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过外国传教士在九江办学的大量史实和教会学校在九江办学沿革的轨迹,阐明教会学校的创办背景、演变进程及其特质,廓清传教士创办学校的本意,力求公正、如实地评价教会学校对推动区域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九江;教会学校;性质及价值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3—0234—02
收稿日期:2010-04-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9)规划共建项目“近代九江开埠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教会学校——以“同文中学和儒励女中”为个案研究”(09JY230)
作者简介:洪厚情(1970-),男,江西九江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江英(1976-),女,江西九江人,助教,从事思想文化研究;宋春玲(1968-),女,江西九江人,副研究馆员,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
1858年,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足迹所至,几遍全国,尤以通商口岸为最。九江沦为外国列强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在这里强占租界,控制海关,洋商和传教士乘机涌入,由此,九江成为殖民侵略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据点。他们来华组织教会,传教布道,同时创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传播西方文化。他们的这些行为既有与封建文化相妥协的一面,又有冲击封建文化的一面。九江一度成为西学与东学、新学与旧学进行争夺、磨合交融的重要前沿阵地。自1867年起,九江地区各市、县和庐山地区都有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其中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他们以“信仰上帝”和“文化开发”为由,创办由教会控制的大、中、小学,目的是利用教会创办学校作为工具,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
一、近代九江教会学校的性质
九江的教会学校,在九江近现代教育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两段话很能说明美国为什么要利用宗教来办教育。中国早期著名学者型教会人士刘廷芳说过:“我信宗教,我信教育,我信两者并行不悖。我信两者能互助,则收益更大。我信宗教若忽略教育,有流入迷信愚妄的可怖;教育若仇恨宗教,有流入偏辟残缺的危险。”这个说法为中国教会人士掌管校务的理念。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美国归回庚子赔款用于办学时致函罗斯福的一段话则讲得更为透彻和直率,他说:“哪个国家能在教育一代中国青年的事业上成功,哪个国家就会由于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识和商业的影响取回最大可能之收获。如果美国早在十五年前就做到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在同文中学、儒励女中,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校长,都是以“宗教与教育并存”的理念来治理学校的。
教会办校的目的是用于传教,并有意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教会学校是教会传教,用基督精神征服全球的重要基地。同文、儒励两校创办初期,将宗教列入主课,宗教课程不及格的不能升级,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弥撒或做礼拜,以及其他各种宗教集会。同文在校内建有礼拜堂(今大会堂),经过训练和考核,接受洗礼与入教。
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其中第一章第6条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及在课堂作宗教宣传,宗教团体设立之学校内部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不举行宗教仪式。”至此,两校的宗教活动虽不再列入必修课程,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但宗教教育及活动在校内仍起主导作用。
据《九江私立同文中学概况》记载:“学校宗教教育目的是设法帮助青年,与超人类之权能者交往,以强固青年之意志,鼓舞其心灵,指导其智力,期使青年之生活美满,人格之发展。”同文中学校训提出的“读好书,做好人”,以笔者的理解,该校所指最好的书是《圣经》,最好的人是指做一个“拯救人类灵魂”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教会学校在校内公开活动,主要对象是师生中的教徒,非教徒可自由参加。形式有早祷、做礼拜、圣经研究。两校部分学生还联合组成圣乐队(队长由美籍教士孙美壁担任)。同文中学成立了青年团契,儒励女中成立了学生青年会。这些组织都宣扬“崇拜主”、“荣耀主”、“归向主”,以达到灵性上的修养。宗活动直到解放后接管前还在进行着。有时同文中学的一个礼堂内,学生集会和宗教活动同时举行,教会公开和我们争夺青年,制造混乱。所以,从本质上看,教会的活动是从心灵上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对学生产生“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替代旧士大夫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而在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控制中国。
二、近代九江教会学校的价值
中国近代兴起的教会学校教育,虽然附着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机体上,但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校模式、教育体制、课程设置、院系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资料等等,直接移植到中国,使中国近代教育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轨道。
众所周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的主观意图是希望通过教育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然而,一百年的事实证明,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冲击下,教会学校的这一目的未能如愿以偿,相反,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它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起了特殊的作用,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它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上,都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有很大的差异。
其一,就办学宗旨而言,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于“德”,忠、教、节、义、仁、和是其基本教育目标,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而教会学校则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学校在进行宗教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还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许多学校都开设了体育课和美育课,开展球类、田径和文娱等各项文体活动。教会学校还从传教的实际出发,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帮助他们成立各种俱乐部和青年组织,如自治会、青年会、体育会、大学生会、家学会、演说会、治食会、学生银行、食品公司和音乐队等,并经常性地举办各类辩论会、交际会、音乐会和白话剧演出,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精神。
其二,就教学内容而言,中国封建教育崇尚空谈和琐碎考据,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而教会学校教学内容的最大特点就是与社会实际联系密切,切实可用。其课程除宗教和中国经典课外,还有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美术、法律、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所学知识包括声、光、电、天文、测绘、纺织,缝纫、园艺、烹调、地石、动植物等;许多学校还有专门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使许多有关知识言之有理,验之有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的课程门类不断增加,学习程度也逐步提高。这些课程对学生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了解世界,以及对他们今后走向社会,经营谋生,均有实际意义。
其三,在教学方法上,教会学校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和方法。教会学校比较注重知识的接受规律,学校根据学生的程度和不同情况,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教学时讲究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浙进,逐步提高;同时,在教学时改变了封建私塾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模仿作习的方法,注重启发式教学,尽量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实验由自己操作。学生在经过几年学习后,基本上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并对近代世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能有个基本的了解。其理解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技能都明显超过了中国封建私塾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教会学校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教育革新,对中国的近代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往的中国封建教育是十分古老陈旧的,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会学校虽然由于混杂了宗教的内容而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教育的面貌,但毕竟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模式,它的管理、组织的严密性,它的教育内容、方法的科学性,它的教育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整个教育活动的计划性及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注意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注意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比起清王朝的腐朽空疏的封建教育来要优越得多。尽管封建顽固派傲慢地扬着脸不屑一顾,还是无法抵御它的强有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办学者逐渐模仿学习,从内容到形式。中国人最先认识西方教育,多数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洋务派最早办的一批学校也不得不谨慎地请一些传教士传教和参加管理。而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既曾为中国办新式学堂解过燃眉之急,也成为中国自编教材的参教材料之一。此外,传教士把一批重要地名、人名和科学术语名词的中英文对照统一下来,编成索引和词典,这给学校教学和社会应用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可以说,教会学校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最早的资本主义模式,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不能低估。
总之,作为一种近代教育,教会学校以其一定的先进性对中国传统教育形成强力冲击,并在传统教育制度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三、对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启示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大多数人民对传教士的活动,包括办学活动,感情上充满了敌意,认识上几乎全盘否定。这固然有主观上的各种局限,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客观原因:正确认识一种历史现象,需要适当的历史条件。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在中国人民受侵略受奴役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畸形的交流不能不同许多文化以外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而变得十分复杂,要充分认识清楚这种交流的各个方面(包括教会办学)是非常困难的。近代中国人民长期面临救亡图存的问题,而传教士与侵略者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有时甚至是两位一体的,在中国人民同侵略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时期内,在需要激励全民族奋起自卫的条件下,要中国人民毫无偏颇看待这一切问题,不是苛求了吗?即使历史能够重演一次,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
参考文献:
[1]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79.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责任编辑/ 陈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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