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6月11日因明专业委员会筹备期间，中国社科院的刘培育先生和我到任继愈先生家拜访。任先生的住处闹中取静，厅堂似乎只有三样东西：鸟语、花香与藏书。先生晚年身体多有不适，日常起居多由保姆照顾，但是藏书多由自己打理。没有过多的寒暄，先生与我们相谈甚欢。谈话的内容是关于一门叫做因明的绝学，那也是我的毕生所学。
“因”指原因、根据和理由；“明”指知识、智慧、学问。“因明”合起来解释是指佛教的知识论、逻辑和论辩学的三合体。因明学是古代印度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名辩学、西方的逻辑学并称为三大逻辑体系。因明传入中国较早，但国人真正了解因明这门学问，是从唐玄奘《因明入正理论》开始的，以后印度近百部因明著作传入我国中原、西藏、蒙古等地，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中华民族在保存因明资料、注疏因明经论和研究因明义理方面都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中国被誉为“因明的第二故乡”。
藏传因明随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并由此自成一派，因特别注重知识论的内容，又称“藏传量论”或简称量学、量论。千百年来藏传因明论师辈出，论著无数，并世代相传。当今世界因明研究，其学者之众、论著之多、研究之精莫过于藏传因明。汉传因明，唐代初期在传播、翻译、注疏因明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玄奘建立汉传因明体系，形成因明的“玄奘学派”，因明在汉地盛极一时，并东渐日本、朝鲜；宋元以后，因明典籍逐渐亡佚，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至晚清1896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创办金陵刻经处，刻经译经，培养人才，打开了因明复兴之路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以社科院《要报》的形式对新时期的因明研究发出呼吁：“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当时陈云同志对这份《要报》作了批示，指出抢救因明极其重要。同时，我国政府把因明列为抢救学科，提倡进一步深入因明研究。进入21世纪，三次因明学术会议先后召开，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因明》杂志创刊，汉藏蒙学者联合申报课题，发表众多学术成果，举办因明培训班和梵文培训班等。印度、奥地利、日本都有因明研究成果，因明研究已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
关于因明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任继愈先生一直予以肯定。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中国古代学者为因明的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明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因明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活力，还可以提高国人的逻辑素养，更可以在促进民族团结、两岸沟通，以及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一再强调要学藏学“首先要学因明”，而且指出“这是一门必修课”。任先生指出一定要把因明放入教学中，让更多的人认识因明，同时指出因明教育需要的不仅是资金，也需要考虑“教育方法”和“方式”，给目前的因明教育指明了方向。
任先生十分关注因明学的发展，支持后辈研习因明，对于因明的发展寄予厚望。对于青年的治学，任先生批评了不懂知识却盲目写文章的现象，希望因明“快出成果”、“出人才”的同时告诫广大青年这是“艰苦的一个工作”，“得耐得住寂寞才行”，“得吃几年苦”。关于做学问，任先生说这“是个基本功，很需要”，对做学问的方法，任先生又指出一定“要看原著”才能得其真谛。任先生在送我们出来后，再三嘱咐会议论文集出来后一定送他一本。当年年底我们要送论文集过去时，先生又担心路太远，让我们直接送到秘书李劲处，等到单位时，再由他转交。记得之后在一次与先生通电话时，他还不忘让我们呼吁把因明放入大学教育中。
任先生积极鼓励、指导学生梅徳愚做因明研究。梅徳愚先生于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一年级时曾选修逻辑课，老师是王宪钧先生。1949年转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是必修课，中国哲学史老师是任继愈先生，西方哲学史老师是贺麟先生。他还旁听了贺麟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小逻辑》。梅先生1989年退休，1991年至1992年返聘。1993年参加任继愈先生所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工作。1997年以后5年间，他在北京协助任继愈先生审读《佛教大辞典》全部书稿（《佛教大辞典》中关于“因明”的辞条，其中“佛教大事表”是梅徳愚先生写的）。2003年以后，又曾参加《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工作。
《瑞源记》是关于《因明大疏》的一部极有价值的集注性著作。此书已是绝版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有一本藏书，是任先生写了介绍信给了分馆馆长，梅先生才能得以复印一本。上海郑伟宏先生所著《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佛家逻辑通论》两书，郑先生寄赠给任先生，任先生转送给梅先生。熊十力先生《因明大疏删注》，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一卷中，是任先生的秘书从国家图书馆中借出，让梅先生得以复印一本。
得知梅先生将窥基《因明疏》译作现代汉语并加注释后，任先生高兴地写信称赞：“知您在译窥基的《因明疏》，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当年熊先生青年时，做过《因明大疏删注》，这也是学习的一种基本功。您不怕困难，有志于此，甚好。如做到一定数量，可以把译文及原书（复印件）寄来看看，如有可能，找一个出版社出版。对青年学习佛教因明者，也是一种参考书。”
在撰写《因明大疏校释》过程中，梅先生遇到了一些问题，曾写信向任先生请教。例如，对于生因（智生因、义生因、言生因）和了因（智了因、义了因、言了因），有的著作，称为广义的因。梅先生不想采用这种说法。依据陈那《理门论》所说：“今此唯依证了因故，但由智力了所义，非由生因，由能起用。”同一“所作性”因，立论者所生，称为生因，故论者能理解，称为了因。“所作性”以外，别无他因。“秦皇岛”一般指海港区，广义指三区四县。“广义的因”这一说法，可能产生误会，所以他在书中没有采用这一说法。任先生回信，表示支持，并鼓励梅先生保持认真读书的习惯。
信中还说：“我常以‘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自勉。最近又把《老子》重译了一遍，自认为比前几次平实了，也更接近老子的原旨了。”半年后，任先生所著《老子绎读》出版。在任先生的鼓励和关注中，梅徳愚《因明大疏校释》完成第三稿，并在2008年10月11日将书稿全部寄给中华书局，并在12月19日收到任先生寄来题写的书名。梅先生对任先生一直以来的帮助十分感激，他曾说：“在《因明大疏校释》中对于因三相中的第二相，我是依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中的解释，加以说明得到的。”
在第一次拜访任继愈先生时，任先生曾告诉我，他的学生梅徳愚也在秦皇岛研究因明，希望我们之间积极沟通，共同致力于因明学的研究。得知这一消息，我十分激动，日夜盼望能和梅先生见面。缘分使然，后经打听，梅先生和我在同一个按摩所做康复按摩。在所里我与梅先生就因明问题进行几次长谈，畅谈后意犹未尽，于是我亲自将梅先生送到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05年的一天，梅先生的女儿沈晓梅对他说，她在燕山大学的同事、逻辑学教授张忠义先生带研究生，要求逻辑学研究生学习因明，阅读唐代窥基所著的《因明大疏》。但此书是文言文，有的研究生阅读有些困难。为了给年轻人多提供点方便，梅先生开始着手撰写《因明大疏校释》。
《因明大疏校释》正式出版后，梅先生女儿就给我送来一套。收到这两本厚厚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我知道由于人微言轻，我积极推荐《因明大疏校释》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但《因明大疏》是学习因明的必读书，在专家们的影响下，号称绝学的因明会有人去学习、研究、传播。
我在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曾想请任先生为我题写书名，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刘培育先生和我都请任先生为我主办的《因明》杂志题字，先生也谢绝了。但是，在获悉中国第四届因明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时，任先生特寄来题为“继往开来，更进一步”的贺信。贺信指出：“近30年来，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因明在我国又开始复兴。我希望因明界的朋友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肯定了国人对弘扬因明的重要贡献，并简要回顾了因明的研究历史，鼓励并希望广大“因明界的朋友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因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我们本打算召开因明会议，请任先生提一些意见，先生建议我们将会议时间改在奥运会之后，这样以免给有些先生前来参会带来麻烦，影响会议质量，先生对后辈治学之关切入微尽显其中。
2008年10月30日，我带领学生再次拜访了任先生。任先生一生待人诚恳，他尊重每一位来访者，并十分关心后备人才的成长。记得那天没有事先预约，我们从因明顾问欧阳中石家送完书后，冒昧地拜访了身患重病的任先生。我们去的时候任先生不在，保姆给他打了电话。他只嘱咐了保姆一件事，屋里的书我们可以随意取随意看。不久先生便回来了。
没有过多的寒暄，任先生与我相谈甚欢。先生总不忘对在一旁记录的我的学生刘纯说：“喝水、喝水。”忘记是谈到一个什么专业问题时，任先生缓缓侧过头来对刘纯说：“小伙子，你看这个问题这么理解怎样？”刘纯连忙答道：“先生此言极是。”“年轻人，我们老了，脑子肯定不如你们灵光，不要迷信我们的话，要勤于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我们充其量能给你们把把关。”
刘纯后来出版了《因明采薇》一书，并考取了南开大学逻辑学的博士生，继续从事因明的研究工作，并参加了由刘培育先生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此外还有我的三名学生参加）。刘培育先生现在是“百年因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因明绝学学科学术负责人，培养了三名因明学博士、一名因明学博士后。这些求学道路上的风景，不能说与那次拜访任先生的经历没有关系。任先生那坚毅的目光，也是我们继续从事因明研究工作的一盏明灯。
言谈间，我们得知任先生是刚从医院出来就马不停蹄地奔向中国社科院，与同事商谈工作事宜，随后又不知疲倦地赶到家中接见我们，着实令人感动。其实以任先生的身份和地位，即使以身体有恙为由回绝我们两位贸然来访的客人，我们也不觉得怎样。但是任先生不仅没那么做，反而热情地接待我们，丝毫没有不悦或居高临下之意。他认真地听取我们讲话，而且每每回应以“是”、“对”、“嗯”之语，以表示对我们说话的注意。当我说到像玄奘搞译场一样，集中各方面人才，如懂梵语的，懂藏文的，搞因明的，懂古汉语的……把这方方面面的人才凑在一起，我国因明事业就能在世界上领先。任先生听后连说了三个“对”字。现在回想起来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无限缅怀。
期间，保姆送来一杯热茶，她说任先生已经一个上午没有喝水了。当时我们深感内疚，觉得自己的到来占用了先生宝贵的休息时间。但任先生随即所做的事令我们非常感动。任先生询问保姆：“客人有没有？”直到得知我们面前都有水后，他才端起水杯，边喝边听我们说话。
十月的北京秋意正浓，任先生谈话时需要披一条毛毯在身上。夕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跑进了屋里，躲在任先生身后。毛毯的绿色，夕阳的金色，椅子的古铜色，这一切加之任先生淡定的神情，俨然一幅梦中的笔墨丹青。我们按下了快门，先生也点了点头。
谈话还在继续。当我们谈到为大力发展因明事业而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因明会议，出版一本因明论文集的时候，任先生兴奋地说：“不然就凉了，要趁热打铁！”他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讲：“现在，第一战线的战斗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的！”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后辈学人的关怀。他认为只要大家携起手来，绝学因明一定会“薪火相传，慢慢发展起来的”！
保姆过来对我们说任先生需要休息了，却被任先生制止了。之后，任先生对我们连说了很多声“谢谢！”我清晰地记得，任先生那天的神情举止一直淡如止水，唯独提及一门又一门的绝学时，他老人家才会把胳膊从椅子上挪开，眼角也会微微向上。
汪子嵩先生说过：“我认为真正反映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的思想的，乃是《前言》（指《老子绎读》的《前言》）第14页上最后一句话。‘生也有涯，学无止境’。”《任继愈先生追思录》中写道：“我都不感觉自己太老，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怕做不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多做点事，为年轻人多提供点方便。”当时任先生除了主持《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编等工作外，还亲自撰写《老子绎读》一书。
任先生一生，做学问认真负责，孜孜不倦。他以一副刚强的身躯一生奋战在学术界、教育界。他认为要学好因明，就一定要各族学者携起手来，并说：“学问是天下之公器。”任先生对学问的不懈追求，鼓舞了我辈研习因明诸人。任先生说，因明“不光是学佛学必经之路，更是做学问入门的必经之路”。谈话之后，任先生要我们留下联系方式，说以后多联系。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永别。
2009年7月11日，任先生与世长辞。7月17日，“从清晨起，在滂沱大雨中，数千人前往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向任继愈先生作最后的道别”。这是7月18日《光明日报》所载邢宇皓先生文字中的话，文章的题目是：“他的生命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延续”。
贤哲已逝，风骨长存。任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温良宽容的长者风范、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仁爱庄严的奉献精神，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走过近百年风雨的学者，一生的行止，让我们找寻到了生活的真智慧和真意义。
依稀记得任先生家中挂了一幅笔墨，“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字字显示了先生一生的治学态度。
相关热词搜索： 因明 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