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写作人物素材：闻一多 风浪中的名士
故事一、铮铮铁骨闻一多
一次，闻一多先生写了一篇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电，其文辞强烈，如刀如枪。闻先生写完后就让他的学生季镇准拿去请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和他的一位朋友签名。
这两位曾受教于闻一多先生，他们看了电文，有些犹豫。签名吧，要担很大风险；不签吧，老师的面子又不好驳。想来想去最后签了个假名。闻先生知道后，深为不满，厉声说道："要是怕死就不要签名，要签就签真名，我们不要假名。"这二位受闻一多先生光明坦荡钓襟怀和无所畏惧的斗争勇气所感动，终于签了真名。
故事二、臧克家和闻一多的故事
据田建国的《做人、做事、做学问》记载(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1930 年，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
《你为何考青岛大学》和《杂感》，两题任选一个。山东诸城籍考生、26 岁的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短小精悍，但富有哲理。
青岛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对臧克家的文章十分赏识，从中看到了臧克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文学潜质，于是便判给他 98 分的高分，为第一名，将数学考试考了“0”分的臧克家录取入青岛大学。要知道闻一多平素批阅试卷极严，在他手下的学生得 5 分、10 分者不少，得个 60 分已很不容易了。
臧克家起初读的是外文系，因为记忆力差，他想转入国文系。当他走进闻一多的办公室时，看到不少想转到国文系的学生全部被拒绝了，心中不禁有些胆怯，没想到闻一
多一听到他的名字便高兴地说：“你来国文系吧。”
千里马有幸遇伯乐，从此以后，臧克家就成了闻一多教授的一名高徒，后来成为著名诗人。
故事三、闻一多醉书的故事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故事四、憧憬浪漫爱情，却接受了包办婚姻
被称为“热情如火”的诗人闻一多，不但写了许多激昂的爱国诗，也写过不少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例如在原名《爱的风波》后改名《风波》一诗中，诗人描写 “烧的这样狂”的爱情使人惊喜，又因怕把她失去而“放声大哭”;又如，在《幻中的邂逅》一诗中，把爱情描写成为“仿佛一簇白云，濛濛漠漠，拥`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在月光里浸着”的“娉婷的模样”，把诗人扰得“辗转空床，通夜无睡”。在《贡臣》一诗中，诗人把爱情比喻为“我的王”，甘愿作她的“贡臣”，为她贡献一切。诗人“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但是，“老等，等不到你的潮头!”
在散文中，闻一多对女性、对爱情的歌颂就更加直率和坦露。1921 年 5 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写道：“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 “若是没有女人，一大半的诗——大半最宝贵的诗，不会产生了”。他还说：“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这些都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
但是，现实生活却强迫闻一多接受父母之命，和一个没有“恋爱的情感”的女子结婚!
1921 年底，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
原来，将近十年以前，即 1912 年，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名高孝贞，她 1903 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闻一多考取清华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是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便订下了娃娃亲。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现在快毕业了，问题来了：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贸学美国五年!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即便回来了，也是二十七八岁了，太大了，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闻一多据理力争，无济于事，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在题为《十一年一月二日作》的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痛苦的心情：“„„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人们讲，/本是为了滋养那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诗人甚至想到了死：“那也对啊!——死!你要来就快来，/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十一年”指的是民国十一年，即 1922 年，这年 1 月 2 日，可能是他被迫回家结婚的日子。他以这一天为题写诗，大概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痛苦的一天吧!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蜜月期间，他对新娘了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结婚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 年 5 月 7 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应该指出，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讲话很注意分寸、礼节，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尖锐，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 年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故事五、闻一多的浪漫与诙谐
闻一多先生是以一个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爱国诗人形象传世的。
抗战开始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1945 年 12 月 1 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 年 7 月 15 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他的这些形象，镌刻在人们的印记中，提起闻一多，人们自然想到他的那一大把激扬的美髯，他的民族气节，他的激情四射。但是，对于闻一多先生浪漫、诙谐、幽默的一面，人们就很少提及了。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的浪漫可见一斑。
1932 年秋天，闻一多先生从山东大学到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让自己的课堂诗意浪漫，他特意要求学校将下午的课换到晚上亮灯的时候。他对学校说，明亮的下午是不适合读诗的，读诗要在朦胧的夜晚。
晚上，校园里灯光婆娑，教室里烛光摇曳，闻一多先生身穿一袭长衫，抱着一摞讲义飘然进门。闻一多先生落座，但是并不马上开讲。他慢慢地从衣兜里地掏出纸烟匣，打开，然后对学生和蔼一笑说：哪位吸？
学生们哗然而笑。自然谁也不会真正去接老师客气谦让的纸烟的。闻先生不说话，默默地自己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地吸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打着螺旋的烟雾之后，然
后开讲了：“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闻一多先生长于治印，在治印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彰显了闻一多先生浪漫幽默的真性情。1944 年，闻一多给华罗庚教授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一方小小的石头，闻一多先生却赋予了它这样丰厚的文化诗意的内涵，有印章材质的介绍，有刻石功用的说明，有战争创伤的影射，有民生遭遇的深情，有教授之间的情感，短短四十字，俗雅具现，不仅仅看出闻一多先生人生的诗意浪漫，更凸显了他为人做事的高古情怀。
闻一多先生上课 汪曾祺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簃”，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
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的、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闻一多：风浪中的名士
从学子到诗人 1912 年，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校时他的姓名为“闻多”，由同学恶作剧，用谐音的英文词 widow（寡妇）给他乱起绰号，他感觉很不舒服。那时，闻一多的“革命主张”是废姓，朋友间只呼其名，潘光旦便建议他改名为“一多”，又简单又好听，意味也不差。他从善如流，立刻笑领了。
清华学制八年，闻一多却读了十年，先是英文程度不够留级一年，末了是闹学潮留级
一年。闻一多的同班同学罗隆基热衷于政治，曾标榜自己“清华九年，三赶校长”，殊不知，闻一多有过之而无不及。闹学潮的学生通常爱出风头，何况闻一多初入清华即编演过邹容的《革命军》，但客观地说，青年时期的闻一多算不上好斗。梁实秋是乙卯级的清华生，比闻一多晚两届，两人是至交好友，在他的印象中，在清华求学期间，闻一多易于激动，不善言辞，情绪激动时还会满脸涨红，尽管闻一多是清华学生会的成员，是最活跃的辛酉级级会的演说部长，却并没有出面领导过学潮。
五四运动弄出偌大的动静，闻一多凭直觉就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但他并没有直接卷入。他的呼应方式很特别，也很传统，五四夜里抄好一幅岳飞的《满江红》，五五一早，大家就在食堂门口见到了“怒发冲冠„„”，不免吃惊发愣。
二十一岁时，闻一多对自己好冲动的性格有过检讨，在日记中他作警语以自诫：“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那时，谁若大胆预言闻一多将来会成为斗士和烈士，清华师生肯定不以为然，闻一多本人也会笑不可仰。大家的共识是：闻一多笃定会成为诗人、学者和艺术家，他这方面的天赋确有过人之处。
闻一多是《清华周刊》的主要撰稿人，青年时期竟是他一生中最理性的阶段，在《清华周刊革新的宣言》一文中，他开列出批评精神所应遵守的五个条件：鼓励善良；注重建设；务避激愤；力矫浮夸；删除琐碎。进入中年后，他却偏离自己所定的这个鹄的越来越远，激愤成了他的主调。
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授赵瑞侯曾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这四人是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罗、何、浦三人想做改造中国的政治家，赴美后主修的都是政治学，唯独闻一多主修的是美术。结果呢？阴差阳错，闻一多未能成为画家，倒是被政治要了命，做了烈士，年仅四十七岁。那三位志在做政治家的人则未能如愿，虽结局各异，但个个善保首级，罗隆基活了六十九岁，何浩若活了七十二岁，浦薛凤活了九十七岁。
从清华毕业后，闻一多一度想放弃留学美国的机会，好友梁实秋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这句话打动了他。但闻一多的留美经历并不愉快，因为他心灵敏感，民族自尊心强，痛苦也就频频找上门来。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表现为一种“施恩的态度”，就像面包上洒满有毒的糖霜，他不可能视而不见。华侨在美国专干粗活累活苦活，那种忍气吞声的情形
也刺激了他，《洗衣曲》等诗歌便是这种痛苦的结晶。
如果说当年绝大多数白人女孩不愿与黄种青年交往（胡适是个罕见的例外，他与威莲司有过一段荡气回肠的恋情），还勉强可以理解，清华毕业生陈长桐去理发馆理发，只因是黄种人，老板就不待见，理发师就不肯伺候，这就未免太过分了。陈长桐为争得基本人权，最终延请律师，对簿公堂，他胜诉了，事情才有了转机。二十年后，闻一多回忆这段留学生活，感叹道：“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闻一多的性格不适合长期羁旅国外，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的留学生涯如同煎熬，他曾对梁实秋说：“只要回家，便是如郭（沫若）、郁（达夫）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他最终未能拿到学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闻一多对于美国大学的博士文凭缺乏兴趣，他热爱家庭，不耐羁旅，曾对梁实秋说：“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夜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均匀的鼾息声。”1925 年 6 月，闻一多回到北京，与余上沅、陈石孚在西城梯子胡同赁屋而居，他将自己的房间墙壁漆成墨黑色，而且镶上窄窄的金边，徐志摩视之为“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神龛上供着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像，他与一群诗人在里面谈诗论艺，令喜爱热闹的徐志摩甚是羡慕。
风浪中的名士 留美之前，闻一多就成了婚，“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顺从起来不像鲁迅那么痛苦不堪。新婚之日，亲友纷纷前来贺喜。过了好长时间，仍不见新郎露面，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待到迎亲的花轿快进家门，他仍端坐在书房里，身穿一袭旧长袍，聚精会神地看书。家里人只好向宾客作出解释：“他不能看书，一看书就醉。”众人闻言，个个笑弯了腰。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潮迭起，闻一多辗转多所大学任教的经历并不愉快。1928年，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请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未及而立之龄，可算春风得意。一旦学潮发生，闻一多成为众矢之的，他贴出布告，扬言对自己的职位如“鵷雏之视腐鼠”，即日挂印而去，校方坚留亦告无效。
闻一多爱护青年，尤其爱惜才华横溢的青年。他在青岛大学只待过两年多时间，却着
意培养了两位诗坛俊彦——人称“二家”的臧克家和陈梦家。在他的书桌上，“二家”的照片分置左右，他常对好奇的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那时，青岛大学闹学潮，闻一多不赞成罢课，对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表同情，校方开除几名学生，他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已而为之。校长杨振声被迫离校后，闻一多就变成了学生的标靶。他讲课，言语间常夹杂“呵呵”之声，某生便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嘲弄道：“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更有甚者，某生在黑板上画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旁注为“闻一多与梁实秋”。国文系主任闻一多面容严肃，询问同往观画的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保持一贯礼让的绅士风度，回答道：“任你选择。”在青岛大学的山石边，激进学生还挂出一幅异常刺目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对这种不讲理的战法，大诗人也只能摇头苦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闻一多除开参加大江会的初期有过一番小折腾，此后他精研学术，冷淡时政，都说明他并不是什么天生的斗士，做名士则是水到渠成。
1932 年秋，闻一多回归母校清华，这个起点成为了他的终点。清华原想聘他为国文系主任，鉴于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两段不愉快的任职经历，他婉言谢绝。在抗战前，闻一多度过了一生中最安定最充实的一段时光，他潜心治学，多有创获，自命清流，与世无争。彼时，新月社同仁办刊抨击时政，争取人权，弄出的动静不小，闻一多却始终保持沉默，那种不参与、不卷入、不塌台也不捧场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文中列举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例：“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无旁骛，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一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对他的这位老同学说：
‘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无论正取还是逆取，政客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都极其不堪，我们可以想象出罗隆基（努生）当时的羞忿之态。
在清华，闻一多月薪为三百四十块大洋（以购买力论，不低于现在的三万四千元人民币），新南院住宅宽敞，共有十四个房间。他写信给好友饶孟侃，可谓实话实说：“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撙钱。”生活宽裕，不忧匮乏，他的学问与时俱进，他的名士气也逐年看涨。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受命南迁，起初挂牌为长沙临时大学，然后挂牌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接到梅贻琦校长的书信，立刻放弃休假，回到长沙临大。他原本可以应清华老同学、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之邀留在武昌，为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但他不想做官，更喜欢在大学任教，由于这个决定他还与妻子高孝贞闹了不小的别扭。
1937 年 11 月，清华文学院迁至南岳衡山，在清幽的居处，闻一多摆开一案子书，考订《周易》，汤用彤写《中国佛教史》，冯友兰著《新理学》，学术空气异常浓厚。大家的情绪也不坏，某次吃饭时菜咸了，有人说，菜咸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闻一多兴之所至，用上汉儒说文解字的功夫：“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他还赋诗打趣哲学系的四位教授：“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金公是金岳霖，因患眼疾怕光而戴眼罩，郑公是郑昕，平日喜好杯中之物，马二是冯友兰，评点过吴宓的诗句“相携红袖非春意”不甚得体，冗三是沈有鼎，其时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替代蓍草。只要闻一多的幽默感还在，他的心境就差不到哪儿去。
嗣后，在南迁途中，闻一多备尝艰辛，吃最差的伙食，为节省用度，行程数千里费时两月余徒步跋涉至云南，虽然外表更显老态，但他庆幸自己的体质较以往更强健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也更全面了。他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干回老本行，画了五十多幅写生画。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长沙临大搬到云南，整出了几部大胡子，尤以闻一多和冯友兰的长髯最称俊美。
西南联大文学院刚迁到云南蒙自的那段日子，闻一多住在一家洋行的楼上，几净窗明，他很珍惜这样的好环境，于是潜心研究《诗经》和古代神话，两耳不闻窗外事，被郑天挺等好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他不下楼，是因为他在古典的世界里能够得到内心的快惬。
闻一多有真性情，这一点使许多人尝到过苦头，领教过厉害。他当武大文学院长时，不赞成清华同窗、湖北税务局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在武大任兼职教授，弄得吴国桢相当难堪；他在昆明时，不肯赴市长陆亚夫的饭局，鄙视其人不学无术；平日雅聚，座中若有他不喜欢的对象，他就会拂袖而去；学生程度浅，只能弄个“ABC”交卷，他也会勃然大怒，吼道：“我告诉你，我的课是 XYZ！”凡此种种，闻一多的名士劲头并不逊色于晋代的竹林七贤。
然而闻一多也并非次次都能占据上风。有一次，他讲《史记·项羽本纪》，有个学生开小差，心不在焉。闻一多恼了，将这位学生逐出教室。这个学生不服判罚，靠在墙上赖着不走，闻一多火气更大，喝问他：“你干吗还不出去！”那位学生急中生智，回答道：“我在这里作‘壁上观’。”弄得闻一多啼笑皆非，其他同学则哄堂大笑。
闻一多悔其少作，羞将《红烛》置于名下，这还不算什么。年轻时，闻一多对鲁迅缺乏好感，更谈不上敬重，他写信给梁实秋，标列“非我辈接近之人物”，鲁迅首当其冲。后来，他却颠覆了自己原先的判断，赞美鲁迅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44 年，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将自己的心声和盘托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闻一多的这番忏悔足够真诚，他不再满足于做诗人，做名士，而要搅动死水，掀起狂澜。
破茧而出的斗士 闻一多并不是天生的斗士，他年轻时的一些言论甚至会被左派人士视为反动透顶。
在清华就读期间，闻一多推崇改良，尊重秩序。他曾说：“社会的幸福基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爱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的天性。我不愿我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那时，闻一多相当平和，甚至有些天真，他认为大家动辄猜测“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乃是一种过度的主观判断，“中国最讲究家族主义”，大家摒除成见，和爱如同家人，才是达境。
抗战爆发前后，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闻一多忧心忡忡，但他的态度是温和的，一方面支持学生爱国，一方面劝导他们回到课堂，与众多善良的师长一样，不愿他们“做无代价的牺牲”，希望他们积蓄力量，葆有理智。那些热血青年把这些前辈弄潮儿的劝告当成耳旁风，甚至认为他们退步了，落伍了。
在空前灾难临头时，闻一多的亲蒋之情溢于言表。若不是四十年代蒋介石过于独裁，国民党政府过于腐败，特务统治过于黑暗，老百姓（包括大学教授）的生活过于痛苦，闻一多是不可能变成斗士的。1943 年，闻一多加深了对蒋介石的负面认识，蒋介石在《中国
之命运》一书中公然向义和团精神致敬，挑衅五四精神，这种颠倒历史不明不智发高烧的胡言乱语令闻一多大为失望，甚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愤恨。如此说来，恰恰是他曾经拥护过的领袖和政府激醒了自己身上的斗魂。
闻一多潜心治学，热心育人，本不存党派之念。陈雪屏是西南联大三青团的负责人，曾劝导闻一多入党，理由是多一本党证就多一块挡箭牌，闻一多喜欢公开唱反调，若能在党，讲话的自由度还可以提高，自家人不用见外。再说，昆明物力维艰，居大不易，入了党，生活上也能得些补贴。陈雪屏没谈拢，并未死心，又让孙毓棠去劝闻一多加入国民党，这一回闻一多不但拒绝，而且很快就搬了家，与孙毓棠彻底撇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教授加入国民党是一件时髦事，却并不是一件光彩事。
古人说，“君子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这个说法在轻贫和清贫的范畴内是说得通的，但在艰于生存、不堪其忧的重度贫困压迫下，要人“不改其乐”，就不合情理了。1946 年，经济学家杨西孟在《观察》周刊上发表《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的增加及薪津实值》，他计算出，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后，大学教授的薪津的实值已“如崩岩般降落”，实际缩水了 98%，这太惊人了。当昔日的四百元只相当于今日的八元时，日子还怎么过呢？抗战后期，西南联大的负责人都贫困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蒋梦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尚且要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维持生活，梅贻琦的夫人也要靠做糕点（美其名为“得胜糕”）帮补家用，其他教授的处境可想而知。由于物价飞涨，家口过十，闻一多喝不起茶，还打算戒烟（未能戒断），忍痛变卖线装书和狐皮大衣，兼职写文章作报告，日日疲于奔命，仍不免有断炊之忧，这种米盐琐屑、生计艰窘的日子令他心境极为糟糕。浦江清为之撰骈文启事，标明润格，闻一多雕刻篆章卖钱，自称为“手工业者”，乃是迫不得已，要娴熟掌握这门技艺，他的手指多次磨破出血。“今天有图章，明天有饭吃”，这成了闻一多的口头禅。
美国联合援华会原本有一个支援中国教授生活费用的方案：中国的名教授分批轮流去美国讲学，救济每人 500 到 1000 美金（在当时，这笔钱能解决不少难题）。然而国民党当局认为联合援华会的义举和善举令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丢了脸面，接受此项美援是不光彩的事情，因而从中阻挠，使这个方案彻底泡汤。官方如此颟顸，教授极其愤慨。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即在他的对华回忆录中判定：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是“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一个原因，也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大学教授颠沛流离，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从象牙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
（吴晗语），看到民间疾苦和国民党政权腐败不堪，思想左倾甚至现身说法，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也就顺理成章了。闻一多在七七纪念会上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艺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1946 年，美国加州大学致函梅贻琦，请他推荐一名中国文学教授到该校开课，梅贻琦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闻一多，但此时的闻一多已是家喻户晓的民主斗士，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太首肯他的美国之行，毕竟多年前他留学美国的那段经历并不愉快。民主运动的阵营更不想在此时流失一员大将。多重因素交相作用，闻一多决心留身于“是非之地”，与铁血专制周旋到底。这一留，难得的一线生机就转瞬即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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