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针对当前农民工职业教育存在的重“生存”轻“生活”现象，通过对全国5省4588位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发现，职业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具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能力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建议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中，要坚持全人教育理念，同时职业院校要调整课程设置，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教育。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社会融合;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5-0063-06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产业升级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到58.4%[1]。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较强，更希望在城市中发展。但是在城市社会工作与生活，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外，还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城市环境适应能力、事物处理能力等等。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较为薄弱，其社会网络多以老乡和同事为主，对城市的基本规则和生活习惯显得很不适应，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如何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也提升该群体的社会能力，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尽快实现人的城镇化是今后研究应思考的问题。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更应为塑造人服务。杜威的职业教育论指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某种技术的工人，而是要培养他们更为开阔的头脑，让他们对即将从事的职业产生兴趣，具备适应社会和处理事务的能力[2]。因此，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社会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有关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大多偏重于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硬能力”影响的关注，如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工作技能水平、适应能力等有影响，或者对当前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现状描述[3][4][5]。很少研究者关注职业教育对农民工“软能力”（Soft Skills）的影响。虽然有人已经关注到农民工的“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6][7]，并且提出，就业能力的改善对于就业者获得工作以及城市融入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单纯的就业能力不能完全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能力，需要对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进行整体研究。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大纲中虽已经明确要求发展学生的“软能力”，但是职业教育对“软能力”有哪些影响还缺乏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不应仅以培养新型“农民工”为终极目标，而应该以培训兼备“硬”、“软”两种能力的“新公民”为目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通过探讨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影响，分析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应该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同时在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要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必要性。
二、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
（一）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5月至2013年8月，先后赴河南、安徽、江苏、福建、广东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4次调查，抽样群体为1980年以后出生并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务工人员，共收集问卷6289份，剔除非新生代农民工后，问卷数量为4588份，样本有效率为73%。
数据显示，样本年龄集中在25岁左右，他们第一次工作的平均年龄为18.9岁，参加过职业教育的人数占总数的37.8%，2012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2833.4元。新生代农民工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不是很高，只占到7.7%。有41.8%的调研对象已经结婚，其中有超过一半人已经有了子女，多半人没有参加过社会培训。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能力。社会能力研究兴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属于儿童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程度、衡量社会互动有效性的发展心理学理论。McFall将社会能力定义为“对个体在某一情境下的行为进行的有效性判断”[8]。可以看出，社会能力既包括某一行为结果，还包括具体的情景变量。根据这一定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则具体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认同职业身份、适应城市生活、寻求个人发展的过程，使用的一系列社会技能以及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9]。
采用自编的社会能力量表进行了社会能力的测量，该量表共有12个题目，使用Like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1”
到完全同意“5”，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能力越强。在变量的设置中，借鉴《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中有关“软能力”的指标：沟通能力、人际能力、分析能力、责任心、成就动机、服务意识等，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现实情况，将社会能力中的“软能力”简化为“为人处世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学新东西的能力、城市生活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几个指标。另外，采用Ronald等人提出的“广义就业能力”中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面试时的表达能力这几项指标，体现在题目中为“基础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普通话”。在“硬能力”方面，国内学者罗恩立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其中包括了工作技能以及工作搜寻能力等“硬能力”[10]。Ronald等人也提出了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社交网络等指标[11]，综合以上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硬能力”表达为“工作有关的专业技能、行业知识、人脉”。此后，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三个维度，即职业发展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12] 。表2是因变量各题项得分。
2.自变量
本研究主要探寻职业教育对社会能力的影响，所以将职业教育作为核心自变量。通过询问“您参加过职业教育么？”来获得。参加过职业教育的赋值为“1”，没有参加过的赋值为“0”。除考察职业教育因素外，还设置了其他一些变量进行比较。有研究表明，社会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及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3]。因此，将社会培训情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参加过社会培训的赋值为“1”，未参加的赋值为“0”。
此外，工作经历经常被学者作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的重要变量。以往研究指出，工作经验积累对工资有正向作用，且边际作用随时间递减。工资与总体经验呈二次曲线的关系，工资随着经验的增加先上升，到达一个顶点后再下降[14][15]。可以看出，工作经历对于增加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能力，尤其是获得收益的能力有一定影响。因此，将工作经历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查。还参考其他研究者的做法①，考察了农民工的打工时间。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询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份工作？”来获得数据。离调查时间越近，工作经验越不丰富，反之亦然。
在社会能力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性别[16]、年龄[17]、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状况[18]、父母文化程度[19][20]、社会交往情况[21]均会对社会能力产生影响。鉴于此，也将以上变量加入到模型之中，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具体赋值见表3。
3. 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所述，很多研究证实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工作技能等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但应该具备工作技能等“硬能力”，还应具备“人际交往、基本常识、生活能力”等“软能力”。因此，假设职业教育与农民工社会能力呈正相关性。并且，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高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群体内部在社会能力上的差异性分析
依据调查样本中的教育情况，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划分为2个群体，即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组（记为“1”）和农民工群体未接受职业教育组（记为“0”），然后对比这两个组群在职业发展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三个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表4可以看出，在职业发展能力上，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中要好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M1=3.655 > M0=3.539 ）。此外，在生活能力以及常识了解能力上，也基本体现出上述特点，但偏离度比较大。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工种并不完全相同造成的。如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多是一个体力劳动，对于一般的生活能力要求不高。而从事服务业，尤其是销售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要时刻与目标群体打交道，需要熟知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和人际交往的技巧，同时还要懂得一定的法律知识。这就对其城市生活能力和常识了解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对不同群体在三个维度上是否有显著性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接受过职业教育与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在职业发展能力、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上分别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见表5。这也初步验证了假设，即职业教育对个人的社会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职业教育与社会能力之间的回归模型
为进一步探索职业教育与社会能力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职业教育与社会能力回归模型，力图发现职业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能力造成影响。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职业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之间有着一定的正向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124。在具体维度上，职业教育与城市生活能力的相关度最高，系数为r=0.120。见表6。
职业教育对社会能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比上述自变量来发现职业教育对社会能力的影响力。
模型1中放入控制变量，包括受性别、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年龄、父母的文化程度;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关系以及工作经历变量;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培训变量，最后在模型4中引入了核心变量职业教育，所有模型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随着变量的增加，模型的调整也在增长。见表7。
模型1显示，年龄和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影响不显著，性别对社会能力有着显著影响。其中，男性比女性的社会能力要强，其原因可能是传统观念强调了男性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家庭责任，不但要拥有较高的职业发展能力，还需要不断加强其他方面的能力。而女性从事的职业大部分是服务业，职业发展能力的高低体现不明显，使得他们整体的社会能力低于男性。以往研究也发现[22]，社会能力总平均分男生高于女生。从各成分平均分来看，男生活动能力显著强于女生，这是因为生活在城市及青壮年的社会能力与适应性较好，这可能与男性的性格外向、城市环境影响及青壮年充沛的体力、精力有关[23]。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性别上，在整个童年早期，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能力水平[24][25]。结论相反的原因可能与样本选取有关。本文主要是探讨了青年的社会能力，而非儿童的社会能力。
在父母文化程度上，父亲对子女社会能力影响不显著，但母亲的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影响极其显著。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与子女的交流比较多，对他们今后各种社会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也印证了其他研究者的结论，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及父母对子女的了解程度与其社会能力发展相关。其中， 母亲对孩子了解越多、每天照看时间越长、母亲职业以及所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能促进幼儿社会能力发展[26] [27]。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孩子的起始社会能力水平就越高[28]。
与模型1相比，模型2在增加社会交往及工作经历变量之后，模型的增益为60%，解释力大幅提升。从模型来看，社会交往对社会能力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工作经历对社会能力具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座城市中拥有较多朋友，就会形成较多的社会资本，这对于他们了解城市习俗、熟悉城市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无形中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能力。有研究者提出，在社会网络方面，有本地朋友者居留倾向是无本地朋友的2.59倍[29]。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的结论。因为能够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他们的社会能力势必很强。
在工作经历方面，经历越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反而变得越来越弱。在流入地工作1到4年的人群，融合能力最高，这与本文设想不一样，原因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刚到一个陌生城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融入欲望，为了融入他们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但是随着在城市中工作及生活中遇到问题，发现大部分都是因为相关制度造成的，而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使其不愿意再增强自己的社会能力。
与模型2相比，模型3在增加社会培训变量之后，模型的 增益为31.3%。从模型来看，社会培训情况对社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正式从事某份工作之前，自己或者企业都会开展一些基本的学习项目或是岗前培训，正是这些社会培训使得初来咋到的务工青年，很快了解了一些城市的基本习惯，也为后来培养自己的社会能力打下了基础。模型4中在前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职业教育变量，模型的增益为21.3%，解释力有所提升，模型显示职业教育与社会能力显著相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职业教育以后，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社会能力。李立文提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好于第一代农民工，但其教育水平仍不能适应快速的城市社会变迁，因此，开展职业和成人继续教育，是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措施”[30]。
从最终的模型来看，个人情况、工作经验、社会培训、职业教育对社会能力的影响力总体上还不是很高。R2=0.051，即整个模型只能解释5.1%的变化，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社会能力。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职业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具有正向影响。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能力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具体来说，前者比后者的社会能力要好。
第三，尽管职业教育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存在显著性的正向作用，但对社会能力影响还与性别、社会资本、工作经历以及社会培训等因素有关。
（二）讨论及政策建议
从最终的模型来看，加入职业教育后对社会能力的影响力总体上不是很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职业教育在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等“软能力”上是有影响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农民工工作情况考查后也发现，农民工在就业岗位和生活上面临的困境， 折射出其先前的教育并不能满足目前的文化和技能水平要求[31]。这表明，教育与其他因素共同对该群体的能力产生影响。之所以会比较弱，可能与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关，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实际需求脱离、内容针对性不强、地方性特点不明显、时间和培训地点等问题比较突出。通过对福建省某职校358名学生调查显示，有92.4%的学生认为，学校课程设置中专业技能课最多，而关于求职技巧、职业安全、法律常识、沟通技巧能等社会能力的课程设置偏少。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在社会能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更强。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本文认为职业教育作为系统化的学历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培养是全面的，这是简单的农民工岗前培训所不能达到的。从2009年、2013年教育部修订的职业学校教学大纲来看，不仅包括了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计算机应用基础、物理、化学等七门公共基础课程，同时还强调职业学校要加强德育、公共艺术等课程的学习，来提高学生们的基础知识和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与艺术鉴赏水平。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范围显然要大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岗前培训，但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仍然有待提高。鉴于此，政府应努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
第一，重新定位职业教育目标，坚持全人教育理念。长久以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始终关注学生就业技能的培养，较少顾及个体的全面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职业教育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其定位仍是培养和储备国民经济发展的未来劳动力，而非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社会人。虽然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如重“生存”轻“生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职业教育在农民工教育中的重要性。因此，建议政府尽快调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坚持全人教育理念，不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等培养，还要加强城市生活教育、常识了解等“软能力”的培养，进而促进其尽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第二，改革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多样性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群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具有明显的个性，对教育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原有的职教课程和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他们。因此，政府应该改革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社会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课程设置与改革，在短时间内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如社会工作的方法来开展职业教育，让新生代农民工将其个人工作与生活经验在学习小组中分享，在互帮互助的轻松氛围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适应城市的综合能力。针对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问题，应建立起全方位、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设计出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发展阶段的能力提升课程，在提升他们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重点培养他们的社会交往、表达沟通、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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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pon Social Competenc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in Five Provinces
Guo Yuankai， Hu Xiaojiang
Abstract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fers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survive rather than teach them how to live in cit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n 5 provinces with 4588 samples， 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in social competenc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among the groups of migrant workers， there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cial competence.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hold on the holistic education idea. Secondly，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adjust curriculum syllab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competence educa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competence; social integr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uthor Guo Yuankai， Ph.D Candid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Colleg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Hu Xiaojiang， Profess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Colleg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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