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歌曲本身而言，它不能创造任何现实生产力，然而注重现实功利的现代都市社会所生存的人们对它的迷恋却是不言而喻。流行歌曲是当今最重要的大众审美文化现象之一。而不同年代的复古的中国流行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模糊社会背景中的独特符号和文本，成为现代性之镜，成为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乌托邦。
关键词：流行歌曲；复古风；现代性；审美乌托邦；审美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115-02
中国现代流行歌曲历来都是重视与古典文化的结合的，从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时期到新世纪，古诗词从来都是与歌曲郊孟不离的。自然而然，我们可以将这一类的歌曲称为复古的中国流行歌曲。
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生命，正是因为他们以自然和人类不能言说的方式在言说。用奥尔特加的话来说，艺术是时代转变的“风向标”。于是具有古典意象的中国流行歌曲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成为社会的缩影和时代的见证，正是建立在契合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之上，呓语着大众所需要的审美乌托邦。
一、审美乌托邦与现代性
“乌托邦”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写成的《乌托邦》，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6个字母中有4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意指“无何有之乡”。莫尔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
福柯对于乌托邦的论述颇有意思。认为其是非真实的位所。这些乌托邦本质上或基本上都是非现实的空间。福柯以照镜子为例，镜像空间不过是视错觉的投射，但是照镜子并不因此而带来“虚幻的错觉”， 这个非真实的空间实际就在那个外表后面——一个镜式乌托邦。正是镜像给予照镜者最精确的自我空间认识。
“而怀疑论美学所指称的“审美乌托邦”，它主要从形而上的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担负着拯救沉沦于世俗功利的存在者的责任。它筹划为一种终极的对美的信仰和热情、意志和幻想，它标明为生命存在的原始意义和最根基的爱的追求。因此，怀疑论美学的乌托邦，就不是托马斯·莫尔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乌托邦，而是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乌托邦”。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相类似的是，它们都承担救赎人类的责任。”
论及审美的“救赎”，就要提到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家族相似概念。它与启蒙现代性相对，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构成了现代性的张力。韦伯称之为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在宗教衰落的时代，审美就具有某种取而代之的世俗“救赎”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审美这种表意实践，对于舒展人的情感需求，满足想象力的自由伸展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潜能。马尔库塞也提出“新感性”，“这种感性摆脱了不自由社会的压抑性满足，这种感性受制于只有审美想象力才能构织出的现实所拥有的方式和形式。”
在阿多诺的审美现代性理解中，强调现代美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反思性，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压抑人，造成人性分裂、人格丧失的社会，人已变成了非人。面对这样一个精神失落与虚无的社会，人们日趋绝望，因而需要一种精神性的补偿来消除绝望和拯救心灵。“审美幻象意在救赎由导致人工制品或幻象载体的主动精神还原成受精神主宰的物质材料的那些东西。” 艺术在异化现实面前，使自己处于拯救状态，它能把人们在现实中所丧失的希望、所异化了的人性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批判现存社会的同时给人以希望，进而补偿性地拯救人性。
二、现代性之镜
“复古风”的流行歌曲（当今流行乐坛或称之为中国风），看似温婉却备受争议的文本，在流行歌曲这方本就不受文化研究青睐的领域里，它似中国的现代性之镜，一路步履维艰。于受众它是个人的镜子，集合在一起又是时代的镜子，简言之，它是一种镜式乌托邦。
（一）个人之镜与时代之镜
复古风流行歌曲呈现着客观世界的影像（尽管这影像是历史的，抑或是意向性的，甚至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客观实体），就像是我们在照镜子。福柯所阐述的 “异位”，在歌曲中，“我”在一个非真实的空间，我看到了我不在其中的“类我”，当然这与福柯那个著名的“照镜子”的推论仍有区别。不过，欣赏过程中我们的确完成了一次自我化的或者说是第一人称的探险。也是一种自我体认的满足。这是一种“异位”，在那里影像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并具有某种反射我自己的处境的效果。
走进三十年代的中国流行歌曲，自然就让人联想到孤岛上海十里洋场的莺歌燕舞。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更有亡国的危机和悲拗，现代流行歌曲成为“隔江犹唱”式的堕落。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孤岛”上海实质是在日寇的虎视耽耽之下苟延残喘，飘摇不定。生活于其中的市民虽然庆幸自己能够免于战乱，却也深知这种安全的脆弱和不稳定，他们一边自我安慰，一边又不能不对明天的局势提心吊胆。他们在娱乐中拥抱“美梦”，正如歌中所唱：“一切美丽的憧憬，可以向梦里追寻。梦里没有惊恐，梦里只有欢腾，虽然是梦幻泡影，也能够安慰片心。” （寻梦曲》，陈蝶衣词，陈歌辛曲）。人们的彷徨与悲苦幻化成乌托邦式的千秋家国梦，歌曲中上演着也属于自己的故事：人们仿佛是其中血泪辛酸的歌女，又好似可以为国捐躯的报国英雄，也仿若以爱情当慰藉的才子佳人，镜中的自己是如此伟大，值得同情，令人艳羡，于是在飘摇不定的生活之外，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在这种异位之中，小我和大我都得到了实现，没有什么是不能平衡的了。
当九十年代大部分流行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完全现代化了的社会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传统文学资源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而且古典诗词的意境放在当代的情景下，竟然出人意料得妥帖。歌曲创作的时代比歌曲所述的年代更能表明这个时代的精神。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强劲崛起，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销蚀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信仰，在对传统的不断反叛中没有获得关于生命意义的完整解答而走向精神的迷茫和失落，人們开始精神化的“寻宝”，于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自然成为第一选择。陈小奇《烟花三月》反映出这样一种怀旧的倾向。
歌里所有的景色都充满着浪漫的古典气息，如同一幅水墨画，琉朗雅致，令人神往。更沁人心脾的是春色之中友人的那份牵挂，虽然是思念的惆怅，但其中蕴藉着无限的温情，这正是当代人最渴望的真情，并不浓烈却贴心而悠长。古典意味的歌词往往能满足人们怀旧的需求。瞬息万变的社会、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在一定时期就会滋生人们怀旧的情绪。古代文学温婉含蓄的情感和空灵宁静的意境也恰恰契合了听众的需求。另有一些歌曲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古代社会的神往：如《精忠报国》、《中国功夫》等。从纵向的维度表达了一种广义的“报效之志”，是对民族之根的怀念，报效的背后实际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对淡漠的人际关系的无奈和个人壮志不得酬的黯然。隔着悠远的历史，古代社会远远地闪耀着温暖的光芒，成为当代人逃离现实喧嚣的精神家园，也正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所在，才会让人如此地魂牵梦萦。
（二）拼贴之镜
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形象取代了事物本身，物化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地步。福柯把其称为“万花筒式的社会”。但是，历史是唯一的。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却慢慢威胁到历史的稳定本身。多的例子不用提，关于“拼贴”（pastiche）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到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许多歌曲都是一种拼贴之极致。通过拼贴，把审美风格和特定语境剥离开来。剥去如此冗繁的典型特征，以一种局部意象的形式来复制各种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显然就受到异化、打碎和伪造。结果是一种伪历史取代了历史的真实。
以新世纪具有古典意象的流行音乐为例：
一首《娘子》开创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复古风，改变了以往现当代流行歌曲在利用传统资源时尽量使音乐符合歌词风格的惯例。借由歌词和音樂之间的反差，营造特殊的效果，传统资源也因此得到新的阐释。“折杨柳”、“漫天黄沙”、“相思”、“红豆”、“江南”等都是具有鲜明古典意味的意象。新世纪的中国风歌曲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叙事特征——时间感、历史观的交错与拼贴，对电影叙事技巧——蒙太奇、长镜头的借鉴和模仿，征服了大多数的年轻听众。拥有有限音乐知识的大众具备了在对旧有歌曲的模仿以及个体情感的生发中，寻找到了一个把握的平衡点。透过非陌生化的比喻方式，歌词已经塑造了一种源于“怀旧”又高于怀旧的审美品格，符合了当下软性对抗中又充满妥协的受众心理。
想象性的世界里，某种意识形态就体现在了艺术形式中。在大众为内容的相似性（于其自身的遭遇抑或感情共鸣）感动不已时，某种意识形态就悄然滋长进大众的意识里。当你意识到时，它已经潜意识里成为你看世界的方式。当这样的音乐中无数次出现古典、温柔的女性形象时，无数次对女性形象询唤。有意无意之中，大众感性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被规训了。在强大的市场逻辑下，复古风的流行音乐在新世纪开始泛滥，上演着一出不断更迭演员的相同剧目，成为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一个有力注脚。阿多诺从听觉接受的角度提出流行音乐带给听众的是“精神涣散”和“听觉退化”。他们的耳朵只认可那些熟悉的曲段，却排斥一切陌生的东西，他们“就像一个孩子，他们满怀积怨，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着他们曾经享用过的那道菜。”“不是一种未成熟（Undeveloped）的风格，而是一种强力使其停滞的（Retarded）风格。”
西美尔曾在《时尚的哲学》中深刻地指出：“每一个阶级，确切地，也许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着一定量的个性化冲动与融入整体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这些冲动中的某一个如果在某个社会领域得不到满足，就会找寻另外的社会领域，直到获得它所要求的满足为止。”毫无疑问，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提高了人们的生存质量。传统诗词的表达方式成为当代流行歌曲雅化的一种尝试。雅化不仅指语言的诗化和雅致，更重要的是结构方式的严整圆融和情感表达的丰富与含蓄。除了吸取新诗的创作方法和意象构建之外，民族精神所承载的“经典”才是最应借鉴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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