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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四公子文（随笔四则）
2025-08-18人已围观
岭南四公子文（随笔四则）
编者按：本期“跨文体阅读”推出被誉为“岭南四公子”的梁基永、许习文、林锐、李华敏的四篇短文。“公子”一词，现已势微，然此四君，青年才俊，于诗词曲赋、金石书画之造诣，又似非此二字不能当也。四公子中，有世家子弟，也有半路出道；有科班出身，也有自学得成。文采风流，各具特色。所营主业均非文学，亦非文坛圈中人，然读四君所著之文，笔法娴熟，语句清雅，令人几近齿颊生香，兼有真情实感，不由令诵者动容动色，于无声处听铿锵之声。《岭南四公子文》告之我们，文学之生命力不但在文学文本中，而且在一切以汉语为载体的文本之中、著名学者王贵忱先生特为“岭南四公子文”题头，在此一并致谢。
冒松与董糖
梁基永
作者简介
梁基永，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收藏家，书画家，古代文献博士。喜欢一切与一切“旧时”有关的事物，喜欢写作，喜欢怀旧，喜欢美人名士，著作多种，多与古玩文物有关。
中环士丹利街，陆羽茶室二楼，午后三点，茶客都零星散去，堂倌看见我上来，径直带到靠墙的那张唯一有人的小桌旁，董桥兄早等了一刻了。
从背包中拿出包装得像锦囊的一小包东两，放到桌上，“董糖?!……呵呵”董兄扶着眼镜，开心的神色像挂壁瓶上的火百合花：“几十年没吃过了!”
董糖是江苏如皋的名产，却是我在扬州买到的，那是去找小盘谷的路上，在丁家湾的街口一家百年老店的出品，据说在如皋当地，也没有如此正宗的董糖了。董糖的得名，当然是出自姓“董”的手下，何况这“董”，还是众口相传的美人董小宛!
小宛原名董白，生于崇祯初年，她的名字，是和夫君冒辟疆的声名连在一起的。天下有不少希罕姓氏，只存在于一个地方，这如皋冒氏就是一个。冒原来并非中原姓氏，来源于蒙古，冒襄，字辟疆(1611～1693)，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四公子中，有《桃花扇》的主角侯方域等等，可想都是风流才子。冒家在明末也是如皋一方的名门。冒襄的前任女朋友，就是陈圆圆。董白也是“秦淮八艳”之一，丽质动人，几经周折，这对才子佳人终于结成连理，冒已经有了夫人，董自甘做小妾，并且担负起冒家的生活起居之责。小宛在冒家，锦衣玉食没有几天，艰难日子却过了不少。过门几年，李自成的大兵扰乱江南，清兵接着南下，冒家辗转流离，人命虽然没有丢，身家难免荡然。冒襄在到处躲难的过程中大病了好几场，小宛亲自服侍汤水，自己也积劳成病。
冒家对于这个全心爱护家长的小妾，不但没有歧视，甚至是真心的视同手足。在照顾冒辟疆的过程中，婆婆和冒夫人几次要将她替换下来，董小宛都不肯，说：“我能够竭尽全力把公子服侍好了，那就是全家之福。公子能够把病治好了，我纵然得病死了，也是虽死犹生。”
冒公子不愧是文曲星拱照，不但没有病死，还活到八十多岁。纤弱的小宛却早逝在他的怀中，还不到三十岁。冒襄失去小宛的心情，我们都可以想象那种骨肉剥离的痛苦，何况还是小宛这种通文识趣的世间尤物。冒襄的一腔血泪，都凝结存《影梅庵忆语》这小书中。
初看《忆语》，只觉得满纸是“香艳”二字，全文大多数是在回忆和小宛相对的日日夜夜，有些情趣，今天看来，简直是神仙生活，不可想象：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剪桃红，名贵菊花名)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白团——扇子的一种)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日：“菊之意态足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
在病中犹能作此雅致之想，难怪冒公子神魂颠倒。在看明末的一些文献时，我每每发现当时秦淮名妓们的修养确实和名士们相去不远，甚至她们以女性的细腻，更能做出一些惊人的举措以吸引名士的惊讶，小宛的菊屏秋影，只是其中的一粟而已。
冒襄的回忆，连生活中琐碎的片段，也写得细致动人，冒家“水绘园”是江南的名园，经常有各种雅士聚会，他自己喜欢高朋满座，排场也很讲究，小宛却是“于肥甘一无嗜好，每饭，以岕茶一小壶温淘，佐以水菜、香豉数茎粒，便足一餐。”饮食的清淡，益发引起渎者想象小宛的出尘。《忆语》的最后，笔锋一转，好像突然欲语又止的样子，连小宛最后的死状，都语焉不详，令后世的读者对于小宛的死，有无穷的猜想，甚至衍化出“小宛后来被清兵掠去宫中，就是顺治的董鄂妃”等等离奇的传说。不管小宛是死于清兵之手，还是病死在冒襄怀中，冒公子的文章，确实是出自肝腑，尤其是其中的名句：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读之令人掩面。
《忆语》中说，小宛能作小字楷书，还学过画几笔小山水，“能做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小宛的真迹，可信的只见过一件，是在《书法丛刊》上面的一件小楷扇面，至于其它的所谓山水小画、玳瑁扇等等，都不如这小扇子的清气逼人。
一直想找一件冒家的书画解解我的“晚明情结”，董白的东西，当然是梦中的呓语罢了，连冒襄的手泽，都是难得一见的绝迹，我的一件《松石图》，倒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那天走在港岛上环的荷理活道，碰到久不见面的画廊老板贺君，拉我上他的店里坐坐，好事如我者，在人家的店里面都是坐不住的，忍不住左右翻翻店里的东西，这一翻就翻到摆在八仙桌面上的一堆扇面，第一张打开，那种熟悉的明代金黄的颜色直射得我心扑通地跳。“好东西，是从纽约拍回来的，你要了罢。”贺君殷勤地说。
买了许多年的扇子，明代的金扇，敢说见过不少了，但像这幅如此“全品”的。真是没有见过：金色的底子一点都没有掉色，甚至连折痕都是完好没有破损的，可见是没有用过多久就裱好保存的东西。泥金是明代典型的那种，水墨色映衬在泥金上面，神采奕奕，精光射人。
已经忘了当时是怎么讲价钱和怎么走出画廊的，总之在回家的地铁上，我抱着水绘园主人的扇子，“就像抱着九代单传的孩子一样”。这是冒襄送给朋友的贺寿礼物，松树健挺，寿石古拙，虽然不是行家的工细之笔，却流露出文人墨戏的随意和潇洒，一根根松针更是映出主人的不屈天性。画上没有年款，从款字上看，应该是中年的手笔了，也许还是在影梅庵里俪影双栖的时光呢。所钤的印章“辟疆”也是常用的那方，更妙的是，上面还有两方藏印，一方是苏州留园的主人刘蓉峰的，一方是金石大家吴大澄。这小小的一片金色，呼吸过水绘园里的烟霞气，映照过留园冠云峰的苍苔色，还曾陪伴“度辽将军”的铜砚，远涉重洋，最后又安处于我的小书斋，纵然修不到小宛的九年清福，能修到这丝烟霞气长绕山斋，也是我辈的造化了。
冒襄的晚年，还是过得不错的，虽然没有人仕新朝，江南的名士都奉他为泰斗，后来还娶了一位姓金的女史做如夫人。画史上说这金夫人也是闺秀中的名笔，画的比小宛还工细：只是少了
小宛的“楚楚”，毕竟董白的仙气是学不来的。
传说之中，小宛是因为挂念冒襄，从秦淮水巷中亲手做成这酥糖，托人带给公子以寄情愫，特点是入口松化，甘酥香甜。从前在江南，几乎每家都会做，材料也不复杂。董桥兄初尝这味道，还是一九六七年在香港，南渡的上海遗民做这个来寄托乡情。那天晚上他打电话来，问我口感如何，我说因为以前没吃过，一口咬下去，散开掉得满裤子都是酥糖块，桥兄笑得很开心：“那才是正宗董糖的滋味呀!”
故人笑指林中叶——凯庐老人五年祭
许习文
作者简介
许习文，1970年生于揭阳，家世以诗名。六岁能书，十余岁随岭海诗社诸宿老游，乡里以神童目之。曾举办个人书法展，书风文雅俊秀，编著有《五世诗绳》、《艺林广记》、《憨斋藏联》(主编)、《憨斋珍藏书法集》(主编)、《晚香吟馆藏联》(主编)、《潮汕历代墨迹选》(主编)、《印证西泠》(主编)等。
在不久前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傅山的对联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左下一方“晓峰珍玩”的藏章勾起了我的回忆。说实话，收藏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晓峰是谁，我却喋喋不休地向驻足者说“这是康晓峰先生的旧藏”，一位长者形象浮现我的眼前。
认识康晓峰先生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收藏家，只知道他会写诗，是典型的同光体，古文也写得好，学的是桐城派。我那时正缠绵于李义山营造的诗境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唐突地向他寄上几首诗，说了些仰慕的话，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白印的信笺很考究，字写得很小，但很工整。在信中他把我夸了一番，并为我的诗改动了几个字眼，还盛情邀请我去做客。
老人住在距离我不远的小城潮州，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位于东门城楼旁边太平路的一条小巷。小巷名字很典雅，叫图训巷。老人的家就在巷中间，写着凯庐的一座三层楼高的小楼便是，和周围破败的旧房相比，这座并不奢华的小楼显得十分突兀。
开门的正是康先生，已经七十好几的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腰板硬朗，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人中很长——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目光炯炯有神，可以想象，老人年轻时一定是美男子。
对依约而至的我，老人非常高兴，马上把我让上三楼的会客厅。客厅挂满书画，一扇大窗正好遥对韩山，山下韩文公祠和韩江里的汽船也遥遥可见。在大窗前，横放着一张大书桌。案上摆放有些杂乱，对面墙上挂着选堂先生题写的横匾。从康先生自跋得知，“凯庐”置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为庆祝日本投降而名的。横匾两边是老人撰写的对联：凯风畅我心，还须栽竹种梅，招来野鹤；庐居在人境，且喜车尘马迹，不到蓬门。有几分冷峭，不食人间炯火的味道。
老人的潮州话并不标准，夹杂着普通话和闽南话，经过攀谈才约略知道他的身世。老人的籍贯是福建长汀，复员到潮州，没想到一住就是几十年，但乡音不改。老人年轻时在潮州经营一家纸行。当时福建到潮州做生意的大多从事这个行业，收藏成了他们这一群体的风尚。老人的伯父漫斋公是前清进士，晚年当过韩山书院山长，也算和潮州有些渊源。康先生的诗学可能是受其熏陶。才坐定，就送我一册他刚刚出版的诗文集《劫余集》，并题上名款，称我为“畏友”。我一翻，发现其中有几首是他年轻时的作品，令我吃惊的是，序言题诗者竟是前清太史公桂南屏!老人觉察到我猜疑的神色，缓缓告诉我——
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先生避难九龙，巧遇桂太史于翠林洞。康先生把随身所带诗稿向桂太史请教。桂太史以为其诗清新俊逸，有鲍谢之遗。抗战胜利，河山还我，康先生将占今诗收为一卷，以八年离乱，崎岖兵戈之中，几频于危者亦屡矣，故号其集日《劫余集》。
“那时候见到桂太史时就是你现存这个年龄，但诗没有你现在写得好!”老人从不吝啬的夸奖使我感到无地白容。晓峰先生很有老人缘，这从他诗集中不少和前辈唱和的诗中可以看出。那时候潮州是粤东的经济文化中心，集合了一批文化名人，如饶锷、温丹铭、詹安泰、诗人石铭吾，他们成立了壬社，专门以吟诗为事，康晓峰先生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石铭吾是被陈石遗誉为岭东三杰的诗坛宿老。康晓峰先生和他的来往最为密切。诗集中有好几首挽石铭吾的诗，写得沉痛之极。从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段诗坛掌故：某次茶余，石铭吾将三册诗稿郑重交与康先生，请他代为廛订，说：“子今日为我收诗，他年当为我收尸!”没想到竟成谶语。不久，在对弈时，甫三着便撒手而逝。晓峰先生经理其丧，尽了负土之职。但这三册诗稿却在后来流离辗转中遗失。这使他感到十分愧疚，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才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收集了石铭吾先生的数十首诗稿，印成了一本薄薄的《慵石室诗抄》，聊补他心中隐感。这已是后话了。
那天中午，康晓峰先生专门为我在潮州最高级的酒楼设宴，满满一桌佳肴，竟只有我们二人!在我面前，还摆着一瓶酒、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而他是烟酒不沾，只吃着他喜欢的鱼鳔和几颗水饺，对眼前的鱼、肉却是一筷不动。后来才知道，老人基本是吃素的。
饭后又回到老人家。老人的茶颇为考究，茶色清淡，但入口奇香，直透肺腑。茶过三巡，老人突然问我：想看什么?我一怔，随口而出，有什么好看的?老人笑说：你且稍候。说话问便从卧室拿出一件手卷，从包装材料和绑绳上的玉扣上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幽光，心知这不是寻常东西，老人把杂零的书案收拾干净，又擦过一遍，铺上床布，才把手卷慢慢展开。“好家伙，吴昌硕的!”我叫了起来。老人颇为得意地点头。这是一件吴昌硕诗稿手卷，录诗多达四十多首，题款为“吴俊”，显然是较早年之作，但写得龙蛇盘结，泽古功深。我屏住声气摩挲了几遍，老人才小心翼翼地卷起包装妥当，放回房间。随即拿出一对姚鼐的五言联。
那天中午，记得还看了郑板桥、何绍基、汉代铜镜等。老人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每件藏品的来由。“现在东西不多了!文革时光书画就烧了好几百件!”老人一声叹息，但眼神淡定。
别后，老人写了两首七律寄给我，原稿还在。敬录：
岭海诗坛后起才，清词百读百低徊。
门前疑种先生柳，阶下还栽处士梅。
我欲见君无可往，君其念我倘能来。
春光灿漫相逢日，金曼高楼再举杯。
翩翩不负少年时，文采风流意自奇。
把酒高谈天下事，畅怀竟出袖中诗。
康庄大道当前景，今古撩人别后思。
佳什华章频远寄，老夫一读一嘻嘻。
信中还希望我每月至少能去看他一两次，每次见面都是促膝论诗，清谈过午，而他必定留饭。他也照例只吃水饺白菜，而我面前，必定是摆着烟酒。令我最高兴的是，每一次都能欣赏到他的藏品。
那几年，我对潮州很熟悉，因为康先生在。渐渐因为生活奔波，我和康先生从每月一两次见面，到几个月一次，总以为康先生身体还健康。再见的机会还多，没想到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大约在2000年的4、5月间，潮州的朋友忽然给我来电说，康先生跌了一跤，伤势很重，住进了医院。我闻讯急忙赶到医院，看着蜷伏在病榻上的他，忽然心里有种不祥之兆。康先生见我来，几次挣扎要坐起，都没有成功，口中嗫嚅着，但已不知道他究竟说些什么。只是黯然地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临别时，他忽然指了指衣架上的外衣，服侍者会意，把外衣取下，他摸索了一阵，终于费力地从口袋摸出了几百元钱。放在我手里，指着嘴巴打了个手势。声如游丝地说：吃饭……
不久就接到康先生去世的消息。虽在意料之中，但依然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连夜写了一副挽联，挂在他灵前。出殡那天。我专门赶去为他送行。看着灵柩远去，我忽然想到他客厅挂着一幅《秋山独往》图，上面题着的诗句：故人笑指林中叶，一日秋风一日疏……
好几年，我再也没有去潮州了。
好几次，当我打听康先生那批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藏品的最后归宿时，都没有人说得清楚。
当这篇小文打住时，我的案头又摆着一件仇十洲的山水长卷，上面也是那方“晓峰珍玩”的收藏章，我忽然觉得：我和康先生真的有缘!
品高学富 韵味无穷——记王贵忱先生的书法艺术
林 锐
作者简介
林锐，广东潮安人，199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考古专业。任职于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广东站，很快就去为《广州大典》出力了。有点怀旧，不善交际，因此自认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最适合自己。
被潘景郑先生誉为“魁奇之士”的王贵忱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其学问研究涉及古文献、古钱币、金石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并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著作宏富，是当代岭南学界不可多得的一位通才式人物。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文献家通考》收录的存世文献家仅两位，其中之一就是贵老，而另一位则是他的恩师潘景郑先生。仅此一项，已可窥见先生在当代学界的重要地位。
先生生于辽宁铁岭，16岁就参加革命，1949年随大军南下入粤，并定居岭南，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先生从“行伍出身”(先生常用印印文)的少年成长为一名硕学之士，其历程不但带有某些传奇色彩，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当下社会片面追求高学历以及由此引起的假文凭泛滥、买卖文凭者众多等不良现象无疑是一种反讽。而先生与周叔强、李一氓、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魏建功、潘景郑、萧殷、李可染、谢稚柳、唐云、赖少其等一大批当代文化界名流的交往，以及在此过程中留下的大量书翰，更是研究当代学术的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库。
先生治学之余寄情翰墨，虽然无意作书家，但数十年来孜孜以求，尤精于小楷、行书，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卓然成家，是一名典型的学者书家。先生学习书法，有如其治学，选择了一条常人很少走过的路，体现了先生特行独立的性格和学者的敏锐眼光和不凡的胆略。他首先从流沙坠简入手，继而转学晋人和北魏写经。其写经体小楷结体茂密、捺笔粗重、横笔尖起重收等特征具有明显的晋人写经遗风，而字形偏长、较为清劲的特点等又有北魏写经的意味。重要的是，先生不拘泥于一笔一划的个别特征，而是从整体把握其精神内核，直接在精神层面与古人沟通。因而其作品既能保存早期写经体书法自然淳朴的天趣，又能远离“经生习气”，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直入晋人堂奥，为研习写经体书法者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代写经体书家中，就我所知，其成就还没有足以比肩先生者。仅凭这类作品，先生已足以卓立于当代书坛。
先生喜作小行书。他的行书，出自二王，又出入宋代苏东坡、陆游，明代董其昌以至近代罗振玉诸家，最终“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形成自己闲雅淡适、不急不厉、纯任自然的书风。与他的小楷更多地与古人遗法相反，他的行书学古而能化古，独来独往，空无依傍，直与古人相抗。其笔法灵动婀娜而含刚健之气；结体平和安稳而寓奇崛之相；通篇布局疏朗，气息醇古淡雅，韵味无穷。不论是小楷还是行书，在先生书法作品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是先生人品、学问在朽法创作中的自然流淌，也是其甘于澹泊、不求闻达个性的一种表露。
先生的自书题跋，堪称岭南一绝。他的题跋，多以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写成，文风简洁朴实，不故作古奥难懂之语，平淡天真，韵味隽永。先生的自书题跋，其内容涉及人物考评、文物考证、书画品题、古籍校勘等诸方面，或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近千言，或言简意赅，寥寥数十字，但都能言尽其意，透彻明了。这种文风，与其书风正好是相得益彰。锦上添花。先生收藏书画，于可赏性之外更重可读性。先生对藏品如是，对自己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可观可赏，可品可读。我们在欣赏先生精湛的书法艺术之余，更能窥见先生学术成就之一斑，分享其研究心得。于先生来说，书法是小道，是余事，但依然如此郑重其事，则知先生为人和治学的严谨。
清代梁山舟曾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对此补充“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学书迩言》观先生作品集，知杨氏所言之不谬。在我看来，当代书坛是热闹有余，精彩不足，到处充满浮躁之气，其根本原因。是从事这一行的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其实，对艺术家而言，到了一定层次之后，技法等因素已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天分和学养。因此，我认为，当代书坛缺少的不是形形色色的理论(西方层出不穷的理论随时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是学识。
天生金石富斯人——夏穗其人其印
李华敏
作者简介
李华敏，湘东人氏。出生农家，高中文化。年届卅五，一事无成。喜食辣椒，嗓门粗大，爱玩爱笑，体胖心宽。身无斯文气，喜钻故纸堆，痴恋旧时月色，纯属附庸风雅。新闻行当，摄影专业，嗜好收藏，喜交诤友，偶尔写字玩玩。自诩“戎马书生”，人称“死不要脸”。
艺术，是一眼洗心泉。人类在物质文明获得一定满足后，往往会醉心于某种艺术。所以，我有时更愿意把艺术当成是一种宗教来朝拜，让心灵和感情得到最大的慰藉和真正的净化。
和我有同样癖好的，是一圈“痴恋旧时月色”的朋友。每当华灯初上，霓虹闪烁，面对繁华、热闹却又喧嚣、狂躁的大都市，我们这三五知己，往往挤进羊城中的某一隅，泡上一壶香茗，天南地北地神聊至深宵天明，真有不知人问天上之快意。夏穗兄是其问一位“香茶可以醉，清谈亦可饱”的谦谦君子。
古人云：“书如其人”。我读夏穗兄有感“印如其人”。夏兄为人谦和，办事严谨细致。其印也是俨若君子，端庄质朴，有庙堂之气。我服膺于他那种从内心透出的儒雅气质和君子风范，更折服于他为人为艺追求极致的认真态度。夏穗兄治印早已蜚声南粤，不少学界名流和艺术名家均赞许有加。学界泰斗、铁岭王贵忱先生常用印多出自夏
兄之手，钤之书画名迹、古籍善本，熠熠生辉。广东书画名家李伟铭、王潢生、李东伟、羊草、曾景充等诸君，都将夏兄所赠之印常置案头，足见其印艺之魅力。
我不善印，得与夏兄相契握手，常有如沐春风之感，自是夏兄人格魅力与印艺魅力所折服。
中国的篆刻艺术，自秦汉起，陡然而成一座令人高高仰视之艺术高峰，汉印之古朴典稚、浑然天真，素为历代印人所倾倒。及至宋元，印章入画，元明两代，文人直接参与印章的制作和创作中，篆刻艺术有了第二个高峰。有清一代，“西泠八家”的出现和西泠印社的成立及各种流派、印风的形成，又走向了第三个高峰。盈寸之地，一杆铁笔冲切转顿。昕带来的气象万千，着实彰显出中国艺术的神奇与精深。夏穗兄乐于浸淫其中，成为一名虔减而执著的朝圣者。
朝圣，必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传统文化这座高峰穷尽一生也很难登顶。尤其是在这个功利喧嚣、充满诱惑的商品社会，“板凳一坐十年冷”，确实是一种高境界。夏穗兄却在这种不合时宦中守住了自己的法度。
应该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艺术界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和无序。张扬个性，追求风格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同时，荒诞、怪异、造作，以及抽风、梦呓般的作品时相出现，让人陷入了一种茫然、无奈和混乱之中。所以，每与师友们谈艺论道，总感觉中国艺术界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与世界对接、融合，而是如何确定正确的审美取向。只有追源溯流，真正搞清是非美丑，明白高下好坏后，才可以再来谈传统文化的复兴，谈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否则，就永远是南辕北辙。因此，把唯美作为一个赏鉴标准，尊重传统，淡化风格，追求精雅极致，应该成为当前艺术界一种自觉的反思。我们宁可让艺术品离大众近一些，美一些，也不要那种让人不知所云的曲高和寡。让我欣喜的是，中国的艺术界仍然有如夏穗兄这样的艺术家。他们清心淡泊，甘守寂寞，将艺事当成余事闲情来做，在深厚的中华传统中踽踽前行。这是一种寂寞的坚守，也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夏穗兄一直以一种玩的心态来进行篆刻创作，他说他的字典中从来没有艺术这个高雅的字眼，称自己只是“余事做印人”，“雕虫小技而已”。我知道这是夏兄的自谦之词，是他为人为艺的高明之处，仅此一点，他在创作心态上便已经与古人神游兴会了。夏兄坚持自己的古典主义审美取向。他不在意时人“匠化”评价，拒绝让自己的印作受到现代功利气息的污染。他不排斥印人鬻印换米，却拒绝卷进商业漩涡中，保留自己独立的创作品格。夏兄治印，根植秦汉，又在明清名家中广猎博取，形成了自己气格不凡的眼界和风格。之后，他于工福庵、陈巨来等近代大家用力最深最勤，始终将醇正、秀雅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由此，他的印不以狂怪、奇诡、粗野夺人耳目，展示的是一种纯正平和的美，营造出清新典雅的静穆之气。尤其是朱文印，结体古雅，用刀爽利，精致而潇洒，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而无一丝浮躁之气。在“暴力印风”风行之今日，夏兄这种如清水芙蓉般的纯正，让人感受到优雅的力量和真正的审美享受。
西方艺术大师罗丹说：“有力量的优雅才是真正的优雅”。当今印坛，“野”气盛行，斯文扫地，许多人漠视传统，而对粗野印风顶礼膜拜，还美其名曰“创新”、“写意”。更有人将一些唯美的艺术精品称之为“匠气”、“俗气”。这是一种无知和浅薄，是治印者基本技能的薄弱和学养的缺乏所致。而对传统文化这座高峰，他们不是虔诚地登山探宝，而是“聪明”地绕开，几番胡乱捣鼓折腾后，就给自己浅薄的加工穿上艺术的外衣，混淆视听，误导受众。这是一种可怕的潮流，既违背了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具备的敬业操守，也加剧了当代艺术创作的世俗化倾向。所以，我深深地醉心于这种无污染的优雅，也为夏兄的这种“极致”喝彩。
夏兄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也体现到了他为人做事的细节之中。我们常常为他那种认真细致的精神所感动。曾在友人梁基永处见到夏穗兄为其所刊之常用印，五方寿山芙蓉石小印之精美自不待言，每枚印石还亲手刻上了雅致的博古纹作腰饰，有的还在顶部刻上了阳文夔龙图案，专门为印章配制的红木印盒，其精致程度，堪称文房精品。此外，夏兄对传拓钤印都有绝活，他对每一道工序都力求完美，绝无丝毫的马虎应付。友人中许多人都成为他的学生。寒斋所藏夏兄传拓之铜墨盒拓片，无论蝉翼乌金，真是美仑美奂，让人不忍释手。诚如基永兄所言：“求之今人中，有此种雅人深致者，恐怕已不多矣。”
“天生金石富斯人”。希望夏穗兄仍能继续坚守这种寂寞，这种纯正，让我们的感动更持久一些，也让更多的艺术家走进回归传统，膜拜传统，复兴传统的队列中。
(责任编辑：朱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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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2022/0517/53571
编者按：本期“跨文体阅读”推出被誉为“岭南四公子”的梁基永、许习文、林锐、李华敏的四篇短文。“公子”一词，现已势微，然此四君，青年才俊，于诗词曲赋、金石书画之造诣，又似非此二字不能当也。四公子中，有世家子弟，也有半路出道；有科班出身，也有自学得成。文采风流，各具特色。所营主业均非文学，亦非文坛圈中人，然读四君所著之文，笔法娴熟，语句清雅，令人几近齿颊生香，兼有真情实感，不由令诵者动容动色，于无声处听铿锵之声。《岭南四公子文》告之我们，文学之生命力不但在文学文本中，而且在一切以汉语为载体的文本之中、著名学者王贵忱先生特为“岭南四公子文”题头，在此一并致谢。
冒松与董糖
梁基永
作者简介
梁基永，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收藏家，书画家，古代文献博士。喜欢一切与一切“旧时”有关的事物，喜欢写作，喜欢怀旧，喜欢美人名士，著作多种，多与古玩文物有关。
中环士丹利街，陆羽茶室二楼，午后三点，茶客都零星散去，堂倌看见我上来，径直带到靠墙的那张唯一有人的小桌旁，董桥兄早等了一刻了。
从背包中拿出包装得像锦囊的一小包东两，放到桌上，“董糖?!……呵呵”董兄扶着眼镜，开心的神色像挂壁瓶上的火百合花：“几十年没吃过了!”
董糖是江苏如皋的名产，却是我在扬州买到的，那是去找小盘谷的路上，在丁家湾的街口一家百年老店的出品，据说在如皋当地，也没有如此正宗的董糖了。董糖的得名，当然是出自姓“董”的手下，何况这“董”，还是众口相传的美人董小宛!
小宛原名董白，生于崇祯初年，她的名字，是和夫君冒辟疆的声名连在一起的。天下有不少希罕姓氏，只存在于一个地方，这如皋冒氏就是一个。冒原来并非中原姓氏，来源于蒙古，冒襄，字辟疆(1611～1693)，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四公子中，有《桃花扇》的主角侯方域等等，可想都是风流才子。冒家在明末也是如皋一方的名门。冒襄的前任女朋友，就是陈圆圆。董白也是“秦淮八艳”之一，丽质动人，几经周折，这对才子佳人终于结成连理，冒已经有了夫人，董自甘做小妾，并且担负起冒家的生活起居之责。小宛在冒家，锦衣玉食没有几天，艰难日子却过了不少。过门几年，李自成的大兵扰乱江南，清兵接着南下，冒家辗转流离，人命虽然没有丢，身家难免荡然。冒襄在到处躲难的过程中大病了好几场，小宛亲自服侍汤水，自己也积劳成病。
冒家对于这个全心爱护家长的小妾，不但没有歧视，甚至是真心的视同手足。在照顾冒辟疆的过程中，婆婆和冒夫人几次要将她替换下来，董小宛都不肯，说：“我能够竭尽全力把公子服侍好了，那就是全家之福。公子能够把病治好了，我纵然得病死了，也是虽死犹生。”
冒公子不愧是文曲星拱照，不但没有病死，还活到八十多岁。纤弱的小宛却早逝在他的怀中，还不到三十岁。冒襄失去小宛的心情，我们都可以想象那种骨肉剥离的痛苦，何况还是小宛这种通文识趣的世间尤物。冒襄的一腔血泪，都凝结存《影梅庵忆语》这小书中。
初看《忆语》，只觉得满纸是“香艳”二字，全文大多数是在回忆和小宛相对的日日夜夜，有些情趣，今天看来，简直是神仙生活，不可想象：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剪桃红，名贵菊花名)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白团——扇子的一种)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日：“菊之意态足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
在病中犹能作此雅致之想，难怪冒公子神魂颠倒。在看明末的一些文献时，我每每发现当时秦淮名妓们的修养确实和名士们相去不远，甚至她们以女性的细腻，更能做出一些惊人的举措以吸引名士的惊讶，小宛的菊屏秋影，只是其中的一粟而已。
冒襄的回忆，连生活中琐碎的片段，也写得细致动人，冒家“水绘园”是江南的名园，经常有各种雅士聚会，他自己喜欢高朋满座，排场也很讲究，小宛却是“于肥甘一无嗜好，每饭，以岕茶一小壶温淘，佐以水菜、香豉数茎粒，便足一餐。”饮食的清淡，益发引起渎者想象小宛的出尘。《忆语》的最后，笔锋一转，好像突然欲语又止的样子，连小宛最后的死状，都语焉不详，令后世的读者对于小宛的死，有无穷的猜想，甚至衍化出“小宛后来被清兵掠去宫中，就是顺治的董鄂妃”等等离奇的传说。不管小宛是死于清兵之手，还是病死在冒襄怀中，冒公子的文章，确实是出自肝腑，尤其是其中的名句：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读之令人掩面。
《忆语》中说，小宛能作小字楷书，还学过画几笔小山水，“能做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小宛的真迹，可信的只见过一件，是在《书法丛刊》上面的一件小楷扇面，至于其它的所谓山水小画、玳瑁扇等等，都不如这小扇子的清气逼人。
一直想找一件冒家的书画解解我的“晚明情结”，董白的东西，当然是梦中的呓语罢了，连冒襄的手泽，都是难得一见的绝迹，我的一件《松石图》，倒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那天走在港岛上环的荷理活道，碰到久不见面的画廊老板贺君，拉我上他的店里坐坐，好事如我者，在人家的店里面都是坐不住的，忍不住左右翻翻店里的东西，这一翻就翻到摆在八仙桌面上的一堆扇面，第一张打开，那种熟悉的明代金黄的颜色直射得我心扑通地跳。“好东西，是从纽约拍回来的，你要了罢。”贺君殷勤地说。
买了许多年的扇子，明代的金扇，敢说见过不少了，但像这幅如此“全品”的。真是没有见过：金色的底子一点都没有掉色，甚至连折痕都是完好没有破损的，可见是没有用过多久就裱好保存的东西。泥金是明代典型的那种，水墨色映衬在泥金上面，神采奕奕，精光射人。
已经忘了当时是怎么讲价钱和怎么走出画廊的，总之在回家的地铁上，我抱着水绘园主人的扇子，“就像抱着九代单传的孩子一样”。这是冒襄送给朋友的贺寿礼物，松树健挺，寿石古拙，虽然不是行家的工细之笔，却流露出文人墨戏的随意和潇洒，一根根松针更是映出主人的不屈天性。画上没有年款，从款字上看，应该是中年的手笔了，也许还是在影梅庵里俪影双栖的时光呢。所钤的印章“辟疆”也是常用的那方，更妙的是，上面还有两方藏印，一方是苏州留园的主人刘蓉峰的，一方是金石大家吴大澄。这小小的一片金色，呼吸过水绘园里的烟霞气，映照过留园冠云峰的苍苔色，还曾陪伴“度辽将军”的铜砚，远涉重洋，最后又安处于我的小书斋，纵然修不到小宛的九年清福，能修到这丝烟霞气长绕山斋，也是我辈的造化了。
冒襄的晚年，还是过得不错的，虽然没有人仕新朝，江南的名士都奉他为泰斗，后来还娶了一位姓金的女史做如夫人。画史上说这金夫人也是闺秀中的名笔，画的比小宛还工细：只是少了
小宛的“楚楚”，毕竟董白的仙气是学不来的。
传说之中，小宛是因为挂念冒襄，从秦淮水巷中亲手做成这酥糖，托人带给公子以寄情愫，特点是入口松化，甘酥香甜。从前在江南，几乎每家都会做，材料也不复杂。董桥兄初尝这味道，还是一九六七年在香港，南渡的上海遗民做这个来寄托乡情。那天晚上他打电话来，问我口感如何，我说因为以前没吃过，一口咬下去，散开掉得满裤子都是酥糖块，桥兄笑得很开心：“那才是正宗董糖的滋味呀!”
故人笑指林中叶——凯庐老人五年祭
许习文
作者简介
许习文，1970年生于揭阳，家世以诗名。六岁能书，十余岁随岭海诗社诸宿老游，乡里以神童目之。曾举办个人书法展，书风文雅俊秀，编著有《五世诗绳》、《艺林广记》、《憨斋藏联》(主编)、《憨斋珍藏书法集》(主编)、《晚香吟馆藏联》(主编)、《潮汕历代墨迹选》(主编)、《印证西泠》(主编)等。
在不久前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傅山的对联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左下一方“晓峰珍玩”的藏章勾起了我的回忆。说实话，收藏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晓峰是谁，我却喋喋不休地向驻足者说“这是康晓峰先生的旧藏”，一位长者形象浮现我的眼前。
认识康晓峰先生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收藏家，只知道他会写诗，是典型的同光体，古文也写得好，学的是桐城派。我那时正缠绵于李义山营造的诗境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唐突地向他寄上几首诗，说了些仰慕的话，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他白印的信笺很考究，字写得很小，但很工整。在信中他把我夸了一番，并为我的诗改动了几个字眼，还盛情邀请我去做客。
老人住在距离我不远的小城潮州，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位于东门城楼旁边太平路的一条小巷。小巷名字很典雅，叫图训巷。老人的家就在巷中间，写着凯庐的一座三层楼高的小楼便是，和周围破败的旧房相比，这座并不奢华的小楼显得十分突兀。
开门的正是康先生，已经七十好几的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腰板硬朗，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人中很长——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目光炯炯有神，可以想象，老人年轻时一定是美男子。
对依约而至的我，老人非常高兴，马上把我让上三楼的会客厅。客厅挂满书画，一扇大窗正好遥对韩山，山下韩文公祠和韩江里的汽船也遥遥可见。在大窗前，横放着一张大书桌。案上摆放有些杂乱，对面墙上挂着选堂先生题写的横匾。从康先生自跋得知，“凯庐”置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为庆祝日本投降而名的。横匾两边是老人撰写的对联：凯风畅我心，还须栽竹种梅，招来野鹤；庐居在人境，且喜车尘马迹，不到蓬门。有几分冷峭，不食人间炯火的味道。
老人的潮州话并不标准，夹杂着普通话和闽南话，经过攀谈才约略知道他的身世。老人的籍贯是福建长汀，复员到潮州，没想到一住就是几十年，但乡音不改。老人年轻时在潮州经营一家纸行。当时福建到潮州做生意的大多从事这个行业，收藏成了他们这一群体的风尚。老人的伯父漫斋公是前清进士，晚年当过韩山书院山长，也算和潮州有些渊源。康先生的诗学可能是受其熏陶。才坐定，就送我一册他刚刚出版的诗文集《劫余集》，并题上名款，称我为“畏友”。我一翻，发现其中有几首是他年轻时的作品，令我吃惊的是，序言题诗者竟是前清太史公桂南屏!老人觉察到我猜疑的神色，缓缓告诉我——
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先生避难九龙，巧遇桂太史于翠林洞。康先生把随身所带诗稿向桂太史请教。桂太史以为其诗清新俊逸，有鲍谢之遗。抗战胜利，河山还我，康先生将占今诗收为一卷，以八年离乱，崎岖兵戈之中，几频于危者亦屡矣，故号其集日《劫余集》。
“那时候见到桂太史时就是你现存这个年龄，但诗没有你现在写得好!”老人从不吝啬的夸奖使我感到无地白容。晓峰先生很有老人缘，这从他诗集中不少和前辈唱和的诗中可以看出。那时候潮州是粤东的经济文化中心，集合了一批文化名人，如饶锷、温丹铭、詹安泰、诗人石铭吾，他们成立了壬社，专门以吟诗为事，康晓峰先生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石铭吾是被陈石遗誉为岭东三杰的诗坛宿老。康晓峰先生和他的来往最为密切。诗集中有好几首挽石铭吾的诗，写得沉痛之极。从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段诗坛掌故：某次茶余，石铭吾将三册诗稿郑重交与康先生，请他代为廛订，说：“子今日为我收诗，他年当为我收尸!”没想到竟成谶语。不久，在对弈时，甫三着便撒手而逝。晓峰先生经理其丧，尽了负土之职。但这三册诗稿却在后来流离辗转中遗失。这使他感到十分愧疚，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才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收集了石铭吾先生的数十首诗稿，印成了一本薄薄的《慵石室诗抄》，聊补他心中隐感。这已是后话了。
那天中午，康晓峰先生专门为我在潮州最高级的酒楼设宴，满满一桌佳肴，竟只有我们二人!在我面前，还摆着一瓶酒、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而他是烟酒不沾，只吃着他喜欢的鱼鳔和几颗水饺，对眼前的鱼、肉却是一筷不动。后来才知道，老人基本是吃素的。
饭后又回到老人家。老人的茶颇为考究，茶色清淡，但入口奇香，直透肺腑。茶过三巡，老人突然问我：想看什么?我一怔，随口而出，有什么好看的?老人笑说：你且稍候。说话问便从卧室拿出一件手卷，从包装材料和绑绳上的玉扣上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幽光，心知这不是寻常东西，老人把杂零的书案收拾干净，又擦过一遍，铺上床布，才把手卷慢慢展开。“好家伙，吴昌硕的!”我叫了起来。老人颇为得意地点头。这是一件吴昌硕诗稿手卷，录诗多达四十多首，题款为“吴俊”，显然是较早年之作，但写得龙蛇盘结，泽古功深。我屏住声气摩挲了几遍，老人才小心翼翼地卷起包装妥当，放回房间。随即拿出一对姚鼐的五言联。
那天中午，记得还看了郑板桥、何绍基、汉代铜镜等。老人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每件藏品的来由。“现在东西不多了!文革时光书画就烧了好几百件!”老人一声叹息，但眼神淡定。
别后，老人写了两首七律寄给我，原稿还在。敬录：
岭海诗坛后起才，清词百读百低徊。
门前疑种先生柳，阶下还栽处士梅。
我欲见君无可往，君其念我倘能来。
春光灿漫相逢日，金曼高楼再举杯。
翩翩不负少年时，文采风流意自奇。
把酒高谈天下事，畅怀竟出袖中诗。
康庄大道当前景，今古撩人别后思。
佳什华章频远寄，老夫一读一嘻嘻。
信中还希望我每月至少能去看他一两次，每次见面都是促膝论诗，清谈过午，而他必定留饭。他也照例只吃水饺白菜，而我面前，必定是摆着烟酒。令我最高兴的是，每一次都能欣赏到他的藏品。
那几年，我对潮州很熟悉，因为康先生在。渐渐因为生活奔波，我和康先生从每月一两次见面，到几个月一次，总以为康先生身体还健康。再见的机会还多，没想到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大约在2000年的4、5月间，潮州的朋友忽然给我来电说，康先生跌了一跤，伤势很重，住进了医院。我闻讯急忙赶到医院，看着蜷伏在病榻上的他，忽然心里有种不祥之兆。康先生见我来，几次挣扎要坐起，都没有成功，口中嗫嚅着，但已不知道他究竟说些什么。只是黯然地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临别时，他忽然指了指衣架上的外衣，服侍者会意，把外衣取下，他摸索了一阵，终于费力地从口袋摸出了几百元钱。放在我手里，指着嘴巴打了个手势。声如游丝地说：吃饭……
不久就接到康先生去世的消息。虽在意料之中，但依然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连夜写了一副挽联，挂在他灵前。出殡那天。我专门赶去为他送行。看着灵柩远去，我忽然想到他客厅挂着一幅《秋山独往》图，上面题着的诗句：故人笑指林中叶，一日秋风一日疏……
好几年，我再也没有去潮州了。
好几次，当我打听康先生那批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藏品的最后归宿时，都没有人说得清楚。
当这篇小文打住时，我的案头又摆着一件仇十洲的山水长卷，上面也是那方“晓峰珍玩”的收藏章，我忽然觉得：我和康先生真的有缘!
品高学富 韵味无穷——记王贵忱先生的书法艺术
林 锐
作者简介
林锐，广东潮安人，199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考古专业。任职于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广东站，很快就去为《广州大典》出力了。有点怀旧，不善交际，因此自认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最适合自己。
被潘景郑先生誉为“魁奇之士”的王贵忱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其学问研究涉及古文献、古钱币、金石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书画艺术等多个领域，并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著作宏富，是当代岭南学界不可多得的一位通才式人物。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文献家通考》收录的存世文献家仅两位，其中之一就是贵老，而另一位则是他的恩师潘景郑先生。仅此一项，已可窥见先生在当代学界的重要地位。
先生生于辽宁铁岭，16岁就参加革命，1949年随大军南下入粤，并定居岭南，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先生从“行伍出身”(先生常用印印文)的少年成长为一名硕学之士，其历程不但带有某些传奇色彩，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当下社会片面追求高学历以及由此引起的假文凭泛滥、买卖文凭者众多等不良现象无疑是一种反讽。而先生与周叔强、李一氓、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魏建功、潘景郑、萧殷、李可染、谢稚柳、唐云、赖少其等一大批当代文化界名流的交往，以及在此过程中留下的大量书翰，更是研究当代学术的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库。
先生治学之余寄情翰墨，虽然无意作书家，但数十年来孜孜以求，尤精于小楷、行书，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卓然成家，是一名典型的学者书家。先生学习书法，有如其治学，选择了一条常人很少走过的路，体现了先生特行独立的性格和学者的敏锐眼光和不凡的胆略。他首先从流沙坠简入手，继而转学晋人和北魏写经。其写经体小楷结体茂密、捺笔粗重、横笔尖起重收等特征具有明显的晋人写经遗风，而字形偏长、较为清劲的特点等又有北魏写经的意味。重要的是，先生不拘泥于一笔一划的个别特征，而是从整体把握其精神内核，直接在精神层面与古人沟通。因而其作品既能保存早期写经体书法自然淳朴的天趣，又能远离“经生习气”，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直入晋人堂奥，为研习写经体书法者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代写经体书家中，就我所知，其成就还没有足以比肩先生者。仅凭这类作品，先生已足以卓立于当代书坛。
先生喜作小行书。他的行书，出自二王，又出入宋代苏东坡、陆游，明代董其昌以至近代罗振玉诸家，最终“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形成自己闲雅淡适、不急不厉、纯任自然的书风。与他的小楷更多地与古人遗法相反，他的行书学古而能化古，独来独往，空无依傍，直与古人相抗。其笔法灵动婀娜而含刚健之气；结体平和安稳而寓奇崛之相；通篇布局疏朗，气息醇古淡雅，韵味无穷。不论是小楷还是行书，在先生书法作品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是先生人品、学问在朽法创作中的自然流淌，也是其甘于澹泊、不求闻达个性的一种表露。
先生的自书题跋，堪称岭南一绝。他的题跋，多以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写成，文风简洁朴实，不故作古奥难懂之语，平淡天真，韵味隽永。先生的自书题跋，其内容涉及人物考评、文物考证、书画品题、古籍校勘等诸方面，或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近千言，或言简意赅，寥寥数十字，但都能言尽其意，透彻明了。这种文风，与其书风正好是相得益彰。锦上添花。先生收藏书画，于可赏性之外更重可读性。先生对藏品如是，对自己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可观可赏，可品可读。我们在欣赏先生精湛的书法艺术之余，更能窥见先生学术成就之一斑，分享其研究心得。于先生来说，书法是小道，是余事，但依然如此郑重其事，则知先生为人和治学的严谨。
清代梁山舟曾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对此补充“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学书迩言》观先生作品集，知杨氏所言之不谬。在我看来，当代书坛是热闹有余，精彩不足，到处充满浮躁之气，其根本原因。是从事这一行的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其实，对艺术家而言，到了一定层次之后，技法等因素已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天分和学养。因此，我认为，当代书坛缺少的不是形形色色的理论(西方层出不穷的理论随时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而是学识。
天生金石富斯人——夏穗其人其印
李华敏
作者简介
李华敏，湘东人氏。出生农家，高中文化。年届卅五，一事无成。喜食辣椒，嗓门粗大，爱玩爱笑，体胖心宽。身无斯文气，喜钻故纸堆，痴恋旧时月色，纯属附庸风雅。新闻行当，摄影专业，嗜好收藏，喜交诤友，偶尔写字玩玩。自诩“戎马书生”，人称“死不要脸”。
艺术，是一眼洗心泉。人类在物质文明获得一定满足后，往往会醉心于某种艺术。所以，我有时更愿意把艺术当成是一种宗教来朝拜，让心灵和感情得到最大的慰藉和真正的净化。
和我有同样癖好的，是一圈“痴恋旧时月色”的朋友。每当华灯初上，霓虹闪烁，面对繁华、热闹却又喧嚣、狂躁的大都市，我们这三五知己，往往挤进羊城中的某一隅，泡上一壶香茗，天南地北地神聊至深宵天明，真有不知人问天上之快意。夏穗兄是其问一位“香茶可以醉，清谈亦可饱”的谦谦君子。
古人云：“书如其人”。我读夏穗兄有感“印如其人”。夏兄为人谦和，办事严谨细致。其印也是俨若君子，端庄质朴，有庙堂之气。我服膺于他那种从内心透出的儒雅气质和君子风范，更折服于他为人为艺追求极致的认真态度。夏穗兄治印早已蜚声南粤，不少学界名流和艺术名家均赞许有加。学界泰斗、铁岭王贵忱先生常用印多出自夏
兄之手，钤之书画名迹、古籍善本，熠熠生辉。广东书画名家李伟铭、王潢生、李东伟、羊草、曾景充等诸君，都将夏兄所赠之印常置案头，足见其印艺之魅力。
我不善印，得与夏兄相契握手，常有如沐春风之感，自是夏兄人格魅力与印艺魅力所折服。
中国的篆刻艺术，自秦汉起，陡然而成一座令人高高仰视之艺术高峰，汉印之古朴典稚、浑然天真，素为历代印人所倾倒。及至宋元，印章入画，元明两代，文人直接参与印章的制作和创作中，篆刻艺术有了第二个高峰。有清一代，“西泠八家”的出现和西泠印社的成立及各种流派、印风的形成，又走向了第三个高峰。盈寸之地，一杆铁笔冲切转顿。昕带来的气象万千，着实彰显出中国艺术的神奇与精深。夏穗兄乐于浸淫其中，成为一名虔减而执著的朝圣者。
朝圣，必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传统文化这座高峰穷尽一生也很难登顶。尤其是在这个功利喧嚣、充满诱惑的商品社会，“板凳一坐十年冷”，确实是一种高境界。夏穗兄却在这种不合时宦中守住了自己的法度。
应该说，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艺术界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和无序。张扬个性，追求风格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同时，荒诞、怪异、造作，以及抽风、梦呓般的作品时相出现，让人陷入了一种茫然、无奈和混乱之中。所以，每与师友们谈艺论道，总感觉中国艺术界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与世界对接、融合，而是如何确定正确的审美取向。只有追源溯流，真正搞清是非美丑，明白高下好坏后，才可以再来谈传统文化的复兴，谈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否则，就永远是南辕北辙。因此，把唯美作为一个赏鉴标准，尊重传统，淡化风格，追求精雅极致，应该成为当前艺术界一种自觉的反思。我们宁可让艺术品离大众近一些，美一些，也不要那种让人不知所云的曲高和寡。让我欣喜的是，中国的艺术界仍然有如夏穗兄这样的艺术家。他们清心淡泊，甘守寂寞，将艺事当成余事闲情来做，在深厚的中华传统中踽踽前行。这是一种寂寞的坚守，也是一种美丽的孤独。
夏穗兄一直以一种玩的心态来进行篆刻创作，他说他的字典中从来没有艺术这个高雅的字眼，称自己只是“余事做印人”，“雕虫小技而已”。我知道这是夏兄的自谦之词，是他为人为艺的高明之处，仅此一点，他在创作心态上便已经与古人神游兴会了。夏兄坚持自己的古典主义审美取向。他不在意时人“匠化”评价，拒绝让自己的印作受到现代功利气息的污染。他不排斥印人鬻印换米，却拒绝卷进商业漩涡中，保留自己独立的创作品格。夏兄治印，根植秦汉，又在明清名家中广猎博取，形成了自己气格不凡的眼界和风格。之后，他于工福庵、陈巨来等近代大家用力最深最勤，始终将醇正、秀雅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由此，他的印不以狂怪、奇诡、粗野夺人耳目，展示的是一种纯正平和的美，营造出清新典雅的静穆之气。尤其是朱文印，结体古雅，用刀爽利，精致而潇洒，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而无一丝浮躁之气。在“暴力印风”风行之今日，夏兄这种如清水芙蓉般的纯正，让人感受到优雅的力量和真正的审美享受。
西方艺术大师罗丹说：“有力量的优雅才是真正的优雅”。当今印坛，“野”气盛行，斯文扫地，许多人漠视传统，而对粗野印风顶礼膜拜，还美其名曰“创新”、“写意”。更有人将一些唯美的艺术精品称之为“匠气”、“俗气”。这是一种无知和浅薄，是治印者基本技能的薄弱和学养的缺乏所致。而对传统文化这座高峰，他们不是虔诚地登山探宝，而是“聪明”地绕开，几番胡乱捣鼓折腾后，就给自己浅薄的加工穿上艺术的外衣，混淆视听，误导受众。这是一种可怕的潮流，既违背了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具备的敬业操守，也加剧了当代艺术创作的世俗化倾向。所以，我深深地醉心于这种无污染的优雅，也为夏兄的这种“极致”喝彩。
夏兄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也体现到了他为人做事的细节之中。我们常常为他那种认真细致的精神所感动。曾在友人梁基永处见到夏穗兄为其所刊之常用印，五方寿山芙蓉石小印之精美自不待言，每枚印石还亲手刻上了雅致的博古纹作腰饰，有的还在顶部刻上了阳文夔龙图案，专门为印章配制的红木印盒，其精致程度，堪称文房精品。此外，夏兄对传拓钤印都有绝活，他对每一道工序都力求完美，绝无丝毫的马虎应付。友人中许多人都成为他的学生。寒斋所藏夏兄传拓之铜墨盒拓片，无论蝉翼乌金，真是美仑美奂，让人不忍释手。诚如基永兄所言：“求之今人中，有此种雅人深致者，恐怕已不多矣。”
“天生金石富斯人”。希望夏穗兄仍能继续坚守这种寂寞，这种纯正，让我们的感动更持久一些，也让更多的艺术家走进回归传统，膜拜传统，复兴传统的队列中。
(责任编辑：朱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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