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1889～1962)是我国杰出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剧作家、导演，也是位戏剧教育家、戏剧理论家、电影艺术家。他一生当过六年业余演员，十六年职业演员；创作过二十多个话剧剧本。三十个戏曲剧本和一个舞剧剧本；导演过话剧、歌剧、京剧和地方戏曲七十余个，编导过九部影片，前后主办过十三年戏剧学校，出版著作十余种。欧阳予倩为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戏剧艺术，艰苦奋斗了一生，为中国艺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欧阳予倩出生于湖南，终老于北京，他五十五年的艺术生涯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段时间正是他闪光的青壮年时代。上海是他艰苦创业，从事戏剧活动，施展艺术才华的主要场所，上海滩的文坛、舞台、摄影棚里到处留下了他的艺术足迹。
下海搭班唱京戏
欧阳予倩1889年5月1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十二岁随祖父到北京求学，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7年加入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等组织的春柳社，这是我国话剧初创阶段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同年6月，欧阳予倩首次登台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扮演美国绅士解培尔的儿子小乔治。
1912年，已回国的欧阳予倩应原春柳社成员陆镜若之邀到上海，参加了大陆组织的新剧同志会，在大舞台演出《家庭恩怨记》，他饰演小桃红一角。欧阳予倩不仅喜爱话剧，而且更醉心于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他十二岁时在北京读书时就迷上了谭鑫培的京剧和杨小朵的梆子。到上海后，他一面演新剧，一面学习京戏。他并非科班出身，演京戏完全是自学成材。开始他到处寻师访友，什么行当都学。后来发现自己的嗓音不适合唱老生、花脸，而适宜于唱青衣，这才专攻青衣。过了两三年，由吴我尊介绍，他认识了丹桂第一台的京剧名旦筱喜禄(即陈祥云)，开始比较正规地学戏。既练习唱、念、做、打各门基本功，又学了整出戏《彩楼配》、《宇宙锋》。他学戏非常勤奋，当时他住的地方人多，不好大声练唱，他就在被窝里头轻轻地哼。他眼睛近视，就每天练眼神，清早用淡盐水洗眼睛，练转眼珠，用手划圆圈，眼睛跟着转。其时他认识了当时在上海执青衣界牛耳的江梦花以及吴彩霞、林绍琴等角儿，受到不少教益。他还向水上飘、周福喜学《破洪州》、《虹霓关》等刀马旦的戏目，跟武术家米剑华学单剑、双剑，他还努力学京剧旦角的跷功等。1912年在大舞台演话剧《家庭恩怨记》时，就在剧中加唱了一段《御碑亭》，引起了行内外人士的瞩目。
欧阳予倩是世家子弟、留日学生，却毅然投身于戏剧事业，并且学当时被人看不起的京戏。他的举动引起了家庭的反对和亲朋的非议。这时，只有他的夫人刘韵秋理解他、支持他。他和刘韵秋虽然是旧式婚姻，但两人倒是志同道合，爱情甚为深厚。有一次在各种压力下，刘韵秋写信委婉地劝他回家。他回信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1912年年底家里催得紧，他才回家。临上船前，还在张家花园演了一出京戏《宇宙锋》，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演京戏，竟一炮打响，获得了成功。
1914年，陆镜若租下外滩谋得利戏馆，用“春柳剧场”名义演出新剧，团体仍用新剧同志会的名称，欧阳开予倩也参加了。演出的剧目有《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热血》、《鸳鸯剑》等。欧阳予倩什么角色都扮，如风流活泼的女子、泼妇、坏女人，由于他演技好，声名渐振。这一时期，他还开始了戏曲剧本的创作。1914年冬，他编写并演出了《大闹宁国府》，1915年春，他与杨尘因、张冥飞合编了京剧《黛玉葬花》。
当时演员都时行交际、打扮和应酬，可是欧阳予倩却不喜炊交际与应酬，他每天忙于练戏和读书。他生活简朴，对穿着毫不讲究。那时他老是穿一件黄色团花袍，还是用祖父的箭衣改制的，因此有人称他为“黄袍怪”。春柳社追求严肃的艺术，但并不卖座。1915年因负债过多，只得解散。春柳的戏剧活动对我国话剧艺术起了重要的启蒙和先导作用。
1915年夏，欧阳予倩应西湖舞台之聘到杭州，与吴我尊、周剑云演出新戏《神圣的爱》，他还编写了倡导爱国的《卧薪尝胆》。这年秋天，欧阳予倩回到上海，恰逢梅兰芳第二次到沪演出，欧阳予倩得以与梅兰芳结识，两人相见恨晚。
1915年冬，欧阳予倩瞒着家里人，把夫人韵秋接到了上海。在梅白格路(今新昌路)祥康里租耕租了几件家具，成立了小家庭。
1916年春，欧阳予倩搭了丹桂第一台，与周信芳、冯子和、吴彩霞同班，大概半年时间。欧阳予倩与周信芳艺术志趣相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1918年，欧阳予倩又进九亩地新舞台演出。
欧阳予倩在丹桂第一台、笑舞台、新舞台演出，带给了京戏舞台一股清新的空气，他的声名也因此越来越振，遂有“南欧北梅”之誉。当时上海有些阔太太、阔小姐常来纠缠，有的甚至当面说他们夫妻不和。这时予倩义正辞严地回答道：“不，我和夫人很和睦。”他珍惜自己和夫人的感情，也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因此他无心交际应酬，非常决绝地摆脱了这些纠缠和干扰，而是专心致志于艺术的精进和戏剧的改革。
1918年，他在上海日本人办的《讼报》上发表了《予之戏剧改良观》—文。当时他情绪比较低沉，深感“今日之剧界腐败极矣。”并说“吾敢言中国无戏剧，故不得其位置也。”文章受到“五四”以来虚无主义观点的某些影响，然而它表现了欧阳予倩对戏剧现状的忧虑和不满，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改革主张：一是剧本“贵能以浅显之文字。发挥优美之思想。”二是“须养成演剧之人才”，主张组织俳优养成所，募集十三四岁学童训练之。他的这些主张受到了南通实业家张骞的关注。张謇崇尚教育救国，早就着意办戏校、建剧场，他曾邀请梅兰芳主持此事，但梅兰芳感到自己的长处不在这一方面，故而婉言谢绝张謇的邀请。现在张謇觉得欧阳予倩是合适的人选，1919年，张謇派人到上海来邀请欧阳予倩。同年7月，欧阳接受邀请去南通，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这是我国第一所新型的京剧学校。他还创建了更俗剧场，编演了《人面桃花》、《长生殿》，《哀鸿泪》等剧。在更俗剧场，欧阳予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了《思凡》、《琴挑》，在京剧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1922年春，欧阳予倩离开南通回上海。在亦舞台先后与余叔岩、马连良搭班演出。那时他想积点钱到外国读几年书，专攻戏剧文学，但亦舞台的收入只够抵以前的亏空，因此，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在此期间，他认识了田汉、洪深，参加了戏剧协社。
舞台银幕任驰骋
1926年，电影导演卜万苍拉欧阳予倩同进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编辑。他编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玉洁冰清》，表现对唯利是图的市侩的憎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欧阳予倩自饰市侩钱维
德。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常到银号里观察掌柜的神态动作。这部影片曾在苏州太湖洞庭山拍摄外景。他渐渐学到了一些摄影场的知识，并经常到暗房看洗片印片，学习影片剪接。后来他在《电影半路出家记》里说：“《玉洁冰清》拍完，我算是上了电影的第一课。”
1926年8月，他又编导了《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两部电影。前者是写中国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原来戏中慧贞被婆婆赶回娘家，爱上了另一个人，组织了小家庭。但公司从生意眼出发，改成了大团圆。这是欧阳予倩第一次当电影导演。《天涯歌女》写著名女演员李凌霄，因不肯嫁给劣绅张嗣武，横遭迫害，以至流落街头，冻死雪中。他是以对军阀统治极为愤怒的心情来写作此剧的，目的是“想替一些被压迫者说一句公平话。”
1927年欧阳予倩离开民新影片公司，又在上海大舞台搭班演出。但当时大舞台为了招徕观众，崇尚场子热闹火爆，唱腔要求高而长，欧阳予倩编的戏不合他们的胃口，他自己说也只是混混罢了。这时，正好田汉约他到南京办国民剧场，他就辞班而去。
1927年冬，欧阳予倩在上海参加了田汉主持的南国社。当时南国社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小剧场举行“鱼龙会”演出。田汉说：“我们这些人是鱼，就请两条龙来。周信芳、欧阳予倩，他们是京剧名角。”“鱼龙会”的第一天就演出欧阳予倩编写的六幕京剧《潘金莲》，周信芳饰武松，欧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周五宝、唐愧秋、唐叔明也参加演出，这是京剧演员与话剧演员同台演出的一次盛举。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为一个叛逆女性来描写。当武松举刀欲剜潘金莲之心时，潘金莲挺胸跑近武松，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时藏在这里，可冷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罢，让我多多地亲近你。”演出时，反应很强烈。田汉看了戏，对欧阳予倩说：“我听到那段最后的台词，我完全陶醉了。”著名画家徐悲鸿看完戏后，题词曰：“翻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人情人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
从1928年开始，欧阳予倩脱离舞台。1929年至1931年，欧阳予倩应约到广州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欧阳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一文中说：“我从编《潘金莲》起，创作思想有所转变，写出了一些些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短剧”。如1929年写的《屏风后》、《买卖》、《车夫之家》等，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辛辣地讽刺了伪善的老绅士、干尽丑事的党国要人，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1931年、1932年又先后创作了《李团长之死》，《同住三家人》、《不要忘了》等戏，表现，抗日的主题。“一·二八”事变的刺激，使他的思想向前跨了一步，认识到只有工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4年秋，欧阳予倩再次从事电影编导，为新华影业公司编导了《新桃花扇》。这部片子写北伐时期革命青年方与民和女演员谢素芳悲欢离合的故事，揭露了军阀的凶恶面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便一直和地下党员一起活动。
战火纷飞铸青春
我国戏剧运动的发展是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相联系的，许多戏剧家自觉地把戏剧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欧阳予倩就是这样一位革命戏剧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尤为鲜明。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10月，田汉、夏衍、阳翰笙、欧阳予倩等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协会下设话剧部和歌剧(即京剧)部。1937年11月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后上海沦为孤岛。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奔向前线和农村宣传抗日。其中五个队辗转到达武汉，后来与一些进步演剧团体改编成十个抗敌演剧队。欧阳予倩和周信芳被留下来，在孤岛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末，欧阳予倩组织了京剧团体中华剧团，成员有欧阳予倩、金素琴、金素雯、葛次江、张彦堃、李吉来等，剧团鲜明地打出“改良平剧运动”的旗号。中华剧团和周信芳领导的移风社轮流在卡尔登戏院演出。周信芳主要演出《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历史剧。中华剧团于1937年底首演了欧阳予倩编写的京剧《渔夫恨》、《梁红玉》等戏；1938年初夏，中华剧团又和更新舞台基本演员合作演出了由欧阳予倩改编的历史剧《桃花扇》。欧阳予倩是怀着满腔的忧愤之情编演这些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剧目的，目的很明确，“都是为了抗战作宣传”。他编演的《梁红玉》塑造了一位抗金女将的英雄形象，她勇敢热情，足智多谋，善用策略。当金兀术派军师哈米蚩到宋营谈判要求割地时，梁红玉义正词严地说：“什么?要我们让出这一带地方?自古以来，那里就是我们中原的领土。身为武将，守土有责，寸土不让……”最后一场，为了打退侵略军，梁红玉下令，打开兵器库，武装百姓，共同把金兵赶出黄天荡。《桃花扇》则是通过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这些爱国艺人，热情歌颂了他们的崇高气节；另一方面把杨文聪刻画成一个两面派的人物。作者借题发挥，一方面强烈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一方面对投降派进行无情的揭露。这些戏以爱国抗敌的积极主题，发挥了鼓舞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由于这些戏显露出战斗的锋芒，因此受到敌寇的注意和汉奸的迫害。不久，欧阳被迫离开上海去桂林、香港。
这一时期，欧阳予倩的创作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停留在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怜悯，而是鼓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以阶级和集体的力量与侵略者、统治者进行斗争，争取解放。在党的教育和时代洪流的推进下，欧阳予倩的思想开始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飞跃。
1938年7、8月间，上海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到香港请欧阳予倩为他们公司编写电影剧本。欧阳予倩编写了《木兰从军》。他本想把木兰作为一个反封建的女性，写成悲剧，但考虑到宣传抗战，鼓舞人心，便着重写她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英勇和智慧。1939年春，影片放映，盛况空前，打破了卖座记录，影片中的插曲《月亮在那里》一时风靡沪上。这一时期他还写过独幕话剧《战地鸳鸯》、电影剧本《开天辟地》等。
欧阳予倩在桂林期间曾担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领导桂剧改革。还参与领导举办了第一届西南剧展。
1946年欧阳予倩回到上海，为昆仑影业公司编写了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表达了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向往革命的心情。影片中穿插了好几首抗日进步歌曲。他还帮助新中国剧社排戏，在上海戏剧学校教课。1947年1月他与新中国剧社一起到台湾演出了《桃花扇》、《郑成功》、《日出》、《牛郎织女》四个戏，前三个戏均由他导演。观众反应很好，但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反感。由于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剧社回到上海。后剧社被迫解散。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拉他去当导演，他推掉了。在一次纪念“戏剧节”的宴会上，有人大谈要编“‘勘乱戏’”，他中途托故退席。
上海待不下去，1947年他又去香港，先后在永华影业公司、大光明影片公司拍片。1948年11月为南群影片公司拍摄了《恋爱之道》。内容写一个知识分子从大革命到抗战的生活经历，阐明了恋爱与革命的关系。拍摄期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土崩瓦解。欧阳予倩心情极为兴奋，他在特刊上写道：“当这片子在观众面前放映的时候，一个新中国已经不是希望和理想，而是现实，铁的现实了!”他工作很紧张，一连干了几个通宵。影片拍完，在剪接期间，果然北京解放了。当时有人请他到美国去讲学，还有人想给他组织一个京剧团到美国去演出。可是他不去。他的态度很坚决：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欧阳予倩终于到达北京，这一年7月他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委会主任。从此他的艺术活动场所从上海移至北京。他先后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舞协主席等职务，成为全国文艺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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