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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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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 要]2012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及治理、环境约束下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及防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国民收入；通货膨胀预期；金融危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01-08
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愈加突出，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经济学界就社会关注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及治理、环境约束下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及防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
一、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与要素收入问题研究
夏庆杰等使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文章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多重分位数回归为基础的Machado&Mata（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及作者扩展了的方法。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显著下降；然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扩大[1]。
马双等以1998年～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1998年～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2006年～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2]
孙文杰认为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系统中劳动报酬的形成机理和产生效率，对于中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1987年～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研究发现，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年～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最终需求结构、以需求衡量的产业结构、最终需求进口替代、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对1987年～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11%、14%、2%、38%、2%和33%。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变化也是引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3]
何晓斌等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4]
郭庆旺等的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针对要素收入的税率，同时改变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中税后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同时扭转劳动分配份额下滑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5]
周晔馨使用CHIPS2002数据，通过分析社会资本不平等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渠道——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对“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在完善农户社会资本的测量并构建综合指数的基础上，文章估计了社会资本回报率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地区收入水平变化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低于高收入农户，从地区差别来看也是有利于富裕地区农户。总的来看，社会资本是一个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文章结论倾向于证伪“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个假说。[6]
陈斌开等分析了金融抑制产生的机制，发现政府发展战略是造成金融抑制背后的根本原因：为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的方式来降低其生产成本。文章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①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增长更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②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将发生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会不断改善；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个体财富收敛速度将减慢，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两极分化”的态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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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及治理、环境约束下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及防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国民收入；通货膨胀预期；金融危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01-08
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愈加突出，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经济学界就社会关注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及治理、环境约束下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及防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
一、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与要素收入问题研究
夏庆杰等使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文章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多重分位数回归为基础的Machado&Mata（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及作者扩展了的方法。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显著下降；然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扩大[1]。
马双等以1998年～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1998年～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2006年～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2]
孙文杰认为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系统中劳动报酬的形成机理和产生效率，对于中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1987年～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研究发现，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年～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最终需求结构、以需求衡量的产业结构、最终需求进口替代、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对1987年～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11%、14%、2%、38%、2%和33%。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变化也是引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3]
何晓斌等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4]
郭庆旺等的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针对要素收入的税率，同时改变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中税后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同时扭转劳动分配份额下滑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5]
周晔馨使用CHIPS2002数据，通过分析社会资本不平等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渠道——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对“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在完善农户社会资本的测量并构建综合指数的基础上，文章估计了社会资本回报率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地区收入水平变化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低于高收入农户，从地区差别来看也是有利于富裕地区农户。总的来看，社会资本是一个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文章结论倾向于证伪“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个假说。[6]
陈斌开等分析了金融抑制产生的机制，发现政府发展战略是造成金融抑制背后的根本原因：为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的方式来降低其生产成本。文章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①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增长更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②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将发生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会不断改善；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个体财富收敛速度将减慢，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两极分化”的态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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