩序使得我们能够跨越庞大的、表面上异质的信仰仪式来发现观念的支配性原则。弗里德曼同时也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恰当地将中国宗教视为一个整体？中国的精英宗教和大众宗教依靠着共同的基础，它们各自代表着同一宗教的不同版本，而每一种信仰形式都可能会转化成精英阶层的信仰和仪式。弗里德曼强调透过中国宗教与仪式表面的差异化现象进而探讨背后的基本原则和秩序，对这些原则和秩序的探讨才能够将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弗里德曼提出“存在一种中国宗教”的研究主张，却没有表述这种宗教到底包括什么内涵、是否被中国社会各界所接受，更遗憾的是他也没有指出这种宗教背后的秩序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宗教时需要站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思路上深思的问题。
史密斯是诸多学者中对中国宗教与仪式的多样性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直接表达了理解差异性的重要性涉及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在大多数人所生活的整体图景而非常渺小的一部分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差异而不是回避它成为问题的关键，批评那些无视差异而专注于宏观图景的研究只不过是在做最简单的事罢了。史密斯在对一些学者的研究进行简短回顾与总结后，引发了一个具启发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尝试去分析这些差异性问题？他引出自己在日本的研究发现：尽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尝试使日本人的生活标准化和同质化，但是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留了本土文化的特征，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元素相结合，在宗教信仰与仪式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4]（P.341-352）但是，遗憾的是史密斯在这里并没有再继续深入，也没有为我们呈现具体该如何去阐释这些多样性问题以及该有怎样的理论关怀，他只是以一句“我不知道顺着这个研究方向，将得出怎么样的成果”草草收尾，多少有些让人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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