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与社会文化变迁
西方休闲理论家对旅游的理解通常基于人类对乐趣、享受、消遣和逃离枯燥日常生活的需要。这可能是对度假旅游地及其大众性进行局部研究所需的全部理论，但却无法囊括旅游者丰富多样的活动类型，也无法完全解释旅游者度假或旅游时所造访的各种类型的旅游地。对于每年参观纽约曼哈顿世贸遗址、广岛核弹原爆中心和“二战”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数百万游客来说，旅游并无多少乐趣可言。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和乞力马扎罗峰的旅行过程中，也谈不上有多少消遣。可见，旅游者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到被誉为“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迪斯尼乐园的旅行，也可能根植于失落童年的哀愁和对并未真实存在过的“简单美国”的怀恋。
在我的第一本书《旅游者》（1976）中，我把旅游，所有的旅游，界定为一系列见证我们与他者（不只是其他群体及其信仰系统，还包括受我们人类日益增长人口威胁的生态系统）共享世界的日益错综复杂化的不那么宗教的仪式。旅游者，不管是在当地还是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旅行，都身处社会文化变迁的前沿。他们向边缘输出新的价值观，向权力与财富中心带回异域多样文化与生态系统的知识与体认。简言之，我并不把旅游视为单纯的休闲，而是一种带有激情与献祭的文化事业。
《旅游者》一书最初出版于越南西贡解放不到一年之后。当时还没有个人电脑，没有数码音乐与数码摄影，没有智能手机，甚至没有通用网关接口（CGI）和互联网。但沧海桑田，迄今人间巨变。美国前总统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重新改变了美国和国际事务。越南战争之后，其中的多位（前）总统申请并获得战争授权而卷入至少5场另外的战争。1976年至今，世界股票市场两次崩盘，全球经济几被摧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自我解体。世界宗教正在萎缩，而剩余的拥趸则成为原教旨主义者。恐怖主义分子在美国本土上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民众。被大肆渲染的电脑千禧虫病毒现象并未出现，由此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杞人忧天的事件。中国在国际市场充分证明了他们与西方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西方式）民主与资本主义之必然联系的神话与臆想。美国人民两次集体被迫为拯救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支付数以万亿的美元，即使那些银行经理们已经跨过了犯罪的界线。与国家内部不平等快速增长至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相比，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反见其缓解。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已经明显地导致了极地冰盖尺寸的萎缩与海平面的上升。西经135～145度、北纬35～42度之间的北太平洋区域，甚至发现了一个主要由废弃塑料容器组成的次大陆尺度的垃圾块！而同时期，旅游已经从最初的微不足道发展壮大成为某些人所说的全球最大产业。
在西方社会，“摆脱一切”（to get away from it all）成为认识旅游的普遍逻辑依据。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确实有太多需要挣脱的樊篱。但是，即使是对旅游者经历整体的随意一瞥，仍然可以发现旅游者并非彻头彻尾的逃避现实主义者。生态旅游和旅游的其他“新道德”形式的目标就是获得对环境与文化退化的高度关注。对极度不公正或暴力场所的朝圣之旅提醒我们，旅游者仍然对人类的进步抱有希望。而到遗产地的旅行则有力地支持了对我们过去伟大成就的保护，也是让保护理念在后代思维中薪火相传的有力支持。
应该说，过去50年旅游的增长，归功于旅游是对世界未来积极预期下的世俗活动的唯一重要的大规模复合体。旅游者踏遍全球，寻找值得看、值得做、值得公开谴责、值得保存和值得体验的事物。连曾经为旅游关上大门的国家，也网开一面，开始为出入境双向流动的旅游者打开边境。随着穿行于世界各地寻求体验的旅游者数量的大幅度增长，新的标志性纪念碑产生了。1976年，旅游者所喜闻乐见的现代标志包括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今天，我们除了有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的艺术博物馆、北京的鸟巢体育馆，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志性建筑。今天，生态旅游者甚至可以为观看大太平洋垃圾带预订海洋旅行。
随着这些不断增长的旅游者四处游走，探索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历史环境，他们逐渐变成我们这个变化世界的解码器。正是旅游者，而非社会科学家，首先发现我们正栖居在一个没有明确规范、政治与观念限制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正在快速自我重建它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新的标志性结构，旨在减缓生态旅游影响的自然保护区，专为旅游者而设计的都市，从农业向农业旅游转换的农村地区，无处不在的“舞台真实性”；而这些恰好构成当前全球趋势最为明显的部分表现。
旅游者与文化似乎形成一种不成文约定。他们对文化的兴趣，通常表现在他们更注重所谓的传统与遗产，包括他们自己的遗产，但又不只是他们的，也包括那些与他们自己文化迥异人群的遗产。他们被“异域”的地方性、唯一性与多彩多姿所吸引，虽然并不排除超现代与陌生感的吸引力。观光与旅游已经成为生产新的区域、国家和国际社会与文化形式的首要场景。假旅游之名，资本和国际中产阶级被“部署”到世界最遥远的区域，甚至比任何军队都更遥远。为配合这种“部署”与分配，包括饭店、餐馆和交通系统在内的机构与设施得以创建，甚至连远古神庙也得以重葺，自然栖息地得以整修，地方手工艺品得以开发。旅游已不仅仅是商业活动的集合体；旅游还是对历史、自然和传统意识形态的重构。就后者而言，（旅游）恰是对人性的重塑。
未来研究的问题是，旅游者复杂需求的特殊客体如何能够吸引人类之主体性（研究）？新的社会与文化传统如何出现并自我维持、如何产生奇妙变化以吸引世界范围内的旅游者？而在这一切中，所有人，即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人类”，命运终将如何？
（作者系该校教授，《旅游者》（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976）一书作者；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08-28）
全球化时代的旅游者多样性
旅游已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在过去的30多年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旅游蓬勃发展，旅游者体验急剧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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