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现有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不动摇，保障和改善民生，力争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此外，十九大还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其首次写入党章。建设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探讨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改进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现当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关系研究3个方面。
（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涵研究。亚当·斯密认为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义务和职责[1]。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医疗卫生服务应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其供给水平应大体相当，且不受社会特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Janos Kornai等提出政府有责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获得基本医疗保障[2]。梁鸿等认为基本医疗服务应该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和必需性3个特点[3]。陈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保障等诸多内容，它是公平理念在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应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4]。
2.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研究。仇雨临等认为我国医疗保障在资金筹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碎片化问题，需将“病有所医”转成“人人享健康”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因此在全民医保方面应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服务供给，加大资金支持[5]。韩俊江等认为资金不足、机构设置不规范、医护费用偏高是制约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瓶颈，需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6]。
3.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内涵方面，Wagstaff认为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就是个体根据自身能力来支付相关服务费用，而不是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7]。在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原因方面，罗鸣令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约束条件之一[8];彭健、甘行琼等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及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9-10]。在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完善对策方面，孙开认为应合理划分各级财政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11];高萍、刘一欧提出政府应该提高财政支出水平，加强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扶持力度[12-13];李燕等认为应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限制[14]，朱格认为应以医疗保险制度为切入点，统筹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城乡居民的不同需求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15]。
4.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Savas提出用委托代理、替换等方式使公共服务更多地依靠民间机构而不是政府来提供[16];Hansmann认为由第三方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17];李红霞认为政府财政责任不到位导致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18];王敬尧认为区域差异影响医疗卫生服务的配置效率[19];宁德斌提出建立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性供给，构建公立医院“受益人”治理结构以推动我国医改[20];吴春梅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矛盾的重要原因[21]。在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面，Denhardt认为政府应该给公众留有表达公共服务需求的空间[22];李银才等从生活方式疾病、职业伤害疾病等4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提出重视医疗卫生的对策[23];朱雪峰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与多因素逻辑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新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并得出需求量低但居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结论[24]。
（二）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方面
1.收入分配与居民幸福感研究。Easterlin认为在某个时间节点上，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幸福感程度更高[25]，但Blanchflower却发现长期收入的增长无法持续增加幸福感[26]。杨胜利等认为收入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正相关[27]，但邢占军却发现国民幸福指数并未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28]。莫旋等发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程度就越低，而且在城乡及不同的收入阶层中，收入水平及差距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差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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