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及出版刊物，并亲自撰写和编辑《有没有鬼神？》等多种科学普及读物，多次受到中国地质学会的通报表彰，并被授予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年纪念章。郁士元认为科普读物能够开发民智，教育救国，所以一直坚持做此事。
除地质教学外，郁士元付出大量精力办了三所私立文治中学——北平市私立文治中学、城固私立文治中学和西安市文治中学。北平市私立文治中学1929年所创办，1937年日军侵入北平后被迫解散；之后，郁士元随西北联大迁至城固后，重操旧业，办起了城固私立文治中学。城固私立文治中学的规模不小，不算学校校务、职员，教师就有三十多位，其中专职教师十多位，学生约有三四百人，有城固当地的学生，也有沦陷区的学生。郁士元办学得到了城固当地教育人士的支持，一位杨姓人士在当地经营书店，他经常向城固私立文治中学提供课本和书籍，和郁士元也成了朋友，有时书费一时付不上，他便同意赊欠，先用书再付钱，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抗日战争胜利后，郁士元随西北大学迁至西安，城固私立文治中学便交给地方管理，后来和城固当地一所中学合并，成为城固最大的一所中学。1946年西北大学定址西安后，郁士元又在西安创办了西安市私立文治中学，很多西北大学的子弟都是在文治中学上的中学。1950年代初，按政府规定，所有私立学校一律交给政府公办，西安市私立文治中学办理移交后，更名为市第四十二中学，此校如今仍在西安市西关正街原址。
当时三所私立文治学校的资金来源，是由学校校董成员凑集而来的，郁士元是校董会董事长兼校长，自然出得最多。当时，大学教授的待遇水平都不低，另外还可以自由兼职，在北京时，郁士元除在北大任教外，还在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兼课；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时，也兼职于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收入并不低，可是，他把相当一部分钱拿去办学了，为这事，夫人廖秉珩没少跟他拌嘴。廖秉珩也是盐城人，大家闺秀出身，师范学院毕业，与郁士元同年，她国学底子深厚，写过不少诗词和散文，曾有中等学校请她去教国文课，囿于当时的风气，不少女士即便大学毕业或已有职业，一旦结婚，也回家相夫教子，加之家境较好，故廖秉珩始终未踏入社会工作。廖秉珩为人聪慧，精明能干，又勤俭持家，对子女呵护周到，虽对郁士元倾尽钱财投入办学的做法不满，但也是口上唠叨几句，紧张之时，她宁肯拿出家里“压箱底”的存钱来补贴家用，从未使丈夫有后顾之忧。
郁士元在任教和办学中，珍惜人才，扶贫济困，在办三所文治中学任校长的二十三年中，所聘老师，除全职教员外，几乎都是北平师大、西北师院和西北大学中家庭拖累大、生活拮据，又品学兼优的讲师、助教和大二、大三的学生，以使他们能有些额外收入以稍解开支之忧。文治中学虽是私立学校，但对家境困难的学子，皆免收学杂费，这些学生大约为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
除了教书和办学，郁士元还是北平市地下水勘探专家组的成员。为北平市寻找固定水源以及在发展中所需的城市用水水源的整个勘测方案，便是郁士元带头做的，同时他还给北平各自来水公司的建设提供咨询意见。郁士元在地下水勘测方面的成就后人几乎没有提及，但据他的大女儿郁和平女士讲：父亲对地下水的调查花了很长时间，调查后知道北平的地下水资源不是很丰富，便一直以身作则，教育子女要节约用水，自己洗脸也只接一点点儿水，反复使用后才倒掉。
郁士元的著作、论文、学术成果等珍贵资料，经过文革大多被收走或者销毁了，剩下的郁士元的子女也没能保留和继存下来，以致于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无法对郁士元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和评价。经多方查找，最终只在网络上搜到郁士元先生1950到1960年代时期的三篇论文：《渭北高原水文地质条件的初步探讨》、《西安市建筑物地基的工程地质》、《陕西石泉、安康间盆地第三纪红色岩系的研究》，还有一篇刊登在西北联大时办的《地理教学》杂志上的论文《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细读这些论文，发现他研究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实用价值的问题，而且可以看出他对地下水的研究是一直在持续关注的，解放后对西安的地下水勘测情况仍有研究。郁士元虽然没有在学术上开山立派，创立独家学说，但他的研究基于为现实问题服务，提出了更多实用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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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郁士元，为人平和，朴实厚道，丝毫没有清高的气质，对任何人都是和蔼相待，对自己却很严格。
1938年，郁士元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达城固后，一边忙于工作事务，一边还得兼顾家中，实在忙不过来时，他便在家请了一个“保姆”帮助照顾孩子、管理家务。那时，还没有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与家人距离遥远，且战乱年代世事难料，一些老师来到城固以后重新娶了妻子，时人唤做“抗战夫人”。郁士元是个洁身自好的人，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很注意，觉得家里有位女保
姆不合适，所以他找的“保姆”是一位男性。1940年，夫人廖秉珩带着大儿子和大女儿来到城固，一家人才团聚。陕南汉中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与南方老家盐城相似，郁士元一家倒也适应习惯，经常吃米皮、糍粑和锅盔等陕南小吃。郁士元的交际比较广，与私立中学的教师、大学的教授、当地书店的老板们关系都比较好，忙完了工作就与他们凑在一起，那时候城固没有电，甚至连蜡烛都很少用，只是在碗里倒点煤油放上捻子做成油灯使用，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家就时常在一块聚聚“打打牙祭”，活动上打个篮球、排球，或者玩教师们用木棒自制的垒球，再有就是搓个不输赢钱的麻将，俗称“卫生麻将”，郁士元比较厚道，十次打牌九次必输，他也不气恼。
西北大学的教授中，有著名的“五老二寿”（五老是：物理教授岳劼恒、地质教授张伯声、体育教授王耀东、数学教授刘亦珩、地质教授郁士元；二寿是：物理教授江仁寿、历史教授马长寿。岳劼恒病逝后，“西大五老”是：王耀东、张伯声、郁士元、刘亦珩、杨永芳。杨永芳是数学系主任、教授，周作人的女婿）。郁士元同这两拨五老都是好朋友，尤其同王耀东更是老年玩伴，几乎形影不离，整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捅你一下，你戳他一下，乐不可支，让人忍俊不住，成为西大一景，有人笑称他们是“两个老小孩”。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大门口没有公共汽车车站，搭车甚感不便，郁士元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主动代表学校多次去市公交公司交涉或书面申请将10路公交车延伸至西北大学，并获批准。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校门口就有车站，仍到陵园路口去搭车，郁士元便在上下班时间，站在学校西门口招揽乘客上车。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这条10路车仍未改名，并已由西北大学本部延伸至西北大学新校区。
郁士元好清洁，他曾住在西大教授楼三楼的一套房子，自从住在那里，那个楼道从一楼到三楼都是他打扫，每天如此，从不间断。郁士元还有个习惯，走在路上，看到有张废纸、有个烟头，都专门走过去捡起来扔进垃圾箱，看到路上有块砖头，便“啪”的一下踢到旁边不阻碍路的地方去。
他平易近人，对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热情打招呼，不仅跟教授同事关系好，对学校职工、传达室大爷也很亲切，有段时间“西大新村”禁止外来汽车入内，如果有人来访，车辆只能在校门外停着，但是，如果来的人说是找郁士元郁教授，门卫马上放行。
郁士元对孩子的管教很宽容，只要学习好，其他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发展，他从不干预孩子的人生选择，郁协平选择参军、郁和平选择西北农业大学（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系学农，都是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郁协平后来在一个大型企业任党委书记，并兼任西安市电子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在1980年代被评为西安市十大优秀企业家之一，还受邀担任过西安市《政权志》副主编；郁和平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实践工作，职称为研究员（正），是共产党员，被分配到西安园艺研究所和蔬菜研究所（现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郁士元曾见过电视里报道国外专家聘请郁和平出国考察的消息，他嘴上不说，但心里高兴。对于子女的进步，只要学校、电视、报纸有相关奖励或报道，郁士元都仔细收集好，脸上也乐呵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郁和平成为了一名西红柿专家，研制成功了无籽西红柿，1992年获得陕西省第一批特殊贡献奖，并获得政府特殊奖金十万元，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任西安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省第六届和第八届人大代表、省第九届党代会大会代表。那时郁士元已经去世了，子女们感叹，要是父母二老能多活一些时间，看到这些消息，那是莫大的安慰。对于孙辈，郁士元更多的是疼爱，外孙杨刚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每天接送外孙上下幼儿园。
郁士元胸襟朗阔，虽经过七年牢狱的磨难，但并没有怨恨过任何人和事，他性格温和，遇事从不慌乱也不发火，儿子郁协平说，幸好父亲有这样的性格脾气，否则在监狱中是坚持不下来的。郁士元满腔热血，从年青到年老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出狱后还写过入党申请书，要求入党，但后来没被批准。郁协平对父亲说：“你不是共产党，但是比我这个共产党还共产党。”郁士元回答：“这个党也罢，那个党也罢，不管咋说，中国强了，中国不受欺负了就行。”文化大革命期间，郁士元曾经帮助、救济过的一些学生为了自保避嫌，也加入过抄郁士元家的行动，对他们，郁士元也持理解和宽容，他的一位助教当时对郁士元批斗得很厉害，郁士元出狱得到西北大学补发的工资后，这个人因为家里有急事找郁士元借钱，郁士元便借了，还对家人说：“当时人家也是没办法啊。”
1976年，郁士元的问题获得彻底平反后，西北大学落实政策，为郁士元补发了两万元的工资，郁士元说他老了，身体也不行了，要这钱没用，这个钱应该捐给公家。后来，家人用这些钱的一部分给郁士元买了一台电视，那时候电视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郁士元便把这台电视搬到了地质系，每天招呼学校的人都来看电视，他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后一排，人越多他越高兴。后来，西北大学为每个系配备了一台电视机，就把郁士元的电视退回来了，因为如果不退还，学校就不再给地质系发新的电视机。电视搬回家，郁士元家的小阳台又热闹了，他招呼左邻右舍来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大，人多也不嫌吵。
上世纪80年代初，郁士元已经80多岁了，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董丁诚曾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碰到他，很是担心，他却一点不在乎，下车时脚踩得稳稳当当。郁士元坐公交车，永远都是让别人先上，他被挤在最后，如果司机说不要再往上挤了，他就会转身下车，没有埋怨。
1985年，郁士元病故，享年86岁。年轻时，他便是有病也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年老后，有病也不愿麻烦子女，从来不说。同时，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很豁达，认为像心脏病等一些老年病都是自然现象，不用刻意注意。郁士元经常爬山，得了疝气，没有治疗发展为肠梗阻，他也很少吃药，就这样耽误了病情。去世时，郁士元生前有两个愿望没能实现，一个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能如愿，另一个是出狱后想穿西服，因为他年轻时就是一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经常穿西服，可出狱后没有穿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家人要求过，去世后，家人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给他换上了西服。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家里的所有藏书捐给了西北大学地质系。
郁士元去世后，胡乔木送来了花圈，西北大学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送来如下挽联，概括郁先生的一生：
致力地质研究跋山涉水夏出冬归早已文誉科坛不愧地质先驱之士；
献身教育事业披星戴月春耕秋播而今桃李天下堪称教育泰斗之元；
横幅为“郁名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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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资料、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令我们最为困惑的是郁士元先生性格上的矛盾，他青年时参加五四运动、壮年时投笔从戎、老年时蹲大牢，干得都是嚼钢咬铁的硬活儿，应该是那种刚强豪迈、逞强好胜的性格；他北大毕业，在大学地质系也属学术泰斗一级的人物，理应有恃才傲物的性格。可是无论在其家人、还是同事的回忆中，他都是一位性情和善、与世无争，甚至有些逆来顺受的人，宛如和蔼朴实的邻家老伯。端详他晚年的照片，我们觉得他根本不像一位有过那么多传奇经历的大学教授，反而更像一位在田头看瓜的农民大爷，从照片上，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的血气与锋芒。
为解释这种性格与行为上的反差，我们反复梳理资料，努力寻找某种性格上连续一致的特点，找来找去，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不执着于外物”，他的一生，几乎不执着于任何外在的事物。比如，他曾是1923年的国民党党员，有着二十多年的党龄，但1946年前后，却自然而然地“离党”了；他晚年虽然也要求加入共产党，那可能是他真的服膺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也没有强烈到非入不可的程度。客观说来，他对任何政党和主义，好像都没有多么固执的信念。他似乎也没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标准或角色的框框，比如做个学者什么的，所以，尽管他的学术水平不错，但也没有更多、更执着的研究，没有在学术上开山立派，成为一代宗师。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好像也没经过什么太多的考虑、犹豫，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们努力去理解他的心理状态，觉得他所做的一切，几乎完全出自于他生命的本真状态，而非来自某一种外在的观念。比如他投笔从戎，战时入伍当兵，倒不是出自于什么“爱国主义理念”，在他的灵魂深处，自己就是祖国，祖国面临侵略者的践踏，就是自己遭受践踏，自然要奋起反抗。只有那些在心灵深处将自己与祖国分开，当作是两种东西的人，才需要以外在的爱国主义教育来强化其对国家的感情与责任。郁士元先生这类人不需要这种教育，他们在心灵深处是与祖国同一的，在他们看来，效命沙场不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而仅仅是依照生命天性、捍卫自己生命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把投笔从戎这件事当作多了不起的事儿，战争结束了，就继续回到学校教书呗。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掩护胡乔木同志，可能也不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反感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同情，更多的是一位大哥照顾邻家小弟的道义担当，到后来的七年牢狱之中，他没有编造谎言自保，恐怕也不是出于谁是哪一派的政治信念，而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不能落井下石，诬陷朋友。如果剥离去抗日战争、党派冲突这些外在的符号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么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他们视自身为祖国，家国一体；他们不太执着于某种外在的理念，而只是坚守为人之友的基本道义：不出卖、不背叛、不诬陷朋友兄弟；他们好像也不太重视那些更加“书面化”的身份，如学者、教授之类的，而是更在意身边日常生活中无隔阂的人际关系，和每个普通人一样地生活着。如此，才能理解他性格中的矛盾，其实不是他性格自身存在矛盾，他的性格一直是稳定的，只是外在环境的变化，让他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每次选择都是出自他生命的自然天性。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其性格与行为间存在冲突，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更受缚于外在的形式而已。
怎么评价郁士元这个人呢？“学术大师”（不错，他有学术成果），“教育家”（他教过大学、办过中学），但好像都不够贴切，而且显得有些轻飘；“爱国知识分子”、“热血男儿”（他有过投笔从戎的经历），又太外在了，他没有那么强的形式眷恋，他是那种上善若水，君子不器的人。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一句话最适合他了：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一位能代表中国的中国人，一位使中国成其为中国的中国人！太平时期，他们平凡如土、与世无争，甚至逆来顺受；可一当外敌入侵，兵锋直抵家门时，他们便立即变成这个国家最锋利的剑刃，挺身抗暴，毫不畏惧；一旦兄弟有难，他们便挺身而出，舍命担当，不背叛、不离弃，让人知道即使世界都背叛了你，他也不会背叛；而当一切危难过去，他们就又会回归平静，回到平凡如土的日常生活。这样的人物在危险时刻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雄姿英气与伟岸坚强；危难过去后，他们返身回归群众的行列，在芸芸众生中，我们认不出他们的背影。他们去了，如同我们脚下的泥土，甚至让你难以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可你想一想，你能站在这里，不完全是靠着他们的支撑吗？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大地，簇拥在这种人群中，我们心灵安宁，这样的大地是永远不会被占领和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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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西北联大”专辑的采编过程中，我们在相关资料中发现了郁士元的名字，但关于他的情况，只有一份简介，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仔细上网搜寻他的资料，发现一个“郁士元的博客”，里面有一篇《郁士元传略》的文章，记述了郁士元的生平，遂根据该博客所提供的线索，本刊记者先是辗转找到了郁士元先生的后人——他的孙女婿张小可，又经过张小可先生的引见，联系上了郁士元先生的大儿子郁协平、大女儿郁和平和外孙杨刚，他们都很认真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本文内容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口述回忆。那篇《郁士元传略》，为郁协平所写，是目前仅有的关于郁士元较为详细的小传，那个博客，为杨刚的儿子所创建。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以及其他原因，郁士元先生的论文、专著等，没有集中保存下来，以致于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对郁士元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更详细的介绍和评价。但我们想，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郁士元先生根据他内在的生命天性，做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把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那样的时刻，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生命品质高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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