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法国出版业在封建专制高压政策下，一度万马齐喑。伴随宗教改革，书报从周边国家走私流入国内，当局屡禁不绝。本文从法国近代出版印刷业的物质条件、技术、出版管制，以及宗教改革等方面，简要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背景和缘由，探究媒体与社会相伴相生的关系，即社会为书报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过来书报的传播又影响了社会。
[关键词] 近代法国 图书“走私” 媒介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6-0099-04
媒介传播的历史，就是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及生产力发展互动影响的历史。媒介扮演的角色变化多端，正映照了那个时代复杂的变幻。在近代历史上，法国的书报印刷出版业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历程，而其中闪现的书籍“走私”现象，令人回味。书籍经由周边国家悄悄地“走私”流入法国，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在日内瓦印刷的图书，仿佛滚滚洪流涌向法国，政府屡禁图书走私不绝，以至有时候“总理官署悻悻然地惊觉，夹带‘邪书’偷运到巴黎的马车，竞由自己的马夫驾驶”。如此程度的图书走私，其前因后果耐人琢磨。
1 法国封建专制令印刷出版业几无立锥之地
近代法国是欧洲大陆典型的君主制国家。在法国君主专制下，三级会议形同虚设，能够与王权抗衡的贵族力量匮乏。16世纪后半期的胡格诺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却进一步加强了法国的专制王权。到了17世纪上半期路易十三世和黎塞留执政时期，专制统治达到巅峰时代。当时法国的《新闻纪事》登载了这样一则民谣：“穷人忍受一切，军队掠夺一切，神圣的教会得利于一切，宠臣们强求一切，和善的国王让与其一切，法务院批准一切，掌玺大臣签署一切，王太后管理一切，教皇对他们宽恕一切，唯有希科嘲笑一切，魔鬼终将获得一切。”这则民谣辛辣而且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状况。同时，当权者深知出版业的重要性，把它纳入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经国王特许，1631年《法国公报》诞生并获得政府的特权证明书，刊载政府批准的新闻，国王和首相还亲自为之撰稿。其他出版物就没有这样的特权了。一旦抨击性的报纸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揭露腐败行径，就面临着被政府查禁、被迫更换刊名或停刊的命运。对此，审查制度的发展很能说明问题。在17世纪，国家任命的新闻检察官约有300多位，警察总监和司法官也都拥有对印刷工厂厂主、出版行业老板和街头书报出版和销售者严格制裁的权力，违纪者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处以火刑。遵照“书业督导”命令，1751年法国共建审查处82个，到了1763年达到121个。从15世纪中叶到法国大革命(1789年)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出版印刷业一直处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法国18世纪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有一段十分辛辣的讽刺：“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别的戏园子，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审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我因为想利用这个可爱的自由，所以宣布，要出版一种定期的刊物，我给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废报》。”著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也难逃此厄运，最后落得“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结局。德国的《文艺评论》为他开辟专栏，俄国女皇买了他的《百科全书》，日内瓦的出版商为他在巴黎出版不了的那部分《百科全书》开放绿灯，使之不胫而走传遍欧洲。如此，书报出版几乎在法国无立足之地。无可奈何，出版业悄悄远走他乡，转移到了荷兰、比利时等周边国家。正如维克多·雨果在一份声明中所言：“为了比利时的利益，法国的印刷厂被关闭了”。荷兰等国家从17世纪君主政体十分强大的法国受益匪浅。
2 造纸业领先，出版人才队伍壮大，但仍然没有成就发达的出版业
作为最重要的印刷媒介的纸张，一直到14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广泛使用。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早期的造纸技术较为发达。早在14世纪，法国的造纸就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甚至建立了出口企业。从15世纪到18世纪，法兰德斯、低地诸国和德国北部都曾用过法国香槟地区出产的纸张。16、17世纪，法国造纸更为西班牙、英格兰、荷兰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使用。1844年，书籍装订匠凯勒想出了混合木浆和纸浆的新方法，并由渥耶特于1847年为此法申请专利。经过不断探索实践，1860年麦秸和稻草终于成为普遍使用的破布的替代用品，用以大量生产纸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10年后，簿记员侯贝尔从美国归来，组装出世界上第一台造纸机。一步一步地，法国在欧洲造纸业中的地位令捷足先登的意大利相形见绌。随着造纸技术日臻完善，廉价易于采购的原材料供给充足，造纸业竞争也日益加剧了。巴黎造纸匠于1398年组织成立行会，争先恐后地获取“巴黎大学法定造纸商”的头衔，以获取免税及行业垄断等特权。而巴黎大学为了以优势价格囤储大量纸张，也乐于将周边纸厂的创设权授予特定的供应商，双方共荣互利，相得益彰。造纸商成为富有的一群人，他们将造纸或卖纸获得的利润转而投资到书籍出版上，为出版业推波助澜。在这种环境下，连他们的子女也喜欢上了造纸印刷事业。
如果说造纸业侧重于传播媒介的物质材料——纸张的制造，那么，图书印刷就是将思想和文化等附着在纸张上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加工过程。早在1455年，法国的印刷事业就已经呈现出标准化生产的倾向。当时，印制速度和印刷机的产能经不断改进已经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在印刷厂一线工作的排字工人等印刷业的师傅，因印刷出版业的兴隆发展而逐渐令人刮目相看。虽然他们从事手工劳动，但由于能够识文断字并具备一定的拉丁文知识，因而结识了不少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接触新观念，久而久之俨然成为一支技能和文化兼备的知识型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游走于国内或邻近国家，效力于当地的出版商，或自己开设印刷铺。在生意冷清时，“有些人还会把书的内容偷偷多印几份，凑成一整本再私下叫卖；有些人则非法买卖禁书或短期流通的宣传小册子，靠妻子居中中介者亦所在多有”。即使是在生存环境和工作压力较为艰苦的环境下，“印刷师傅仍以自己的事业和知识为傲，并形成了另一个社会阶级。说得明确一些，这群人拥有刀剑一般锐利的自尊，所以并非单纯的技工。”整个16世纪甚至到了17世纪，法国西南地区也多是这样的人，在某个小镇停留数月或数年而后再度踏上旅程。这批印刷师傅既有专业技能，又有靠本事赚钱谋生的强烈欲望，他们当然地成为客观上推动出版印刷业死里逃生的有生力量。由于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很多人逃亡国外，日内瓦印刷厂里很多印刷工人多是从法国逃出来的胡格诺教徒。这些被动“引进”的技术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这些国家出版业的迅速发展。
与体力劳动者印刷工匠相比，印刷商和书商的身份更为重要。“唯有勤奋、洞察先机，并彻底了解出版业的人，才有办法管理这般事业”。印刷商正是这样的精明人，他必须仔细打理自己的事业。从出版商处获得订单，组织工人印刷书籍，按时保质保量地交货。“有些时候，作家也会成为印刷商，监印自己的作品，避免漏误、确保成品美观，甚至指导书籍经销，直接影响阅读大众”。同时，“印刷商与书商不仅是文人的同伴、密友，也提供保护。只要对生意有利，他们时常会为其出版离经叛道的书籍庇护有亵渎宗教嫌疑的作家，于他们亦是家常便饭”。实际上，不只是印刷商，就是出版商也首先是商人，然后是选择文化立场的人。“独领风骚的几家出版商，尽皆隶属反宗教改革阵营；虽然是举足轻重的商人，却屈从于耶稣会的政策，支持宗教的绝对权力”。“事实上，政府心知肚明，打击书商与印刷商，意义实在不大；他们虽然有助长禁书传布之嫌，却都只是因为图财，应客户要求而印书，思想上则无问题”。
法国当时无论是造纸技术、书报印制行业的专业人才，还是图书市场的营销队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都是一流的。但是，由于政治特别是宗教迫害和严酷的书报检查制度，大批异教徒和反对派不得不把书报悄悄拿到国外印刷，再偷偷走私回国内，其中以在荷兰印刷的为多，故被称为“荷兰的报纸”。出版自由在拥有杰出的印刷厂厂主的荷兰找到了避难所。这种“书报走私”现象俨然成为当时西欧一道特殊的“风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到英国旅行，看到连街边铺瓦匠都在歇歇手脚时翻看报纸，非常惊讶，这在法国简直不可思议。两相比较，英国在出版自由的演进上较为迅速，而法国则在出版印刷实践以及对周边国家的“辐射”上较英国更胜一筹。无论如何，当时法国国内的出版业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为后来书报走私的盛行提供了契机。一有机会，书报大规模回流是必然的结果。
3 宗教改革乃书报走私的有力推手
历史上几乎欧洲的所有问题都绕不开宗教，教会以其特殊的存在形式左右着大众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书报走私自然也不例外。宗教改革运动是15、16世纪欧洲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大众对教会税收和遍布西欧的教会土地财产十分憎恶，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终力量。宗教改革的直接原因是16世纪罗马教皇为修建彼得大帝教堂，借销售“赎罪券”聚敛民财，激起了民愤和强烈抗议。宗教改革中，以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派最为惹眼。他主张将基督教由集体的宗教改变为个人主义的宗教，反对依赖教会，提倡独立思考。路德明确主张“上帝之语”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阅读圣经与上帝沟通。于是，反抗教会经济剥削，冲破宗教思想禁锢成为民众的热切期盼，并随之出现了不可阻遏的解放洪流。信仰上帝，自己寻得天国大门的钥匙从个人诵读《圣经》开始。民众追求信仰的方式和途径的变革，极大地引发了对《圣经》复制印刷的需求。以宗教书籍为主的规模巨大的阅读需求一下子释放出来。于是，法国以《圣经》为主的印刷和贩卖便成为无法阻止的必然。同时，宣扬与罗马教廷相对的新教思想的离经叛道的书籍也很快热销起来。由此观之，宗教改革引发的市场需求乃书报业发展最大的动力。
“最初，对现代出版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不是生产问题，而是流通和消费问题”流通和消费就是市场。由于图书市场的渴求，在欧洲与宗教改革相伴的书籍出版马上活跃起来。1540一1550年的10年间，来自日内瓦的新教主张便借着小贩的足迹传往法国各地。16世纪又形成了井然有序的正规商业网络，以散播说帖、捍卫“非法”信仰为主要任务，并在遭逢强弱不一的阻力之后转入地下。凡被认为是“异端”的出版物和印刷商一律被查封，甚至动用火刑。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位出逃的新教徒在荷兰发出这样的挑战：“陛下(法国国王)的检察官员们：你们越是坚持阻止优秀的书籍和报纸进入法国，越是在这方面严于职守，你们就越是激起法国人读书看报引进报纸的兴趣。不管有什么危险，也无论多大开销，他们贪婪地读着，因为这正是人的天性：无视所被允许做的事情而追逐所被禁止做的事情。”“鉴于这(印刷品)是一种商品，商店从不会保护它，它有着激流一样的本性，愈遇阻力愈是汹涌。在研究西方媒介史时可以发现，从16世纪到17世纪荷兰是世界出版业的中心，期间荷兰出版业异常繁荣，共有2500多家出版社。当时的出版物多用欧洲通用的语言拉丁语出版。荷兰的出版物以偷运、出口等各种形式被输送到整个欧洲大陆。当然，荷兰出版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开明政策。在法国一些有争议的书难以出版，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就是先在荷兰一带印刷，然后又运送到法国的。所以，法国对书报出版业的高压政策也成就了荷兰出版业的繁荣。及至今日，荷兰在欧洲出版业中居于重镇的地位，也受惠于那个时代。
法国国内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民众阅读宗教改革书籍的巨大需求，出版商和走私者所获丰厚利润的吸引力，还有书籍数量的提升，使得有机会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的门槛则愈来愈低，读者的规模便扩张了。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造成了书报走私屡禁不绝，愈演愈烈的局面。牟利，从一开始就是书商与印刷商的最主要宗旨，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从印刷工业存在的第一天起，便与其他工业一样，受到同一套规则的支配：每一本书，都是一件商品；印制它们的人，首要的目的是营利。”这一点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体认法国近代出版业的本质也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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