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一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因为对中国史学不了解，致使对史学缺乏全面的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的理论有局限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为了推动世界各国的史学家多了解中国史学，克服史学认识的片面性，应尽快将中国二十四史等史书英译，推向世界。
关 键 词 中国二十四史 英译 克服 史学认识片面性
作者 周一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225002）
笔者在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中国二十四史应尽快英译推向世界”的即兴发言，后将这个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求教于杜维运教授①，杜维运教授回信表示赞同，遂觉有必要向政府、向社会、向学术界正式提出这个建议。
一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世界著名的史学家参加，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②、安克斯密特(PrankAnkersmit)、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佐藤正幸、杜维运等。会上交锋激烈，如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海登·怀特强调没有客观的历史，而前世界历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会会长伊格尔斯则强调有客观的历史（后来他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理性主义与史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商榷”的学术演讲）。杜维运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全文已在《学术月刊》2008年1期发表，以下简称“杜文”）为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强调了中国史书的客观、真实，实际上批评了海登·怀特的“没有客观的历史”说，批评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笔者当时就觉得杜维运提交的论文是会议上最有价值的论文之一，并受此文的启发作了“中国二十四史应尽快英译推向世界”的即兴发言。
从杜文及外国史学家的论文、著作中，不仅可以了解到中西史学传统的不同，也可以了解到，当代外国的不少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了解很少，甚至一无所知。
据笔者在会上了解，与会外国学者读过中国史书的有几个，如现世界历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日本佐藤正幸教授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旧唐书》、《明史》。美国伊格尔斯教授读过英文本《史记》，并要求他的研究生读《史记》。会上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沃尔夫（Daniel Woolf）提交的论文是《从Symploke 到〈史记〉：全球史学之比较》，说明他不仅看了《史记》，而且有一定的研究。这些学者虽然读中国的史书还不多，但总是了解一点中国的史学。而与会的不少外国学者没有读过中国的史书。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克里斯·劳伦斯(Chris Lorenz)就在会上坦言：我对中国史学不了解。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极有特色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对中国史学不了解，只就西方史学来谈论什么是史学，这样的史学理论研究无疑是会有局限性的。或许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局限性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此。
杜文指出了中西史学不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史学制度、史学传统的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并最重视历史记载、历史传承的国家之一。至少在夏代已有史官、史书。《隋书·经籍志》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1］。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至少就是从夏代沿续、发展下来。至于夏代的文献、史书是怎么样的，因为没有流传下来，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较多关于周代史书的记载。如《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又如墨子说见过百国春秋，其谈西周晚期事，引“周之春秋”、“齐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2］。“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3］。这些书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此外，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檮杌”。只是以后流传下来的唯有由孔子整理传授的鲁国的史书《春秋》。汉代以后，有自《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中国远古至近现代的完整的历史记载。中国还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实录》、《起居注》。中国的历史记载、史书是全世界最有体系最系统最完整最丰富的，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史书的瑰宝。如杜文指出的：“中国悠久发展的史学，其论史学真理、史学客观、史学真实者，皆可为万世史学法”［4］。如果不看中国的史书，来谈什么是历史记载、什么是史书、什么是史学，未免会有局限性，并会以有局限性的观点、理论贻害贻误他人、年轻人。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完全否定以往史书的真实性、客观性，认为以往史书都是史家主观虚构的。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以西方19世纪四位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为例，强调：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③。笔者对海登·怀特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研究不得不表示遗憾和怀疑。海登·怀特没有拿中国的史学家如司马迁或王国维等来举例，这样能形成对史书、史学的全面看法吗？如果他能拿中国的史学家、史书来举例，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如杜文指出的：“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所以长时期没有象样的文字记录，致使史家写史不得不写入一些自己的想象。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伯里克里斯的葬礼演词，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是想象当时伯里克里斯可能那样讲而写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写《意大利史》的大史学家基察第尼仍然虚构演说，篡改修约，“这就无怪后现代主义者咸倡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任何差别了！”［5］。后现代主义者只以西方史学为例来论史书、史学，就只能说明西方史学的某些特点，而不能说明中国史学的一些特点，即不能说明所有史书、史学的特点，也不能全面说明史书、史学的特点。
《隋书·经籍志》说：中国古代史官“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详前）。杜文指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的特点是史官即时记事，独立记事，客观记事并及时编纂史书［6］。这就使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史书有历史现象的客观性、真实性。这里不妨补举几例。如《史记·殷本纪》记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这或许是不真实的，但这也决不是司马迁的虚构，而是对传说（反映的是无父的母系社会的传说）的保留。而《史记·殷本纪》记殷代诸王世系，除了个别次序有颠倒、遗漏外，基本上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记载证明是正确的［7］。
再如《史记》中的十表，特别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汉代诸表，其中某年某月某事的记载，大多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亲历亲见亲闻，先有即时记事，后再写入《史记》。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一条记：“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属车骑将军，击匈奴有功，益封”［8］。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孝武建元元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9］。均当是司马迁先有即时所记，后写入《史记》。再说《史记·河渠书》记：“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于钜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10］。亦当是司马迁先有即时所记，后写入《史记》。这些记载应该都是真实的、客观的，决非虚构。
中国的帝王《实录》、《起居注》，都是即时所记，据实行文（如刘知幾《史通》说：唐朝史官“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11］。帝王《起居注》为史官独立录写，帝王不准过目、不准干预），基本上也是真实、客观的。就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谈到中国时也说过：“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各朝皇帝的治政史都由当代人撰写……中国人在撰写帝王历史之前，没有任何史书。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12］。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说：“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例如，李少君上表汉武帝要求资助他进行炼丹术研究的时间，便是如此。尽管各个朝代的官职和名称不断变化（如12世纪郑樵所著的《通志略》中，对此有丰富的记载），但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的和当时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所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曾有德效骞［Dubs］与修中诚［Hughes］加以赞扬和描述”［13］。当然，历史可分两个层次，历史现象（表象）和历史本质（内涵）。历史记载的真实、客观可分两个层次，历史现象的真实、客观和历史本质的真实、客观。中国古代的很多历史记载，尽管还不能说明历史的本质，还不能达到历史本质的真实、客观，但基本上能达到历史现象的真实、客观。如果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们都能像伏尔泰、李约瑟那样读一点中国的史书，都能看一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实录、起居注，还会说这些都是虚构的吗？还会怀疑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史书的历史现象的真实、客观吗？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以往所有历史记载、史书的历史现象的真实、客观亦即所有历史记载、史书的真实、客观呢？
波兰波兹南大学教授艾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在会上说：我已来中国两次了，这使我的欧洲情感、宗教情感有所改变。这说明，了解中国可以改变外国人的某些思想、观念。可以相信，世界各国的史学家如能多读读中国的史书，无疑也会更全面认识什么是历史记载、什么是史书、什么是史学。
二
西方的很多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没有读过或很少读过中国的史书，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 centrism）自18世纪末产生以来，已在不少西方史学家的意识里根深蒂固，成为一种潜意识，甚至成为一种信仰。认为西方白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西方白人的“伟大民族”才有能力谈文化，其他民族没有能力谈文化。认为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西方史学就是世界史学。中国的文明是静止不变的，不足道的［14］。中国的文明是已经“死亡”的文明，被“另类处理”。［15］从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人思维习惯于从整体出发，偏好综合，重视将研究对象放到整体中去考察，是一种整体优先的思维，容易关注普遍性忽视特殊性。西方人思维习惯于从个体出发，偏好分析，重视研究对象的个案考察，是一种个体优先的思维，容易关注特殊性忽视普遍性。当代一些中国史学家很重视、很愿意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很重视、很愿意与世界史学接轨，而西方的一些史学家很不重视、很不愿意将世界各国历史与中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很不重视、很不愿意与中国史学接轨，大概也有思维方式方面的原因。以上的原因必然制约着西方人、西方史学家学习中文的积极性（中文也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语言文字），懂中文的少，看中国史书少，就不足为奇了。而中国史书译成英文的又少，西方史学家阅读中国史书自然就横着一条不容易跨越的鸿沟。这也造成西方的中学、大学教育中传授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知识少的原因之一。丁绍光说：中国的学生可以讲出100个西方名人，而西方学生讲不出100个中国名人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了解也就可见一斑。
有鉴于此，笔者在会上提出：世界各国的史学家应该读一点中国的古典史书。提出：应该把中国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尽快英译推向世界。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史书，让全世界史学家了解中国的史书，这不仅有助于让全世界人民、全世界史学家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有助于“全球史”的编纂（会上有几位外国学者谈到“全球史”编纂的话题，如果不读中国的史书，能编好“全球史”吗？），也有助于全世界人民、全世界史学家全面了解什么是历史记载、什么是史书、什么是史学，从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中国古代经典在世界的传播，中国古代即已开始，但主要传播于亚洲，也即中国的周边国家，而向西方国家传播主要开始于明末。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内。比较有影响的《四书》英译本则是英国伦敦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于1861年完成的。所以孔子及其学说在世界的影响较早，也较大，以至于21世纪初世界评选做人的一句格言，孔子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当选。但中国古典史书的较为完整的英译则迟迟没有进行，中国史书、史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也就很小。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介绍，大概只有《左传》有全文英译本，而《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陈书》、《北齐书》、《隋书》、《新唐书》都只是有部分或片断的翻译（有些译文也不准确，如“沙门”被译作“萨满”，而不是译作佛教的“和尚”；“名家”被译作“最著名的学派”，而不是译作“正名学派”）。所以。李约瑟遗憾而又企盼地说：“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还没有一部中国史书被译成西文，这应该说是全世界学术界最大的憾事之一。”［17］
1979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史记》英文版。湖南人民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第一辑共10种，为《周易》、《尚书》、《诗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庄子》、《坛经》、《楚辞》、《史记》。但其他二十三史及《清史稿》还没有英文的全译本。这就完全有必要组织力量把全部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把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译成英文是一项大工程，且有难度。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施耐德(Axel Schneider)在会后对笔者说，他们已着手把中国当代的一些学术名著译成英文，但把二十四史译成英文太难了，无法进行。中国有句俗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心人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只要有人民和政府的支持，这项有世界意义的展现中国文化实力、综合实力的伟大工程一定能完成。届时，中国的史学成就，将对世界史学产生影响，推动世界史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杜文中谈及：不久前已有西方学者宣布历史已经死亡［16］，可以预言，中国史学影响世界之日，或许便是被宣布已经死亡的西方史学起死回生之日。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激发了经济自觉，敢向涛头立，敢负责任，敢走出去，并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也应激发文化自觉，也应敢向涛头立，敢负责任，敢走出去，也应为世界文化经济、文化融合作出贡献。因为中国已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实力。
注释：
① 杜维运（1928－ ），山东省嘉祥县人。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著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其中对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偏见有不少批评）、《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史学家。
② 海登·怀特（1928- ），退休前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主要著作有《元史学》、《话语的比喻》、《形式的内容》、《比喻实在论》等。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③ 对海登·怀特《元史学》的评论，可参见杨共乐《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6期；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等。
④丁绍光在“上海2008华人收藏家大会”上的演讲《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否在未来的后全球化时代》（2008年10月8日）。
参考文献：
［1］标点本. 隋书（四）. 北京：中华书局，1973：956.
［2］墨子·明鬼. 诸子集成（四）. 上海：上海书店，1986.
［3］［11］刘知幾撰.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36、320－321.
［4］［5］［6］［16］杜维运.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学术月刊，2008（1）.
［7］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观堂集林（九）. 王国维遗书（二）.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8］［9］标点本. 史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1027－1028、1133.
［10］标点本. 史记（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1049.
［12］伏尔泰. 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4-75.
［13］［17］李约瑟. 袁翰青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1）.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4、75-76.
［14］李义中.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1）.
［15］王晴佳.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编辑 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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