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神秘主义权威生产、科学主义理性生产和联结主义个性生产，它们分别建基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当前信息社会方兴未艾，文化体制创新要顺应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知识生产的时代变局对文化体制创新提出了诸多要求，文化民生、文化市场、文化资本、文化个性等成为新时期文化体制创新中的重要内容。赋予“文化”以人格权、获利权、发展权，并融合文化体制中的权责关系、权效关系，它将有力地推进构建适应信息社会新形势新要求的文化体制。
关键词：文化体制;创新;知识生产;信息社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6-0092-09
文化体制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随着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文化体制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新形势新阶段对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文化之要，在于“以文化人”;而知识生产是支撑文化实体的基座，是作为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生存条件的“文化”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构成知识生产的实践土壤，是知识生产的物质基础;而劳动实践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将知识生产体系转化为人的生存格局，并生成人们的文明进化景观。新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它将信息社会的核心价值发挥至相当的高度，以至于人们将眼界投射到从今往后的未来世界，并由联结主义的认知框架和实践机制构建了对人们内心需要的满足。知识成为社会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基质，它对走向未来的文化体制创新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一、知识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与文化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体制
知识生产方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和物质资料供给渠道的社会，知识生产具有经验性、神秘性和权威性，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体制相对封闭、保守。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具有封闭性、分散性和自足性，知识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孤立状态，知识传承和再生产组织建构具有系统性阻力，它遏制知识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农业作为主要生产部门来说，小私有者在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产品和劳动资料的维持性开发（它与拓展性开发相对应），往往建立在低层次重复的层面，生产改进的主动性贫乏，生产资料的主体性自持（它与权益性自持相对应）限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功能，从而使生产资料丧失“要素化”的条件，成为直接财富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生产主体部门的农业，以原子式的存在样态稳化了农户的生产关系和个体生产欲望，并通过推行小农伦理的方式进一步将社会关系固化成朴素的个体主义;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者的孤立状态以传统血缘宗亲和邻里关系来维系，在弱化个人的生产性及其社会价值方面又时常将宗亲关系予以标榜，并通过邻里互济的方式使个体脱离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孤独感。然而，通过这些方式增进的地域归属感和阶层归属感因为缺乏进一步的激励机制而蜕变为甘于现状、因循守旧的世俗思维。在这种思维中，知识体现了天然的禀赋优势，它预示或宣告着一种基于天赋或神秘力量的启示，以对权威的崇敬和仰拜终结了普通民众在知识生产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知识生产的垄断表现为古旧时代的权贵垄断和新社会中对集中制的过分倚重。当然，从传播媒介史的角度看来，传统农业社会的知识生产适配了信息不对称的极致形态：信源独占导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架空了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实践联系，迫使孤独个体响应社会权威体系所颁布的信律。
从农业作为物质资料供给的主渠道来说，传统农业产品的生理自足性（与心理自足性相对应）将个体和社会生产的规模与方式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当人们的物质资料主要来源于农业产品的时候，这种物质资料更有可能被应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更不可能是金融化载体。单一消费资料在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上很容易达到极限，它不像生产资料的应用那样具有业态集聚和规模扩张的作用，更不可能像金融资产一样具有较大的弹性边界。相对单一的消费结构使人们沉浸在低层次物质资料的低水平生产实践中，尽管对消费品形态的加工能力和技巧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有较大变化，但产品形态本身只是打开个体消费味蕾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单一消费品的用户生理极限。在知识生产上，这种基于形态变化的产品改造，使知识生产的“进步”停留在表层现象，而无法深入到社会关系和生产组织的内在系统中;也就没法打破传统农业生产的孤立主义从而进一步破除文化体制上的因循守旧和自我封闭。
（二）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体制
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直接影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农业（以自耕农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使知识生产具有个体性，社会总体知识层次的提升缓慢，个体（或区域）内部的创新创造在封闭环境中不能自觉到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发展层次，由此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的“创造”。工业生产体系改变了这一局面，面向社会市场的生产机制将“规模化”与“标准化”设定为生产组织的目标和原则。由于建立统一生产经营市场的资本愿景始终没有动摇，专业化和社会分工作为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特征，专门的生产领域和生产环节造就了跟随机器运行而具有高强度操作能力的技术专员，专业精细分工的结果是产品的精致化和技术迭代的速率遞增，由此而进一步节约社会知识开发的时间。知识生产在工业体系中既具有要素集约的优势，又有着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知识生产的合理进展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具有一定技术溶度的产品市场中，知识普及率成为产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系统转变为民众系统”是新技术产品研发的重要关切。工业生产的组织性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相结合，产生了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分层制度，企业在技术力量上的差距悬殊变得显而易见，并由此而建立了市场层级。尽管如此，任何低端生产组织都不愿意在社会整体技术升级的情况下被淘汰出局，企业和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求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知识的供给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所造成的变革甚至引发低端产业工人的不满。芒图曾经说：“我们知道机械化的出现，在工人中引起了怎样的疑惧和愤怒情绪。工人反对机器以及一般地反对各种技术革新乃是这一整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插曲。可是，这并不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事件。”[1]工业生产发展的趋势越来越走向机械化和智能化，这对肢体劳动者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撇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方面来看，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对知识生产能力的重视——由社会组织到个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诺思说：“技术的进步最后依赖于科学的系统发展，这就要求提高‘纯’知识的收益率。”[2]知识成为可兑换为具有强流通性的货币，这是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内在因素之一，也许真正的原因在于它刺激了人们内心的某些欲望。“高度的社会互动涉及许多过程，这些过程一般有利于文化的变化，特别有利于科学的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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