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创新策略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8 级硕士生 李枞；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李晓伟 发布时间:2021-01-13 摘要：近年来，众多扶贫剧登上电视荧屏，塑造了新时代语境下的新农村形象。通过对扶贫剧中的“新人物”形象分析、轻喜剧风格表达、文化意蕴建构研究，梳理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创新策略，对于未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多元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扶贫剧，新农村，新人物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旧貌换新颜。如何书写新思想、新农村、新人物，致敬新时代，成了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问题。2020 年，《绿水青山带笑颜》《最美的乡村》《花繁叶茂》《遍地书香》《我的金山银山》等一批异彩纷呈的扶贫剧登上电视荧屏，以扶贫为主题，构成新农村书写的新篇章。根据广电总局今年 3 月公布的名单，脱贫攻坚题材重点剧目超过 20 部。① 这批电视剧聚焦于新时代语境下新农村建设，以“精准扶贫”为表现主题，反映了新时代新农村建设、深化农村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新时代、新农村风貌，创新叙事策略，成为“时代之镜”与当代农民的精神图谱。
一、扶贫剧中的“新人物”：多声部合唱新农村之歌 新时代扶贫剧中的“新人物”已经不单指这个时代的农民形象了，而是指活跃在新农村这一新时代舞台上，流动在历史进程中并与之产生关联、具有时代精神的进步人物群像。正如作家铁凝所说，“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在亿万民众中创造着无数新的‘伟大人物’，书写这样的新人、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② 可以说，“新人物”就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新时代语境下的扶贫剧，既摒弃了善恶二元对立的扁平人物形象，也抛除了以往剧中总是喜欢设计一两个丑角式农民形象作为主角反衬的创作定式，塑造了有感情和温度的扶贫干部、反哺农村的回乡创业青年、带头致富的先进农民、勤勤恳恳的村干部等不同人物，让他们默契合作、共同耕耘在新农村的大舞台上，让不同的声音涌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中，多声部合唱新农村之歌。
（一）有感情、有温度的扶贫干部 新时代语境下的扶贫剧，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大学生村官、乡镇扶贫干部等作为切入新农村的首要视角。扶贫干部等“闯入者”进入新农村，一方面隐含了观众的“陌生化”视角，剧中人和观众一起进入并体验新农村，从而增加了观众的共情与认同感；另一方面，作为“新时代”的“新人物”，他们是带着新思想、新理念，怀着时代使命进入新农村完成扶贫使命的，人物形象本身不仅是一条扶贫线索，也是普通个体生命在新时代重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榜样。扶贫剧中“扶贫干部”形象之“新”，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具有多样性，紧贴现实，更加丰富饱满、具有感情和温度。根据欧阳黔森创作的报告文学改编的电视剧《花繁叶茂》开端便借村主任唐万财之口暴露一些“扶贫干部”思想不纯的问题：“借下乡扶贫给自己的履历镀金从而迅速升迁。”其中，大地方村的第一书记王隆学起初便怀有这样的想法，以浮躁的工作作风敷衍应对工作，随着上级“不脱贫不能返乡”政策的实施、面对大地方村贫瘠的自然环境和返城无望的现实，王隆学一度消沉。然而，在大地方村村民、村支书及老支书的感召下，王隆学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使命、扎根于脱贫攻坚工作，成为有温度、有感情的扶贫干部。《花繁叶茂》并未意在强调王隆学通过自身努力使得大地方村旧貌换新颜，取得瞩目的成绩，而是强调了扶贫干部心态的转变，与现实的扶贫干部工作形成呼应。面对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作为一名普通扶贫干部如何扎根于自己的岗位，摆正心态、实现人生价值，这是《花繁叶茂》带给当下扶贫工作的思考。
《最美的乡村》中的辛兰作为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因为事业上遇到“瓶颈”，被电视台下派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她从对农村工作一无所知，到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帮助农村脱贫，在新农村舞台上实现了人生价值；《遍地书香》里，文化馆干部刘世成到椿树沟村任第一书记，从“文化扶贫”，扶志、扶智入手，带领村民脱贫。这些出身不同、形象鲜明的第一书记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深入农村生活，散发着现实的温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扶贫剧还塑造了几位性格鲜明的女干部形象：《花繁叶茂》里的欧阳采薇、《最美的乡村》里的辛兰、《绿水青山带笑颜》里的郑菲，她们是我国几百万驻村扶贫干部的重要组成力量，而众多扶贫剧意识到了基层扶贫干部中“她”力量的崛起。
（二）反哺农村、回乡创业的现代青年
农村“脱贫攻坚”，为青年人提供了创业的机遇。进城求学、工作，具有“守乡——进城——返乡”三重经验的青年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反哺农村、回乡创业，新时代的进步青年们正在书写自己的“创业史”。在扶贫剧中，对于进步青年的形象塑造，不仅反映了当下回乡创业青年的抱负与担当，更能号召更多进步青年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在农村这一场域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绿水青山带笑颜》中，杜笑语放弃高薪回乡创办琉璃工坊、许晗关闭公司扎根农村开民宿，带动当地旅游产业；《最美的乡村》中，石全有回乡帮助家乡产业升级、发展旅游业；《花繁叶茂》中，唐多多不顾父亲的反对回乡创业，发展农村电商；《我的金山银山》中，热心企业家汤小君带资返乡，产业扶贫„„具有现代观念的青年们为建设新农村注入了新思路，也带动了进城务工的青年们的返乡热情。建设美丽乡村、易地搬迁、电商扶贫、文化扶贫、产业升级等，扶贫剧将这些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概念注入剧情中，以生动鲜明的故事向荧屏前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基层群众普及相关知识。新时代语境下，新农村现代青年的形象之“新”，在于他们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或找到创业商机，但他们并不选择留在城市，而是主动选择反哺农村、建设美好家乡、在新农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时代语境下的农民形象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三农’不稳，天下难‘安’”“‘老乡’不富，小康难全”。③ 作为新农村的主体，农民关系着新时代乡村的风貌。在 2020 年已播出的扶贫剧中，农民形象主要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带头致富的先进农民形象，如《最美的乡村》里的那文斌、《花繁叶茂》里的潘梅；第二类是勤勤恳恳的村干部，如《花繁叶茂》里的唐万财、《最美的乡村》里的卢振兴、《我的金山银山》里的汤亮、《遍地书香》里的李文秀；第三类是普通农民形象，如《花繁叶茂》里的马老三、《最美的乡村》中的老栓和于洪洋、《遍地书香》中的李木林和陈三国等。
新时代语境下农民形象之“新”主要表现在对农民性格复杂性、矛盾性的刻画上。如兢兢业业的村干部唐万财，其身上既有奉献精神，也有自私、狭隘、滑头的一面；电视剧里既描写了贫困户们贫困的原因，也展现了他们的美好品格，如贫困户盲人李木林，尽管生活贫困，却始终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带领村民们养蜂致富的那文斌出场时被有意“遮蔽”成一个“坏人”，但随着剧情展开，那文斌的形象丰满起来，他虽有小缺点却始终以村民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他与唐天石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善恶交锋，而是取决于认识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之间的冲突。这些村民身上的“缺点”并不能成为阻挡他们振
兴乡村发展、建设新农村的绊脚石，他们克服缺点的过程，也正是“脱贫攻坚”在新农村取得胜利的征程。
二、轻喜剧风格书写“新时代” 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我国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农村三部曲”之一的《篱笆·女人和狗》（1989）是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标志性起点，具有较为沉重的精神内核。此后，早期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延续了“沉重、悲痛”的传统。21 世纪以来，随着《刘老根》《乡村爱情故事》等轻喜剧出现，喜剧风格在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具有较大影响。2020 年登上荧屏的扶贫剧，如《绿水青山带笑颜》中，片名即点出了“笑颜”；《我的金山银山》里的喜剧演员范明和《花繁叶茂》里的喜剧演员王迅，演员自带“喜剧”特质；《最美的乡村》中的唐天石、《花繁叶茂》里的唐万财在设置人物性格、台词的时候，便赋予了角色幽默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较之 21 世纪初的“轻喜剧”，扶贫剧的“质地”则更为轻盈，幽默的风格使观众“会心一笑”时便点到为止，并不过度铺陈、渲染“搞笑”情节，而着力于书写“新时代”。
（一）时代特点与观众需求 “轻喜剧”风格的形成，究其原因既有时代的特点，也有观众的需求。媒介时代，电视剧是传播大众文化的载体，具有天然的“娱乐”属性。当代观众除了应对生活、工作压力，还受到了碎片化信息的冲击，大量博人眼球、具有冲击性的信息加重了观众的心理负担。“轻喜剧”风格能够使得人们从奔波操劳的生活中找到“宣泄”。在轻喜剧风格的扶贫剧中，“矛盾”的制造不再使用尖锐的冲突，而更多使用了误会和巧合的方式进行设计。如在《最美的乡村》中，第一书记辛兰与其老公黄宗杰的“冲突”，即事业与家庭的冲突，始于辛兰对黄宗杰的误会与黄宗杰的不解释、唐天石和那文斌起初的冲突也是因为诸多巧合构成的误会、唐天石与卢振兴之间矛盾的“喜感”则是源于两个人的性格差异；《花繁叶茂》里令狐大方和王隆学的冲突源自双方对彼此的误会；《遍地书香》中李文秀和其婆婆的矛盾也是源自误会，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尖锐冲突。由此，扶贫剧中的“轻喜剧”矛盾，以“接地气”的形式，转换为普通观众也会经历的日常生活矛盾。
（二）作为“新时代”之“镜”的扶贫剧 正是出于对时代特点与观众需求的把握，扶贫剧编剧们普遍意识到“说教”风格与“深沉、宏大”的风格并不符合当下观众的喜好，而使用“轻喜剧”这一活泼的风格作为传播新时代思想、描摹新时代新农
村建设蓝图的底色。电视媒介作为“时代之镜”不仅具有反映时代风貌、见证时代变革的作用，还有启蒙群众思想、传递主流价值观、引领农民转变观念，从而服务于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功能。“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根植农村新风貌与新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着重反映农村振兴、绿色发展、精准扶贫、全面脱贫、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深化改革、乡村治理、农村医改与医保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再现了当下农民的思想历程以及现实选择，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记录和呈现着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④
电视剧《花繁叶茂》展现了一幅绿水青山的新农村景象，既宣传了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农村“三改”政策、易地搬迁、生态建设、土地流转等政策，也描绘了乡村“脱贫攻坚”的具体举措，如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经济、开发红色旅游、特色农家乐、电商扶贫等。同时，该剧也暴露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易地搬迁农民安置问题、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出导致的生产力匮乏问题、“贫困户”要扶志和扶智的问题、发展要因地制宜的问题，也深入剖析了农民对于土地依赖的症结。在扶贫剧《最美的乡村》里，以 3 个单元剧的形式，提供了多种脱贫思路，如旅游扶贫、媒体扶贫、产业升级扶贫等，深入地分析了造成“贫困户”贫困的原因，比如因病、因赌、因酒等。电视剧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症结也值得当下基层扶贫工作者深思，如当前农村工作中“贫困户”的评选标准问题、养殖与煤炭等传统行业面对生态建设的要求转型发展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对等、人才匮乏导致的产业升级难等问题。可以说，扶贫剧中的“轻喜剧”并不仅仅是为了颂扬新农村建设之“喜”，而是牢牢地抓住了当下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带有了现实的温度。
三、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文化意蕴建构 扶贫剧文化意蕴的建构，值得今后农村题材电视剧去学习与借鉴。对于新农村文化意蕴的建构，首先体现在对于地域文化的呈现上。扶贫剧《花繁叶茂》拍摄地点在贵州遵义花茂村，花茂村山清水秀、村容整洁。遵义花茂村作为“红色革命”的发源地，自带地域文化特色，是剧中花茂村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的宝贵资源。随着电视剧的播出，风景如画的花茂村成为现实中的旅游胜地，这也是扶贫剧依托于地域文化特色产生的现实价值；扶贫剧《绿水青山带笑颜》既用大量镜头展示了风景旖旎、依山傍水的博山风貌，也展现了精美的琉璃工艺品和代表慢生活的民俗，自电视剧播出后，拍摄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成为“网红”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也促进了琉璃销售；《最美的乡村》中，气势磅礴的河北金山岭
长城是贫困村依靠旅游脱贫的重要基础，而随着电视剧的播出，金山岭长城吸引了更多观光客。可以说，扶贫剧对于地域文化的聚焦，不仅描绘了新农村独一无二的地域景象，成为映衬人物形象的重要元素，更能够产生现实价值，这也是扶贫剧对于新农村建设产生的重要价值。
除此之外，扶贫剧对于传统工艺、民俗文化的反映，也是其文化意蕴的体现。
在《最美的乡村》中，河北金山岭地区的妇女靠当地传统工艺刺绣实现了人生价值，在石全有回乡创业之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当地民俗文化潜在的文化价值，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大力推广当地民俗文化：剪纸、巴大碗、木匠工艺、美食文化，让古老的民俗文化随着乡村旅游业的振兴重焕生机。《最美的乡村》中，对于传统工艺的振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挖掘具有启示意义。《花繁叶茂》中，贫困户杜先才在第一书记欧阳采薇的帮助下靠陶艺脱贫、孙贵云的酿酒工艺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改造升级；在《遍地书香》中，刘世成敏锐地认识到椿树村传统“编筐”工艺的文化价值并凭借编筐走出国门、实现致富；《绿水青山带笑颜》中，杜笑语出于对家乡传统工艺琉璃的热爱，重新振兴琉璃产业等。扶贫剧中对于传统工艺、民俗文化的展现不仅重新挖掘了民俗文化的价值，也对当下社会传统民俗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新时代语境下扶贫剧的创新策略，对于未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多元化发展具有启示意义。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批作品是完美无瑕的。对于这批扶贫剧的创作，仍有需要当下文艺工作者注意和反思的地方。如，部分演员妆容、服饰与现实农村环境格格不入、略显怪异的感情线等等。2020 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伟大历史进程中的收官之年，在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众多扶贫剧登上荧屏，如何保量又保质，实现扶贫剧的“精品化”仍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一道长期命题。
注释：
①钟菡、张熠：讲好中国故事，农村题材是个富矿，《解放日报》，2020 年 6 月 12 日，第 6 版。
②李晓晨：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文艺报》，2020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 页。
④张昊颖、王玉玮：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农民形象的建构及其文化意蕴，《当代电视》，2020 年
第 5 期，第 31 页。
《当代电视》2020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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