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广义的语言学研究应该包含修辞学，汉语语言学研究必须以独立思考出发，认识语言学在西方的来龙去脉，找出修辞学与语言学分途的历史关键，最终理解修辞学跟语言学之间的关联。汉语本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提示我们：如何在悠久杰出的文化传统上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并学习开拓未来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 辩论术 修辞 先验性语法知识 逻辑与修辞的融合
语言学与修辞学像是走散的兄弟，而且还似乎越走越离散。
这两门重要的研究人的科学到底是什么缘由让它们分开，各自走向独立的发展方向？在古希腊社会有一批能言善道的人士，他们除了钻研辩论的技巧，也还讨论了一些语言学的议题。但他们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往往是他们争权夺利的武器。他们常常向社会名流挑战，苏格拉底就是其中之一，《柏拉图对话录》所记录的就是苏格拉底和他们辩论的内容。苏格拉底把口头诘辩当作探索真理的工具，而这些顶着“辩士”头衔的人士却滥用辩论来谋取个人的利益。辩士原来是正向的词意，英文称之为“sophists”，意即聪明通达之士，就像台湾电视上谈话性节目的”名嘴”，他们口若悬河，能够指鹿为马，让正当的辩论沉沦为狡辩、诡辩之术。他们逞口舌之快，让社会对他们产生了负面的观感。或许，这就是修辞学跟语言学分道扬镳的最早的原因。直到今天，英文里面有一个典型的负面词“sophistry”，就是狡猾、善辩，故意地误导。
苏格拉底和这些狡猾的辩士辩论，能够一步一步地在答辩的过程中引导诡辩家发现自己的谬误。总之，打从西方思想启蒙的源头开始，西方人对世界的理解就注重推理的程序，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格式，遵照这样的格式，人们才能够学习调理思维并看透虚张声势的繁文缛节，掌握事物的核心真相。因此，他们向往纯粹的理性和知识，因为只有纯知识才能够驾驭世界，这一份纯知识必然是扼要、精练的理论性知识，它不是为眼前利益计量的实用性知识。孔子足以代表东方的智慧，他说：“辞达而已矣！”表示他大而化之的胸怀，言简易赅地掌握到了事物的关键，但是在他这样大而化之、以实用为主的态度之上，却无法建立宏伟细腻的理论系统。反观西方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认识到数学是知识的典范。亚里士多德确定了数学是纯科学，逻辑是唯一能够确保无误的推理程序。西方两千年的科学发达史，就是用数学和逻辑的语言写成的。在这样的思想体例和格式当中，逻辑以外的非理性的因素如美学、灵学、神学，都难找到落脚的土地。就是这一份缔造西方文明的思想体例，给语言学与修辞学之间划下了一道关键性的分隔。知识从混乱的神话阶段，演进到实用性知识，再由西方的古典启蒙推进到纯粹的理论性知识。但未来的路将指向何方？可以期待一个实用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的结合体吗？
我来自台湾辅仁大学外语学院，这个学院的历史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之上：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都应该由深刻、综合性的语言哲思来引导、指向。基于这样的理念，辅仁大学早在四十年前就成立了全亚洲第一家专业的语言学研究所。目前又发展成为了综合性更高的跨文化研究所。从各个角度看，语言学的研究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必须详细认识西方语言学的来龙去脉，回答让修辞学与语言学分道扬镳的历史缘由，以及如何找回来修辞学跟语言学之间的关联。汉语的历史引导我们，我们的进步不必也不可能完全重蹈西方的覆辙。语言学跟修辞学应该探讨：如何在悠久杰出的文化传统上应接西方强势的理论并学习开拓自己的语言科学的发展策略。
在古老的传统中，修辞学应该是更高层的学问，它统摄逻辑和语法。但是目前学术的分科当中，我们很难把修辞学、逻辑学、语言学三者全部摆入同一个学术框架当中，其中的缘由必须深入地探索。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推崇数学是纯知识的典范，唯有在数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纯科学（先验科学）。按此推理，解释语言甚至修辞原理的重任也应该分派给逻辑和数学，但是历史的事实教导我们：西方的思想体例往往对修辞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消极态度。历经两千年，亚里士多德所勾勒出的逻辑系统，其影响力仍未见消退，成为撑起西方近代科学的大架构。二十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Chomsky,1928-2008）的生成语法及其对语言共性的探讨，皆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换句话说，他们对修辞问题仍然是避重就轻的，认为这些最多是边际性的问题。
西方的贡献首在逻辑思考的建立，用超越现实形而上学的思考来激浊扬清，让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逐步沉淀到抽象化、形式化的逻辑格式里面，推崇数学成为高于自然语言的后设原点。好像数学是一份重要的纲领，透过它能掌握事物的最终原理，连语言美感也不能置身度外。简言之，欧洲文化发达的关键在于对知识的热爱，更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找到现代科学的关键，即对理论性知识的专注与浓厚兴趣。目前的语言学也来自同一精神脉络，强调以先验性语法知识为人类语言知识的终极根源。这样一来，语言学与修辞学之间的距离似乎更加遥远。
那么，日常语言难道没有修辞的考虑吗？修辞真的是边际问题吗？修辞和逻辑不能共存、互动吗？难道逻辑是唯一让人信任的思想原则吗？曾获诺贝尔奖的萧伯纳有一句至理名言：“我不想谈语法，但我要做一位谈吐高雅的窈窕淑女。”(I don’t want to talk grammar, I want to talk like a lady.)
凡语言知识皆是后设性的，此后设功能与其说是源自逻辑，不如说是源自人类独有的多层次的自觉（multistratum of self-awareness），例如，人说“我会打网球”即同时表示“我知道，我会打网球”。纯逻辑的思想在整体人性的考虑当中却是制造荒谬的根源。西方语言学跟着逻辑走，当然越走就越远离了语言美学的考虑。因为遵从纯逻辑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人毫无目的地重复和延长句子。因为逻辑本身可以无限延伸它的推理，例如：“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打网球”，还有“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打网球”，如此无限延伸下去。这样简单的例子足以说明盲从逻辑如何导致陷入荒谬的情境。理解为何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我们的言谈不能完全听命于逻辑的控制，一定还有其它的管控因素。如孔子说：“非礼勿言。”这句话的道理就不是由逻辑说得清楚的。
但在欧美语言学眼中，从逻辑无限的延伸或说是倒退(infinite regress)却可以推出语言的创造性(creativity)。人类语言虽说有很强的后设功能，但这项特色并不让人盲从逻辑推理。换句话说，人类语言知识的复杂性非逻辑单一原因可以解释。以它的后设性而言，它能重现真实中发生过的事件，并对之做多元的后设处理。例如，同一笔回忆可以当作一般新闻报导、报导文学、甚至日记、小说、诗歌的创作来处理。例如英文用三个词就可以是一篇生动的生活记实：hired, tired, fired，表示“找到工作了，我对工作倦怠了，我被老板开除了。”这一段在计算机上流通的文字也不是完全用逻辑来构造的。
日常语言常暴露逻辑推理的弱点，例如在炎热的天气中，说话者可以冒出这样一句话：今天的太阳好大！实际上，太阳不可能一天大、一天小，但这在真实的汉语语境中又说得通。
单一的逻辑处理反而陷人于荒诞悖理的情境。它让我们失去真相，陷入“诡辩”的陷阱。台湾大学一位自然科学家在报纸上发表古希腊哲学家季诺的警告：“飞驰的箭永远无法抵达地面。”因为箭要达到目标，需经过空中旅途的一半，之后还要经过剩下旅途的一半，还有一半的一半，有无数个一半在前面等着，因此箭无法射到目标！科学的进展是让人认识自己，但是语言方面，完全讲究逻辑，将对主题失去认识。
一位自然科学家讲了一则风趣的故事：一位逻辑学派语言学家和一位功能派语言学家，看到长廊彼端站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功能语言学家想上前搭讪，逻辑学家摇摇头：“根据季诺的诡辩，你永远也到不了她站的位置。”功能派语言学家则说：“不要紧，只要够近，让她听得懂我说的，就好了！”关于“无尽倒退的语言”，另一位诗人有这样的想象：
自然学家发现一则真理，如果凡虱子都有寄生虱子在折磨它，那么寄生虱子身上还有寄生虱子，那么我们永远找不到那只最小的虱子！
同理，如果设下了这样的假定“凡长工家必有聘请长工”，那也会落入推理的黑洞。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欧洲语言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开始认识印欧语系之外的语言。其中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洪堡特是近代欧洲首位深入印度尼西亚爪哇研究Kawi语的科学家。洪堡特跨出第一步，超越印欧语言的本位主义。他并不认为印欧始祖语的重建是重要的工作。他甚至不认为印度日耳曼语系的研究有特殊的重要性。他的想法和奠基在逻辑之上的语言学争锋相对。语法规则仅是归纳的，人说话并不是为了演绎语法逻辑。语言是动态的现象，而非静态的成品。他的学说在十九世纪推动了欧洲语言心理学层面的研究。语言结构及民族性之间的关系也是洪堡特的核心议题。希腊思想传统上，把逻辑当作是语言的共相，语言是“逻辑规则的重现”，洪堡特却主张语言显现民族性。一个民族的质性、文化、及其世界观都反映在她的语言当中。
借着上述洪堡特的语言思想，我们在西方传统的逻辑语法之外看到另一片人文学的天空。语言与人文可以说息息相关，且省视到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所谓“进步”的西方语言学许多层次上是基于表面的逻辑推理，但面对宇宙和生命社会意义，则显出整体意义失焦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只造成西方语言理论运作的失效，更深刻显现出一种基本哲学思维的偏失。
同样，Chomsky讨论人类语言知识的特性，却只强调衍生与理解无限新句子的能力，而没有想到语法跟逻辑并不是判断语言知识的最高标准，对理论性知识的追求也不是唯一的一道无上的命令。研究语言不应该以句子作为核心的单元，应该去思索超越句子格局之上还有哪些富有意义的单元，如此才可以响应语言科学探索的任务。对语言的探索，有意义的课题必须在句子间的组合中去寻找，在语言语法与修辞美感兼顾的基础上，另创完美、整体的篇章语言学，重建语言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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