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对它的年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至今仍未有定论,成为千古之谜。尤其令世人感兴趣的是它究竟是何人所书写?一种说法是:《瘗鹤铭》的作者便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望族。王羲之工书法,早年从卫夫人学习,渐得其精要,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楷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秀润流畅的新体,其书法备精诸体,尤其擅长隶书、行书,字势雄浑多变,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影响极大,书迹刻本传世甚多,散见宋以来所刻丛帖。行书保存在唐代僧人怀仁集书《圣教序》内最多,草书有《十七帖》等,据说真迹已无存,惟有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姨母》、《奉橘》、《丧乱》、《孔侍中》、及草书《初月》等帖。而被清乾隆帝当作稀世珍宝的“三希堂”书帖之一《快雪时晴帖》亦非王羲之的真迹。它全文共28字,当时只是便笺手札,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几字而得名。此帖用笔洒脱,字体舒朗,是王体行书中的精品,这幅字帖亦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年代距王羲之最近,所以后人就一直把流传至今的《快雪时晴帖》当作最具代表性的真迹对待。
王羲之撰书的《兰亭集序》记叙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友人在兰亭修禊的盛况,已是我国古代一段优美的人文佳话,且流传至今。《兰亭集序》帖的真迹下落似也成了千古之谜。有关此帖真伪之争延续千余年,迄今未见有定论。我们若是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丧乱》《兰亭集序》帖里的字体与《瘗鹤铭》拓本的字体作仔细比较时,可以发现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两种字体的神韵和气势却又存在微妙的差异,似乎《瘗鹤铭》里的字多了一种旷逸的韵味。王羲之平生极爱养鹅,在他的家门口有鹅池,他常以池水洗笔(后人在鹅池畔建石碑亭,中立“鹅池”两字石碑一块,传为王羲之书)。有一种传说是王羲之爱以鹤的优美舞姿来丰富他的书法,而《瘗鹤铭》就是这位东晋“书圣”为悼念他死去的两只仙鹤而作。然而,这一说法明显有些牵强,因为史书记载和绍兴民间历代传说大都只提到王羲之爱养鹅,喜观察鹅的步态和扑翅飞起的姿态,以鹅相伴亦是为山居生活增添情趣。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养的几只鹅均为兰渚山上道观的道士所送,为示谢意,王羲之特书写老子的《道德经》相赠。
除了这一说法外,还有梁代许谧、唐代王瓒、顾况等人是《瘗鹤铭》作者之说,但均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多为宋元以来江南民间野史笔记偶或提及、语焉不详。
(二)
另一流传较广的说法是:《瘗鹤铭》为梁代陶弘景所书。南宋镇江丹徒文黄长睿经考证,曾在他的《焦山游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焦山碑刻《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等落款中,华阳真逸正是陶弘景。而上皇山樵则是陶弘景的同时代晚辈道徒。住在浙江杭州郊区上皇山上的柳既之,正是这位曾在上皇山清虚道观修行多年后又赴句容茅山隐居并拜陶弘景为师的柳既之,刻录《瘗鹤铭》于焦山西边的石壁上,完成了师长的夙愿。
那么,黄长睿这一说法是否可信呢?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也较为顺理成章,但还不能成为已解之谜的定论。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又号华阳隐逸、华阳真君(是否又曾自号“华阳真逸”,仍待考),谥文白先生、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他出身南朝士族,自幼聪慧好学,10岁读《神仙传》,有养生之志;15岁作《寻山志》,倾慕道家的隐逸生活。约在20岁那年,陶弘景被齐高帝萧道成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仕途较顺利,他的隶书、行书均佳,当然还远远不能与前代的王羲之相比。陶弘景潜心求学,悟性极高,31岁那年,他辞去官职,云游东南各地,拜浙江东阳道士孙游岳为师,得授符图、经法、诰诀等,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陶弘景在句容茅山得真人授东汉道家杨曦、许谧等的手书真迹。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又东行,访竭各地道士、居士与法师,历时二百余日,相传又得真人遗著十余卷,对于校正整理道经作出了贡献。永明十年(公元492年),仙风道骨的陶弘景隐居句容茅山,曾长期住在号称“第八洞天”的华阳洞里,亦曾在华阳道观里修行养生,还研究本草医药,多有悬壶济世之善举,受到当地山民、乡民崇敬。华阳道观中一古井上的“清泉”二字即相传为陶弘景所书。陶弘景主《上清经》说,开创道教之茅山宗,为南朝道教上清派之主要人物。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屡请不出。自梁武帝天监四年至普通六年(公元505年—525年),陶弘景行踪飘逸,长期深居山林炼丹并采药。梁武帝每逢吉凶征伐大事便召请咨询,还派太子赴茅山拜陶弘景为师,极为尊敬,给足了面子。时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岁月交替间,“书向不绝冠盖相望”……
那么,陶弘景在茅山里是否养过仙鹤呢?可以肯定地说,他非但养过仙鹤而且极为喜爱仙鹤。宋代名诗人黄庭坚就在其《句曲游记》中提到他曾从茅山玉晨观道士那儿得见陶弘景的《鹤寿逸经》拓本,惊叹于这位道教名家对于驯养的4只白鹤极深厚的感情。东汉西晋以来,道士爱养鹤成一时尚。在江南道界尤多(当然也有些道士爱养鹅)。溯其源脉,当与东汉时期隐居于茅山华阳洞修行的“三茅君”(茅盈、茅固、茅衷)有密切有关。2000年前,句容茅山部分尚保持原始森林,山深林密,禽兽出没,瀑布泉流,随处可见。山下湖泊池沼亦多,水草丰茂,“三茅君”得道前后,曾在华阳洞和仙人洞外建鹤苑,驯养仙鹤。在这之后,茅山各道观道士均喜爱养鹤,其中当然也包括南朝的茅山教派代表人物陶弘景。当地有一篇古老的民谣至今尚流传于民间,全文录于下:
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鹤,各治一山头,召雨灌旱稻,陆田亦复柔。妻子成保室,使我百无忧。白鹄翔青天,何时复来游。相传明代至清末民国初年,年年茅山朝山进香时期,山中几家道观的道士们演奏的道教音乐曲子中就有《仙鹤引》(又名《鹤驾引》),那在清山碧水间翩翩飞翔的仙鹤,同样受到穹空下平民百姓的喜爱,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
从地域上说,东晋“书圣”王羲之活动范围大多在浙江山阴(今绍兴)及浙东、浙南地区,其人文遗迹如曹娥碑文、兰亭鹅池等也大多分布于浙江境内,南京镇江两地甚少。倒是他的第7个儿子王献之(即传世墨宝《中秋》帖的作者,也是东晋名书法家)一直生活在帝都建康(今南京)。古城内外留下桃叶渡(城南秦淮河畔一古渡,传说这是王献之朝朝暮暮迎送歌伎桃叶之地)及乌衣巷等人文景观遗址和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献之和家人居住过的乌衣巷遗址及古地名至今仍保存。相比之下,茅山道教和陶弘景则在南京句容、丹阳、镇江等地留传下深远的影响,旧日南京有三茅宫、三茅巷等地名10多处,分布城内外乃至东郊栖霞山顶。城西蛇山下有陶靖节祠(又称鹤翁祠,是古代专祀奉陶弘景之处,遗迹尚存)。城中有陶谷村(相传为陶弘景早年在京城居住并为王公大臣示范演练道家“辟谷术”之地)。南京始建于明代初年的外城门十三门中的仙鹤门就遥对着百余里外的茅山。城南又有仙鹤街(为千百年来南京生产云锦的机坊户最集中之地)。镇江也有几处三茅宫地名,彰显出茅山道教和陶弘景的影响。而且茅山距镇江也只有五六十里而已。这也为《瘗鹤铭》是陶弘景所书的说法提供了可信度。
(四)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明显有着古代道教文化色彩的《瘗鹤铭》石刻为何能存在于很早就笼罩了佛教文化气氛的焦山,这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且与陶弘景有关联。焦山为江南佛教胜地之一。山下的定慧寺原名普济庵,始建于东汉兴平年间,已有1900多年历史(此古刹宋名普济禅寺,元易名焦山寺,清初康熙帝南巡时赐名定慧寺,此寺名沿用至今)。而且与焦山遥相对峙的江边金山上早在东晋年间已出现泽心寺(后易名金山寺,沿用至今)。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则相传始建于三国东吴孙皓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据说是蜀汉刘备赴吴国招亲处。历史迭经兴废,以上镇江三座名山上的寺宇的兴建均早于陶弘景生活的齐、梁两朝代,江声浩荡梵音相接,天下闻名,佛道并立,但确实存在矛盾和互为排斥的情况。《瘗鹤铭》若果为陶弘景所书撰并由其道徒上皇山樵柳既之刻石于焦山西边岩壁上,那么又是如何征得焦山普济庵(定慧寺)方丈及僧众的同意呢?东汉后期,佛教的影响很大。“天下名山僧占多”,待到了东晋中后期,朝廷奉道之风渐盛,一度占了统治地位,晋哀帝及执政的司徒司马昱(即位后为简文帝)均崇奉道教,声势很大。江西龙虎山、句容茅山、四川青城山、广东罗浮山等道教胜地香火兴盛。但到了齐、梁两朝,由于齐武帝、齐明帝、梁武帝等皇帝的尊崇,佛教又扩大了影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是为不虚。其实在六朝时期,都城建康城内外的大小寺庙不少于千座。崇信佛教的梁武帝昏庸无能不理朝政,日日诵经拜佛,还曾去宫城边的同泰寺“舍身出家”,恳请长老剃度,惹得王公大臣们筹资百万铜钱去同泰寺将皇上“赎回”,这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梁武帝对陶弘景另眼相看是有特殊原因的。原来,陶弘景卓具见识,能与时俱进,他恪守道统,继承老庄思想和葛洪的方术理论,又力求融合佛儒观点。他曾去贸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受佛戒。在茅山华阳洞和道观中建有道佛两堂。隔日轮番朝礼。这就令虔诚的佛徒梁武帝非常之满意。“山中宰相”委实很不简单……正因有这层背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瘗鹤铭》何以能够刻于镇江焦山西边岩壁上了。因为梁武帝肯定会给予这一工程以关照。再说刻石记铭工程显然要耗用一定的财力和人力,当地官府的批准和赞助亦是可以想见的……
总而言之,《瘗鹤铭》的作者极有可能是梁代茅山派道教宗师陶弘景,而几乎不可能是王羲之或许谧、王瓒、顾况等古人。但因史料记载匮乏和年代太久远和沧桑巨变,前文所叙及的论据尚不能作为定论。这一千古之谜尚有待完全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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