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教授（1913.1.13-2005.8.6）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恩师百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我更加深切怀念他。晚年时，他曾用“通古今指点江山，说未来经纬天地”来勉励自己的学生。其实，吴师的毕生经历已经证明，他就是一位通古今说未来的大师，也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著名的史学大师
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4卷本《吴泽文集》。其中，对吴师公开出版、发表的成果作了一个统计。统计显示，他的个人专著有13部，主编的著作有7部，论文达200余篇。其成果之丰硕，可谓“等身”。其间，从30岁至45岁就出版个人专著11部；80岁高龄时，又还出版了40余万字的个人专著《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89岁米寿后，又出版了4卷本的《吴泽文集》，总字数达166万；70岁前后还另辟新的研究领域，即华侨史、客家学和通俗史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成果。
吴师出生在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城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的一个农村家族，祖父英年早逝，父亲也在他两岁时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祖母和母亲含辛茹苦之下，艰难成长。7岁时，母亲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以后转到镇上新办的初级小学堂读书。在那里，开始接触到算术、绘画、手工、体育等一些新式课程和相关新知识。由于有亲戚的帮助，此后还曾转到无锡和常州的小学读书。15岁那年，他读完高小，成功考入常州中学。读完初中，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高中毕业以后，又顺利考进北京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从李达教授，攻学经济学专业，其间还学习了黄松龄、吕振羽和杜叔林等一批进步教授开设的课程。这对吴师来说十分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讲的：“正是在这些进步师长的指导和关心下，我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一步一步地走到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来。”1937年大学毕业。从进入大学阶段以后，就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吴师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追求，不懈努力，从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一步步走过来，最终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师从事史学研究70余年，在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古代东方社会理念研究等一些领域，均有卓著成就和突出贡献。这里仅以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为例。郭沫若首创殷代原始社会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有阐述。吕振羽则创立了殷代奴隶社会说，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作了论述。吴师在他们的基础上作了深化性研究。他在大学时期就对中国原始社会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劳动季报》、《文化批判》一些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尧舜禹禅让说释疑》、《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等论文。大学毕业那年，还完成了《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书稿。以后，又完成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并于1944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这些成果的公开面世，使中国古史分期更为清晰。即尧舜禹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时代，夏是家长制奴隶制时代，商是奴隶制社会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把自己的这一研究成果融入了《中国社会简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两书之中，使中国历史的表达更为科学和真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师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蒙受了10年的不白之冤。批斗、限制自由接踵而来，还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可是，他探究学术问题、追求真理的精神仍存，笔耕不止。在生病住院期间，吴师利用稍有自由的时间，坚持写作，把平日里有关《新唐书》中的《藩镇列传》和《方镇表》的笔记，略加整理，写就了《考校记》一文。以后，还扶病撰写了《正确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一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成果先后问世，与读者见面，得到一致好评。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吴师还是探研不断，其精神不能不使后生折服。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吴师及时把握这一时机，在古稀之年开拓了华侨史、客家学、通俗史学等领域。这里以华侨史研究为例。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支脉纵横的伟大民族；秦汉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分布到世界各地的广大海外华侨，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分布在五大洲，足迹遍天下，显示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博大气派，而且还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我们中国学者在自己编写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著作中，长期以来都一直没有华侨史的专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吴师努力拓荒。1982年在上海筹建了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并担任会长。在此前后，还致力于华侨人物的研究，开设讲座，编辑史料，培养研究人才等。另外，还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华侨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等论文和主编出版了《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侨史研究成了他晚年学术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把史学研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学术上的大是大非结合在一起。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秋泽修二抛出了《支那社会构成》等书，鼓吹地缘政治和人口史观，认为中国社会停滞，只有通过外力入侵，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公然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理论支撑。对于这种反科学的法西斯理论，吴师及时进行了反击，先后撰写了《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论文进行驳斥。以后，还专门写成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一书，从理论上更为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彻底地反驳了这一侵略的谬论。另外，吴师深化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是针对当时“新生命派”和“动力派”阵营中的人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而作；《正确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一文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评法批儒”的歪风而写等等。这样，吴师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了时代性，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
吴师的史学大师地位得到了国家、社会的肯定。他负责参与创建了中国史学会和上海历史学会，先后担任中国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的党组书记和副会长；20世纪80年代以后担任了首任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会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
著名的史学教育大师
吴师的一身与执教相伴。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就在重庆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和大夏大学等高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转到贵州、赤水大夏大学任教。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他也携家来到上海，继续在那里从教。解放以后，经过1951年院系调整，继而在大夏大学的后身华东师范大学施教，直至1998年离休。史学教育也是他一生的事业。
在坚守教学岗位的同时，还兼任教学领导职务。解放以后，他先任大夏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建立后又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名誉主任和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就是在管理岗位上时，吴师仍坚持为学生上课，身先士卒，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从吴师的教育中受益的学生有许许多多，其中本科生的人数已无从统计，而在1978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培养的博士生人数还可计算。那以后，他始终担任着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的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十多届近40名先秦史、隋唐史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吴师培养的学生在许多岗位上任职，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有管理岗位上的部、局级领导；有教学岗位上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有研究岗位上的研究员；有法律服务岗位上的高级律师等等。吴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因此，对他的这样评价一点都不过分：吴泽教授“终身从事高教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教学和科研的英才”；“为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研究生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1990年幸运考取了吴师的博士研究生，有幸成为他的弟子。从那以后的三年学业，深得他的教诲。那年，他共招收了三名博士研究生，年近80高龄的他每周仍坚持给我们上课，一次课便是半天。吴师上课不用讲稿，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各种史料运用得当，马列警句信手拈来。因此，每次上课都给予弟子很大的信息量，使吾辈受益匪浅，留下深刻印象。
他对我们这些博士生还严格要求。记得进校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就提出在读期间的各种要求，关于学业问题，特别强调，博士论文的字数在20万字以上，毕业前发表万字以上论文两至三篇。还专门解释了博士论文字数在20万字以上的理由。他语重心长地说，低于20万字的著作太薄，不厚重；你们宁可在校期间辛苦一些，把博士论文写得好一些，成熟一些，免得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再作补充，再花费时间，而那时你们的时间更宝贵了。我们三位博士生都按他的要求努力，并顺利毕业。
吴师课内课外都十分关心学生，给予许多教导，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吴师教导我要治学严谨。他经常说，史论要结合，运用史料要准确，要重视利用最新发现的资料，文章的逻辑性要强等等。先生多次提到因为运用史料的错误，以致有些学者论文的观点不堪一击的教训。他认为，有的文章史论脱节，没能做到论从史出；特别是有的作者在使用史料时不严谨，出现了由以后的资料来证明以前的事实的情况，导致论文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他多次教导我，一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做学问就应有科学、严肃的态度，不能马马虎虎、草草了事；论证一个事实，—定要准确把握史料，仔细求证；不成熟的论文，宁可不发表。吴师的这些教诲，对我一个从事法律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来说，教益很大，终身难忘。现在，我自己也指导博士研究生了，也把吴师的这些教诲告诉他们，让他们同样受益。
吴师教导我要重视史学中的理论问题，特别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告诉我，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用她来指导研究历史和史学问题，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正确地解决史学问题。在确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古代东方法研究》时，还专门给我讲解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关照我一定要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古代东方法，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事实证明，吴师的教诲完全正确。我遵循他的教诲撰写了这一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以后，论文还得到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于1996年公开出版，为法律史的研究再砌一砖。
吴师还教导我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脱离实践，千万不要做书呆子。特别强调爱国的知识分子应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投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知道我来自政法院校，以后仍回政法院校工作，所以他对我的期望主要是要为中国的法制和法学教育事业尽一份应尽的力量。他还联系自己在解放前的革命经历，讲联系实际问题。那时，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他尽心为党工作，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他表示，今天已无这样的危险，更应为中国的事业努力。吴师的教诲一直在指导、激励我，使我深受启发，鞭策我前进。他就是这样一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孜孜以求，贡献卓著的著名史学教育大师。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大师
吴师学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把史学变成了科学，正确反映了历史。因此，把他称为“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名副其实。
吴师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过程。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自小就对世间的不平，特别是对当时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在上海读高中期间，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教师和报刊杂志，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一大堆名词及其相关知识。到北京上了中国大学以后，师从李达、吕振羽、黄松龄、杜叔林等一批被称为“红色教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有机会较为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听了李达的《政治经济学》、吕振羽的《中国经济史》、黄松龄的《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杜叔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一些课程，很受启发。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吴师养成了系统阅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的习惯，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中。
吴师的研究成果总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光芒，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灵魂。《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一书是他长年来研究东方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其前期成果《建立中国式的东方学》、《（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古代东方社会史研究》、《论五种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等一系列相关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问世。其中的理论基础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它包括了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三个组成部分，但社会经济形态则是基石。此著作总结以前研究之大成，是_个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为指导，专门研究东方社会经济形态运行规律和特点等的重大研究成果。
他的大量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政权处在摇摇欲坠之中，有些学术界人士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发展和前途的大事。吴师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武器，引古筹今，先后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了《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保皇思想的堕落再堕落》、《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等一系列论文，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实践为例，论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和维新都行不通；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吴师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为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提供了一个方面的依据。
吴师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奋斗。就在北京读大学期间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进犯我国的华北地区。此年的6月，国民政府派遣亲日的何应钦，先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华北、察哈尔地区的主权因此而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北平的大、中学生得到此消息，义愤填膺，毅然走上街头，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二·九”学生运动。吴师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经历了一次抗日爱国运动的洗礼。翌年，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更为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师从大学毕业，几经周折，回到故乡常州。此时，他的抗日热情倍增，与几位旧时同学共同创办了《抗敌导报》。此报全力“宣传全民族抗日，并指划抗日救亡之策”，以激励民心，弘扬民族气节。在创刊号上，他专门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一文，对国民政府当局有所指责，因此而被捕受审。经亲友的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回家的当天晚上，便写就了《庭讯》一文，寄给当时在《金陵日报》任职的朱穆之，很快见报。文中揭露了在狱中受宪兵司令部审讯的答问，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抗战前途的看法。抗日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解放战争爆发后，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吴师任教的大学内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由于他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治学而著名，成为国民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屡遭特务的盯梢、抄家，甚至通辑。此时，吴师已于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一位地下党员的身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守理论阵地，在教育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紧张努力地工作。
2000年前后，吴师终因长年的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每次我去探望，他总与过去一样，讲学术、议国事、评时事，不断鼓励我要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2005年8月6日，吴师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终年92岁。
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仍然回到我的原单位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工作。有了吴师的三年教导和培养，毕业后的发展快了起来，四年后被评为教授，六年后任副院长，八年后当上了博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为一名全职教授，有了更多时间从事法学教育与科研工作。我一定牢记恩师的教诲，努力工作，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和法治建设多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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