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吸引力研究是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研究，也是当前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是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年初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工作部署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的重要举措。要寻求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有效路径，就必须廓清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从制度创新入手，发挥制度的调节、引导等功能。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吸引力；制度性障碍
作者简介：李晓（1982-），女，河南灵宝人，河南科技学院教科所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５１８（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４－０４
职业教育吸引力研究是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研究，也是当前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是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年初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工作部署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的重要举措。从本质上来看，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应从制度创新入手，发挥制度的调节、引导等功能。然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性障碍，只有廓清这些障碍的影响过程，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创新的功用，寻求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有效路径。通过对社会上可能存在的制度性障碍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体系层面以及财政投入四个方面来阐释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性障碍。
一、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社会流动困难，职业教育难以满足人的“地位”目标
在社会中，“阶层固化”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伴随社会分层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现象，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民众中产生了差异性地掌握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益凸显，现实生活中经常听到的“金领”、“白领”、“蓝领”、“灰领”等就是民众依据一定的工作环境和经济收入标准而进行的社会分层。在学术界，学者们则根据占有的三大资本的不同把社会阶层分为十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及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英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组成某一社会体系的个人被区分为不同阶层，在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他们被看作较另一个人高些或低些。这意味着不同阶层在社会和经济权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城市化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不仅没有抑制这种差异的存在，反而成为加速差异分化的动力源，并在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阶层固化”现象。目前，我国社会中大量出现的“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即是这一现象的表征。
在“阶层固化”的社会中，那些拥有强势经济资本的人群可以获得较好的教育结果，并通过经济资本的强化轻而易举地积累社会资本并进而转化为文化资本。也就是说，社会上存在以占有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多寡，来决定社会阶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职业教育作为“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生存教育，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类型。接受职业教育的社会弱势群体完成学业后大多充斥于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及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难以实现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极大改善，在社会变迁中也难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社会上缺少了可以流动的机制，而是凭借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决定人的职业，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职教生源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在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民众个人的需求层级越来越高的现实下，接受职业教育，难以满足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需要。
总之，在社会分层和“阶层固化”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个人职业变迁和社会价值的作用将不是那么突出了。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将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难题。
二、职业院校的学生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困难，职业教育成为“阶级再制”的工具
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就业上实行统一分配，并不存在劳动力市场。随着经济体制中出现了竞争机制，劳动力市场才得以出现，这种竞争性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我国人力资源市场被人为分割成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也就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互相之间流动极为困难，延伸到教育上就是造成职普分流成为进入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界线，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分层的起点。[2]在一些高待遇的行业或企业中，往往看重的是高学历或较好的社会关系，接受职业教育的弱势群体很容易就被排除在外。在人员待遇上，那些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佼佼者是相对稳定的“在编人员”，不仅享有工资、福利、医疗、退休等方面的优厚待遇，而且办公、住宿条件一流，工作时间固定，还有不同程度的带薪休假。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数只能作为企业的“临时工”，时刻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工作环境艰苦，住房简陋，从不享受任何程度的福利待遇，请假就等于自动走人，甚至拿不到任何工资。在“2009年两会热点话题：就业”的调查中，高中/中专/技校的学生，被裁员的比例最高，达到10.6%（大于初中及以下学历，10.1%）。[3]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大众的自觉选择。
除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原则之外，劳动力市场从企业来分也可以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化理论又可分为内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内部次要劳动力市场。[4]在内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能力素质较高，企业往往通过内部培训或进修的方式强化人才优势，这就使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高层次职业技能型人才向内部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存在着极大的障碍，造成人力资源的流动性较小。在内部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能力素质较低，企业也很少给予他们培训或进修的机会，造成内部向上流动性困难，从而加大他们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交换与流动。
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不仅难以使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来改变自身生存状况，反而使职业教育有可能成为“阶级再制”的工具，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将大大降低，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不高。
三、职业教育是教育分流的“收容所”，并存在着多头管理、定位断层、布局不合理等现象，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在我国，政府是教育的举办者，政府有权通过制定各种教育制度对教育进行监管。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制度的制定离不开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但政府制定的教育分流制度人为地造成了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不平等。我国自古就有“有教无类”的提法，但为什么又要进行教育分流呢？因为每个人的特长不同，在一定阶段必须进行“因材施教”。所以说，教育分流的目的就是为公众提供多种教育的自主选择权利，通过分流，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性向和心理特征选择自己想要接受的教育类型，分流的结果也可以促使受教育者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并为社会培养各种所需的人才。但我国传统的“重学轻术”思想，使学生在观念上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分流的“收容所”。客观地说，这样的教育分流制度不是立足于学生的差异和优势，分类指导，因材施教，而是以升学教育为轴心的被动分流；这一分流制度不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不注重学生的潜在智力发展，其服务的目的不是立足学生，而是面对少数优势阶层。在这样的分流制度之下，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后丧失了原有的信心和动力，从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学生由于怕亲友笑话从此不再和同窗好友联络，还有一些学生经常逃课，感觉未来发展前景暗淡。年少的心灵就烙下了灰暗的阴影，当然难以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
再从职业教育体系本身来看，首先，是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身份建立了相应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形成了由不同身份组成的职业教育系统。中等专业教育从属于行业部门管理，技工学校建立之初从属于劳动部管理，其后两次转换管理部门，1964年由劳动部划归教育部，1978年又从教育部划归国家劳动总局主管，教育部给予协助。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格局是：中等专业学校主要由行业举办，归口教育部门管理，技工学校则主要由行业和企业办学，劳动部门实施综合管理。[5]教育部门管理的学校大部分属于事业编制学校，因此办学经费能基本得到保障，师资队伍相对比较稳定。但相对而言，教育部门管理的学校，其“双师型”教师、实验实训设备和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基础条件较差。劳动部门管理的学校具有较强的行业或企业背景，许多学校与(行)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实训条件及师资队伍方面，技工学校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风险，主要表现为专业设置重复、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办学规模小而分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行业、企业在转制改革中，要求学校资源剥离，学校面临自主办学和自筹资金发展困难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职业学校办学效益低下、发展后劲不足的危机。
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中，职业教育是一种“断头”教育。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在这种发展方向中，职业教育一直都是把技能培养与就业准备作为目标，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至于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定类属于高等教育的部分，并且规定其发展层次多为专科层次，没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致使职业教育在层次上成为终结性教育。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上，二者互相独立，各自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断头教育”。尽管国家提出了对口升学制度，但国家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对口升学体系：首先是限制了对口升学的比例为5%，无形中加大了对口生的学习负担；其次是没有一个从中等到专科再到本科的相互衔接自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系统，致使教学中缺失职业教育教学的内涵，成为异化的高等教育。可以说，对口升学制度在带给学生希望的同时，又把学生挤上另一种形式的“独木桥”。从现实来看，这种制度已经完全偏离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意愿：学生升入大学之后，因其文化课基础不强而需要附加一年学习文化课的时间，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和生活负担。从目前对口生接受的教育来看，不仅与普通教育无异，反而造成对口生在理论上不如普高生、在实践操作上不如技校生的尴尬局面。
最后，从职业教育结构体系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整合与充分利用。目前，职业教育的布点主要是在城市、县镇和农村。在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中，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但事实上，农村职业教育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制度。之所以特有，是因为在职业教育之前冠之以“农村”的帽子，这样的称呼在国外职业教育发展史中并不存在。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对于城市与农村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农村”二字似乎就是体力劳动的代名词。城市学生不会愿意到农村职业学校就学，农村剩余劳动力希望突破农村的界限，到城市就业，也不愿意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无论是从教育体系内部还是从职业教育体系本身来看，职业教育的战略规划、管理结构以及布局设置中都存在不利于学生继续升学的愿望实现，以及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动力和信心的因素。因此，如何构建相互衔接的、结构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是目前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内在要求。
四、职业教育成本较高，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教育质量危机依然存在
现代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种教育活动的进行，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与物力，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这种投入一般以货币支出为表现形式。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充足的财政支持、合理的财政制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客观要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财政责任制度。然而，与其他类型教育投入相比，政府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职业教育还存在着质量危机。
有统计显示，2004年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的学杂费占学校经费总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2.44%（约1/3）和25.8%（约1/4），中等专业学校的学杂费占农民纯收入比例达到了77.07%。[6]由此可见，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家庭承担了大量的职业教育成本。近几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目标，但是，作为教育发展必要条件的经费投入仍然不足。从政府预算内经费投入情况来看，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00—2006年中职教育预算内经费投入从2000年的19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6亿元，7年内增长了63%，而同时期普通高中的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从2000年的约8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69亿元，增加了611%。[6]2009年，在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构成中，高等教育投入占30.31%，中等职业教育占7.45%，中学占29.1%（其中普通高中占10.92%），小学占25.26%，特殊教育占0.29%，幼儿园占1.4%，教育行政单位占1.69%，教育事业单位占3.69%，其他占0.81%（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远远低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以及中学和小学的投入比例，也低于国家对普通高中的投入比例。
理论上来讲，职业教育作为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其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决定了其教育费用或者成本要比普通高中的投入大。据有关人士的计算，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投入大概是1：3的比例，普通高中的投入是1，职业教育就应该是3。这是因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费用以及“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成本都相当大。而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有限经费投入使职业教育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困难，造成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较差，在校舍建设、教学用计算机、藏书量等方面都与普通高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等职业学校校舍危房面积达到1608031平方米；在教学配备上，2008年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用计算机总数为2266588台，而当年普通高中教学用计算机数为2942489台（数据来源：教育部官方网站）。近几年，我国已经实现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把“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内容，通过质量提升和内涵发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在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之，在国家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战略要求下，从制度层面尤其是教育体系内部和国家政策设计上追寻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性障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本着以人为本的的原则，从各个层面探讨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创新，寻求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李延平.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58.
[2]李晓.职业教育平等问题溯源：制度的桎梏[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2）：5-7.
[3]佚名.09两会系列调查：低学历群体就业形势最严峻[OB/EL].http://news.sohu.com/s2009/5466/s262436179/.
[4]李晓.试论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J].职教论坛，2009，（12）：16-19.
[5]王清连，张社字.职业教育社会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17.
[6]邱小健.构建促进教育公平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体制[J].教育科学，2010，（2）：74-77.
责任编辑韩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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