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毛泽东、朱德依据这一情报下达命令，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次日6时，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全歼敌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红军一鼓作气，五战全胜，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在苏区军民庆功大会上，毛泽东当众表扬了王诤，还特地请他上主席台，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这位幕后功臣，说：“没有他就没有这次战役的胜利。自从他参加红军，一下子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可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啊！”
东固一战，缴获了1部100瓦电台。这时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了伍云甫、曾三等电台技术骨干。6月，组建无线电通讯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刘寅任报务主任。王诤调整电台配属，由他和伍云甫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泽东、朱德到前线，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守后方，前线有事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线情况，实现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联络。
王诤巧妙地发挥电台联络、侦察、破译、伪装的综合功能，使毛泽东和朱德能够对敌情了如指掌，运用电台实施便捷指挥。6月30日，电台侦获蒋介石给何应钦急电，得悉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机，将向赣南苏区大举进犯。毛泽东、朱德依据这份情报急电一、三军团主力回师赣南，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六战五捷，毙伤俘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兴奋地说：“红军有了无线电通信，使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
这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的电台增加到6部。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急需大量无线电人员。1932年初春，中革军委正式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王诤任校长，共培训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并向闽赣、湘赣、湘鄂赣苏区撒下了红色通信兵的种子。中央苏区与各苏区，红军总部与各军团，相继建立起电台联系，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起来。特别是王诤等用100瓦电台经过数月不间断地守听、呼叫，与上海党中央取得无线电联系。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通过无线电及时传到苏区。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诤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王诤利用100瓦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个广播电台——“红色中华通讯社”，这是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及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为表彰红色通信战士在反“围剿”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你为党、为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1934年1月，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后改称三局）成立，王诤任局长，并于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随军委纵队长征。王诤为总部配属两部电台，对外称一分队、六分队，担负着同各个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任务。
长征中，每日天上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处于频繁作战状态。为保证中革军委对各部队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王诤率六分队，伍云甫率一分队，交替行军和工作，保证一天24小时始终有一部电台运转。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王诤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把遵义会议决议发往中央红军各军团，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江西苏区中央分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王诤率军委三局与二局密切配合，在保障通信畅通的同时，及时截获破译敌人的密码情报，使毛泽东指挥作战心中有数。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为实现毛泽东“声东击西”的作战意图，王诤以单部电台伪装总部发报，诱使敌人中计，使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了北进方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军委三局人员一分为二，伍云甫率30多名电台人员随左路军行动，王诤带5部电台，30多电台人员随右路军行动。
由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中央急于恢复与二、六军团中断了的联络，以更有效地与张国焘作斗争。当时张国焘控制了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周恩来代表中央几次去电索要，被一再拒绝。9月29日深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王诤试着用明码以周恩来的名义与二、六军团电台联络，询问他们的情况。贺龙、任弼时也一直期盼恢复与中央的联系，但对周恩来用明码而不用密码发报感到疑惑，担心是敌人设下的圈套，为核实电报的真实性，贺、任立即联名用密码回电：“恩：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此电却被控制了电台密码的张国焘收到，并冒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对二、六军团发号施令。
中央政治局对这一情况相当重视，在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王诤。王诤带领电台不间断地守听，捕捉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1936年1月27日深夜，在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800余字的电报时，终于捕捉到了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王诤亲自上机伺机插叫。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闻讯赶来，在王诤身旁焦急地期待着。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王诤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二、六军团电台报务员龙振彪问：“你是何台？”王诤用明语答：“我是总队长王诤。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知非上机后，双方用英语明码通话，使得中央和二、六军团恢复了联系。
毛泽东高兴地拍着王诤的肩膀说：“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为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在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10月中下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解放战争结束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延安时期，王诤一直任军委三局局长，提出了建立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各方面和全国各根据地及各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的构想，建立了6个无线电网。选派得力干部，随八路军3个师和新四军到华北、华东、华中之敌后去工作，既保障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又发展壮大了抗日根据地的通信队伍。同时选派技术精湛的通信干部到蒋管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抗战胜利后，王诤派遣延安的部分通信领导干部赴各大解放区工作，建立起由700多部电台构成的通信网络，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做好充分的通信准备。1947年3月2日，三局总台收到西安地下党电台密报的由地下党员熊向晖弄到的国民党军即将“闪击延安”的绝密情报。毛泽东、周恩来据此立即制定应对措施，在胡宗南20多万人马到来前，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有条不紊地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到晋察冀开展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初，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王诤任后委委员，在晋绥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枢纽，形成中央前委、工委、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
相应地，军委三局也分成3个部分：组建中央前委通信大队，由军委通信总台副台长黎东汉带4部15瓦电台，随毛泽东和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保障统帅部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组建中央工委通信科，保障中央工委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以及对各下属大单位的通信联络；王诤率三局本部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设立集中发信台、收信台，负责同各大战略区、各中央分局战略台的联络。
无线电台成为中央指挥解放战争的最重要的手段。周恩来在前委机关干部会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4月1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王家湾，在这里停留56天。中央前委有114份文电通过电台传到各战略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等重要文电。
当时，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电令29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袭击王家湾，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夜间冒着大雨与敌周旋，成功甩掉敌人。
鉴于敌军已有“测向仪”这一新情况，王诤报经中央同意，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后委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前委一大队和各野战军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小电台。缩小了中央前委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国民党军队难于搞清楚毛泽东到底在哪里，既保障中央对全国各战场指挥的畅通，也保障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安全。
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军委三局电报量急剧增多，每月文字量增至140万字，而且大多是4个“A”特急电报，有时4个“A”后面还加了个“毛”字，表示这是毛泽东亲自交待必须立刻发出的特急电报。在此期间，总台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就有300余份，其中包括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方针的重要文电。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运筹帷幄，通过无线电网络指挥各野战军决胜于千里之外。
毛泽东对王诤主持的通信工作十分满意，说：“解放战争结束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王诤是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
建国后，在军委三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任部长。毛泽东当年的一句鼓励话变成现实，他真的负责“管全国的电台”来了。在他的努力下，全军的通信队伍发展成为一个兵种——通信兵。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诤还兼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局长，担负着组织全国电信工业恢复重建的重任。王诤说“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以宽广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怀，吸纳人才、培养人才、爱惜人才、重用人才。解放初，他得知有100多名国外学成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南京、上海，马上派人将他们请到北京，组建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他领导创办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院校，推动在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增设无线电、半导体、计算机等新专业，先后培养储备了大量电子技术专业人才。
1951年的一天，王诤收到彭德怀的电报，要他“火速到朝鲜前线解决雷达难题”。当晚他就带着张履谦等电子专家坐火车赶赴朝鲜前线，为部队解决了雷达抗干扰问题。回国后，王诤郑重地对张履谦说：“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并向军委写报告，成立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领导小组，由张履谦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王诤的信任与支持，激励张履谦为此奋斗了一生，他潜心研读了美国麻省理工《雷达丛书》28本，成为顶尖雷达专家，他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精密导弹跟踪单脉冲雷达、超远程卫星引导雷达，均达到当时世界技术先进水平；在“两弹一星”工程研制中，他出任测控工程总设计师，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准确定位在赤道上空。
对处境困难的知识分子，王诤更是给予极大的信任和关怀。杨千里是从西军电毕业的业务尖子，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籍被取消，思想包袱很重。王诤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并现身说法：“我就是俘虏兵出身嘛，党还用我这么多年。”这句话使杨千里轻装上阵，干出了骄人的业绩，成为我国第一代同步卫星工程通信系统总体设计者之一，后来还担任了通信兵部副主任。
1963年，统领全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四机部成立，王诤任部长。他提出了“平战结合，以战为主；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以民养军”发展电子工业的24字方针。上任不久，王诤看到一份“情况通报”，国民党空军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我国内地侦察骚扰，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他向中央请缨，要用电子技术手段保障击落U-2飞机。他组织张履谦等一批专家制定出“以干扰抗干扰”的技术支撑作战的方案，协助导弹部队先后击落5架U-2飞机。从此，U-2飞机再也不敢进入中国大陆领空。被击落的U-2飞机残留有40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王诤说免费送来的技术不能浪费，组织四机部第十研究所攻关10个月，研制出短波单边带电台样机，并实现量产，陆续装备到部队。后又研制出全系列单边带短波电台，使中国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文革”中，王诤受到冲击，被剥夺职务“靠边站”。后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话：“王诤是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是功臣，要尽快安排他的工作。”1972年9月，王诤恢复四机部部长职务。
1973年初，周恩来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时送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图片给王诤看，并把自主研制卫星通信地球站的任务交给了他。王诤向周恩来立下3年完成任务的“军令状”，随后连续49天蹲在工厂、研究所调查研究，组织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大会战，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王诤把这一喜讯报告给周恩来时，已经重病在床的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整整三年，言而有信！”
1974年8月，由四机部牵头，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王诤等人力主选用北大王选教授的方案，使“748工程”获得成功，并带动了两个产业，一是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光与电；二是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从无到有，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
1977年4月，王诤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局局长，仍兼四机部部长，主持军队电子对抗工作。1978年初，总参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已罹患癌症，他带着氧气袋到现场指挥。叶剑英特意请画家李苦禅为王诤画了一幅“松鹰图”，并亲自题款：“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
由于操劳过度，王诤病情急转直下。病重期间，他耗尽最后心血写成《关于电子工业28年重要经验教训》，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转呈中央。7月21日晚，他吸着氧气主持召开他生前最后一次四机部党组会，叮嘱说：“不把电子工业搞上去我死不瞑目！”7月31日晚，说话已很困难的王诤，向前来探视的王震表达了对当时有些人认识不到电子对抗重要性的忧虑。8月12日傍晚，王诤病危，闻讯赶来的200多位王诤的老首长、老战友守候在病房外，谁也不肯离去。13日零时18分，王诤心脏停止跳动，终年70岁。在他的身后，矗立起拥有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100多万干部职工的军民兼顾的电子产业。
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王诤高度评价，江泽民题词：“怀念王诤同志，开创电子信息产业新局面”；李先念题词：“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杨尚昆题词：“通信工作的先驱，人民共和国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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