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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025-08-19人已围观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质量的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建树。本文从“文学史研究与编纂”“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迅速成为研究热点”“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入佳境”和“唐诗之外的古典诗研究”等五个方面展开综述，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学术成果暂不纳入综述范围。
关键词：改革开四十年 中国古代文学 诗赋骈文 小说戏曲 研究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潘志刚，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初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确定研究对象、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在落实这一治学原则的过程中，老中青三代学者各有其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拟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适当突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并指出不足。
一、文学史研究与编纂 [见英文版第68页，下同]
关于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对既往学术方法和学术历程的反省。在这方面，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5年）较早做了尝试。这部书以中西比较为切入点，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并对文学进程和动向作了阐发。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2001年），分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史的产生与演变”“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三卷，仔细爬梳了中国传统文学学术史，及百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年）一共五章，包括“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另有附录五篇，对林传甲、黄人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做了个案考察。戴燕认为，“五四”前后运用新的文学观念编撰文学史的是整整一代人，他们既各写各的，又相互呼应、校正和补充，造就了那个时代异常丰富的文学史研究面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由游国恩领衔，一套由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主持，在把现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史料结合的研究方式方面一以贯之。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2016年）以“中国文学史”学术体系为中心，在交错的文化史视角下，探讨随着19世纪在欧洲诞生的“国别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传播，作为一种现代人文学术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如何受到明治以来日本的中介影响，在中国逐步建立其范式，完成现代转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2007年）、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010年）、赵辉《中国文学发生研究》（2018年）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的编纂出版，随着恢复高考后古代文学的教学走上正轨而兴盛，先后有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1984年），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1992年）、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1992年）、韩兆琦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96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997年）、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00年）、李小龙、张仲裁、杨飞主编《中国文学史（图文本）》（2001年）、蒋凡主编《故事本中国文学史》（2002年）、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2004年），董乃斌、钱理群主编《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2004年）、王齐洲主编《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2006年）、袁世硕、张可礼主编《中国文学史》（2006年）、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987年、1990年、2008年）、陈文新主编《中国古代文学》（2010年）、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下册，2009年、2012年）、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2013年），刘跃进、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13年）等等。其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1996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年）、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影响较大。
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并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着力于文学形式的考察，其锐意创新的风格受到学界关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其编写方针可概括为“守正出新”。所谓“守正”，即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读者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其基点，出新是其生命。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体文学通史。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写一直是纪传体独领风骚，编年体文学史相对沉寂。不过，这个领域一直有一批学者在辛勤耕耘，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985年）、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1992年）、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年）为编年体文学史书写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中国文学编年史》是编年体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兼取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长，立体地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学者，就是钱锺书。钱氏曾于20世纪30年代撰有《中國文学小史序论》，阐述了其文学史观。由于种种原因，钱氏未能独撰一部文学史。但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等三部书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作了深湛的研究。其学贯中西的视野，自成一格的文言，与宏大理论体系区别的著述体例，使他闻名于20世纪下半叶古代文学研究。至于他学识渊博，涉及的学科知识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科技军事等，这些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就钱氏而言，其超卓之处还是在于那种孤峰拔起的伟岸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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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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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8/53781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质量的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建树。本文从“文学史研究与编纂”“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迅速成为研究热点”“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入佳境”和“唐诗之外的古典诗研究”等五个方面展开综述，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学术成果暂不纳入综述范围。
关键词：改革开四十年 中国古代文学 诗赋骈文 小说戏曲 研究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潘志刚，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初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确定研究对象、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甚至一度成为近乎唯一通行的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正是这个学术走势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将“中西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在落实这一治学原则的过程中，老中青三代学者各有其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拟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适当突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并指出不足。
一、文学史研究与编纂 [见英文版第68页，下同]
关于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对既往学术方法和学术历程的反省。在这方面，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1995年）较早做了尝试。这部书以中西比较为切入点，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并对文学进程和动向作了阐发。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2001年），分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史的产生与演变”“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三卷，仔细爬梳了中国传统文学学术史，及百年来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年）一共五章，包括“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中国文学史经典的生成”，另有附录五篇，对林传甲、黄人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做了个案考察。戴燕认为，“五四”前后运用新的文学观念编撰文学史的是整整一代人，他们既各写各的，又相互呼应、校正和补充，造就了那个时代异常丰富的文学史研究面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由游国恩领衔，一套由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主持，在把现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史料结合的研究方式方面一以贯之。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2016年）以“中国文学史”学术体系为中心，在交错的文化史视角下，探讨随着19世纪在欧洲诞生的“国别文学史”知识体系的传播，作为一种现代人文学术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如何受到明治以来日本的中介影响，在中国逐步建立其范式，完成现代转型。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2007年）、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010年）、赵辉《中国文学发生研究》（2018年）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的编纂出版，随着恢复高考后古代文学的教学走上正轨而兴盛，先后有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1984年），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1992年）、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1992年）、韩兆琦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96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997年）、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00年）、李小龙、张仲裁、杨飞主编《中国文学史（图文本）》（2001年）、蒋凡主编《故事本中国文学史》（2002年）、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2004年），董乃斌、钱理群主编《中国文学史（彩色插图本）》（2004年）、王齐洲主编《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2006年）、袁世硕、张可礼主编《中国文学史》（2006年）、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987年、1990年、2008年）、陈文新主编《中国古代文学》（2010年）、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上、下册，2009年、2012年）、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2013年），刘跃进、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2013年）等等。其中，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1996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年）、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年）影响较大。
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并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着力于文学形式的考察，其锐意创新的风格受到学界关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其编写方针可概括为“守正出新”。所谓“守正”，即吸取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编写经验，吸收各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使这部书能够体现当前的研究水平;所谓“出新”，就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挖掘新的资料，采取新的视角，做出新的论断，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并把读者带到学术的前沿。守正是其基点，出新是其生命。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体文学通史。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写一直是纪传体独领风骚，编年体文学史相对沉寂。不过，这个领域一直有一批学者在辛勤耕耘，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985年）、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1992年）、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2000年）为编年体文学史书写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中国文学编年史》是编年体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兼取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之长，立体地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学者，就是钱锺书。钱氏曾于20世纪30年代撰有《中國文学小史序论》，阐述了其文学史观。由于种种原因，钱氏未能独撰一部文学史。但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等三部书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作了深湛的研究。其学贯中西的视野，自成一格的文言，与宏大理论体系区别的著述体例，使他闻名于20世纪下半叶古代文学研究。至于他学识渊博，涉及的学科知识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科技军事等，这些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就钱氏而言，其超卓之处还是在于那种孤峰拔起的伟岸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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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022/0518/53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