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再次提出为中小学生“减负”。2010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一批试点地区，希望借试点以多种途径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同年12月21日，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目前全国最严“禁补令”，明确从2010至2011学年寒假开始，全省任何普通高中学校不得组织各个年级学生在节假日成建制补课或变相补课，也不得为各种社会机构举办的复习班、辅导班等提供场地和条件。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依法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是湖南省这次“禁补令”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减负不是个新话题。实际上，1951年周恩来总理就号召减轻课程负担。近年来，为学生减负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央和教育部门也三令五中，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大量的事例都在述说着中国孩子的艰辛。
三大顽症久治不愈，学生不堪承受之重
田昕灵是某县实验小学二年级(1)班学生，这个才满7岁的孩子，除每天要花10个小时在校学习和完成家庭作业外。其他时间，还安排了满满当当的音乐和舞蹈特长课，即使暑假，作息时间里每天也有6个钟头要安排在特长学习上。除睡觉休息外，小昕灵把自己白天几乎所有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
在记者的要求下，小昕灵的父亲用秤认真称了一下女儿天天背进背出的书包，足足8斤2两，除去杂七杂八的学习用书和课外读物，仅课内用书和相关练习本加起来总重量就不下5斤半，繁重的学习压力和过长的学习时间，让本来天真活泼的小昕灵谈学色变。
多年来，尽管教育部门不断下达减负令，但学生课业负担仍然越来越重。据国家统计局、教育部对全国部分大中城市中小学和农村县镇中学的调查：目前，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少、社会实践少。学生不堪重负导致厌学、心理扭曲、体质下降甚至走上了不归路的事时有发生。
“女儿也想在班上考个好成绩，看到其他同学都在利用空余时间补习，于是也要参加。作家长的当然理解，这样，女儿学习负担更重了。”岳阳市朝阳小学方西河老师表示，他的女儿在读初中时，有时一晚上有几门试题都要做，一般情况下都要做到11点，遇到难题还会做到12点。上了高中以后，作业还是很多。清早起来，背着十来公斤的书包去学校。天完全黑了还回不了家。晚上回家，孩子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让人高兴不起来。“周六晚上要补习到10点才回家，每次都是我去接，生怕路上不安全。我想，如果有朝一日学生负担不这样重，那该多好呀。”作为一名老师，同时作为一名家长，方西河很无奈。
“跑了湖南省100多所学校，我在台上演讲时，越是高年级越是重点学校，学生眼睛越呆滞。”知名作家邰勇夫对记者表示，他做励志演讲时，再精彩的演讲，许多学生的眼睛也亮不起来。而他的孩子在某省示范性高中读书，从早上6点30起床，晚上11点睡觉，中午从学校到家里包括吃午饭一个来回，就一个小时，上厕所都要快点，算个账，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在学习?休息了几个小时?“接近17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是成人工作目的两倍。星期六、星期天还有大量的家庭作业!这对才10多岁的小孩来说是不是太残酷了些?”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辅市场和培训机构也是助推手，成套成套的教辅不断地涌进学生书包。“赚了几个昧心钱，毁了一代青少年。”这是某出版社大楼峻工时，一位示范性高中教师私下给他们写的对联。大量的事例，正在述说着中国孩子的艰辛。几十年来，补课成风、在校时间和作业超载、题海战术三大顽症愈演愈烈。具体表现在：_是补课风不断升级。家长开小灶逼着孩子恶补，有些学校和教师强迫学生滥补。二是在校时间和作业严重超载。学生早起上学披星戴月，中午苦短难以喘息，为完成作业深夜难眠。三是教辅泛滥，题海成苦海。家长盯着教辅买题，教师照着教辅讲题，学生对着教辅做题。
长期深入学校采访、讲课的本刊编辑黄耀红博士对此也深有感触，“没有真正去学校了解，我们可能不知道教育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代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但让他惊讶的是，一位教育改革家介绍教育经验，竟是“控制三闲”。“三闲”者，闲事、闲话、闲思也。就是说，做教师的，要善于控制学生在课堂做闲事、说闲话、想闲思的时间和机率。特别是学校上自习课的时候，这种“控制”更是必不可少。“老实说，当‘控制’这样的字眼粗暴地闯入我的视野之时，我的心头确乎冷嗖嗖地掠过一阵莫名的悲怆。我以为，这种悲怆缘于一种并不自觉的教育专制，缘于成人无畏下的教育无知。”
实际上，学生负担过重还不仅仅指课业上的，更多的则是心理压力。“各方面的希望、压力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们是在被压迫着学习而不是主动学习。”特级教师、湖南师大硕士生导师李再湘教授认为，除了课业负担，“负担还是一种心理感受，学生不喜欢而强迫其完成，就会成负担，如果学生喜欢，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做，怎么会成负担?比如一些同学喜欢电游，连续打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玩电游对他来说能叫负担吗?但我们的课堂教学呢?教师缺乏用激励的理念设计教学过程，而且又缺乏艺术化的表达，许多孩子是被动的学习，根本没有学习兴趣，这让学业变成了一种极重的负担”。
在李再湘看来，无论是补课还是题海战术，搞的都是些同样的知识，变换着题目来折腾学生，“同样的知识，做再多题也没用，萝卜煮萝卜还是萝卜，教师习惯于在学科内部炒来炒去，缺乏丰富的学科素养，他们很难使课堂成为教育的‘精神大餐’。他们不去教孩子怎样思考，怎样进行研究，也不去教孩子怎样获得学习的方法、途径和策略，结果是把孩子越教越蠢，将孩子的思路越训越窄。”
孩子是个筐，谁都在往里装
2010年11月4日，海南文昌中学一高三毕姓女生不堪压力，中午在学校教室自杀，经抢救无效身亡。2010年12月29日，云南一名年仅11岁的叫周周的少年选择用红领巾在家中自缢。据媒体报道，事发当天，周周曾被老师留校，要求抄写名为《语文课课练》的教材，直到下午1点才准去吃饭。而他的书包则重达7公斤。一位网友表示：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太重了，如果老师不加以引导，只是施压，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据统计，截至2010年11月底，全国共发生中小学生自杀73起。学习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已经成为了中国学生的一道梦魇。
尽管悲剧一再发生，但似乎谁都不愿意让孩子停一停，歇一歇。“孩子变成了一个筐，学校、教师、家长和社会谁都在往里装东西，谁都不顾筐的承受力。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各种力量已经成为一种集体非理性。”湖南省社科院张黎研究员指出。
记者采访许多教师和家长，对于他们来说，写在脸上更多的也只有两个字：无奈。“说实话，我也不想让孩子太累，但我们输不起。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押着孩子读书来改变命运是一种迫不得已
的选择。”谈及学生负担过重，一姓祝的学生家长说，因课业负担过重，两个儿子病态百出，一个面黄肌瘦，一个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高度近视。“高中毕业时，各种书本、试卷有满满三四箩筐，孩子学习任务重我们做家长的没办法，现在都要过考试关，要挤高考的独木桥。”
农村家长如此，城市也一样。湘潭市熙春路逸夫小学副校长何红英坦言：“如果不给学生布置作业，有的家长便会找到老师，说，你为什么不布置作业，为什么这么不负责?老师夹在中间，其实也很尴尬。”
“展望当今的教育现状，分数承载了太多的期望；学习承受了太重的压力；童年背负了太沉的包袱。”张黎指出，在不少地方，学习活动常常远离了学习者的现实生活；整齐划一的学习任务，偏离了学习者的兴趣、爱好、自主性以及能力差异；学习活动的要求常常违背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对于育人来讲祸害无穷。
李再湘也忧心忡忡地表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直接带来的问题是体质的下降，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已经像个小老头，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孩子心理问题频发，焦虑、厌学、网瘾、偏执乃至自杀等成多发状态。“现在的独生子女多，很孤独，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下，心理问题没有地方倾诉，于是只能靠沉湎于虚幻的网络世界发泄，厌学、焦虑等情绪严重。”
“高压下的孩子，没有几个是主动学习的。当有些孩子考上大学后，便把一切都扔了。”张黎表示，浮躁的心态，躁动的情绪，驱使许多地方的领导者、校长、教师、家长涌入功利大潮，不能自拔。课业负担过重，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无疑是直接扼杀了中国的未来。经验说明：以分数论成败、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不利于出人才；由高中到初中到小学遍地开花的学科“奥赛”不利于出人才；以应对考试为本，猜题押题、题海战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不利于出人才。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基础教育“未来教育家”论坛主题演讲中，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痛心疾首地指出，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始于发问，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问”，问，思考就在其中。然而，我国的教育在急功近利的应试束缚下，恰恰是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思考能力的培养。一个人几个人不会思考，可能不会影响全局，如果一代人一个民族的未来缺乏思考能力，那就只能落后挨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病就在于不是学“问”，而是学“答”——学答问题。我们聘请了很多老师去设计题库去炮制答案，然后把它拿给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这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是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吗?创新来自哪?创新从提问开始。尽管我们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多项改革，但目前，仍然是迫使校长、老师带领着学生去应对频繁的考试，而不能让他们带领学生去开发智慧，挖掘潜能，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我们国家对教育管理主要的手段还是考试，应改革这种制度，要有所作为。
黄耀红博士感叹，孩子们是真被彻底“控制”了。他们何曾有一点悠闲的时光来看课外名著，来欣赏足球比赛，来弹奏心爱的手风琴，来听听音乐?他们真的像陀螺一般，被荒唐而愚昧的学校教育裹挟前行。问题在于，似乎谁都不是有意的作恶者，然而，事实是，谁又都是教育的受灾者。“稍有良知者，应当清醒并呐喊：这样的教育，除了扼杀孩子的天性之外，除了毁掉孩子的创造力之外，它到底还有多少意义?”
追问：根子在哪里?
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就说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减轻课程负担，特别是要减轻物理、化学、数学的课程负担。此后，减负越喊越多。据统计，仅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里，中央就下达减负令49次。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喊了60年，实际情况却是学生课业负担不但没减下来，反倒呈现出越演越烈之势，原因在哪里?
专家认为，“应试教育”是直接原因。现行教育体制为数量庞大的青少年学生提供获得高等教育的途径较少，教育评价机制蜕变为一种选拔性的工具。我国是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优质高等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据统计，我国目前高校有1000多所，美国有3500多所，而美国人口约为我国的1，5：俄罗斯人口约为我国的1／9，大学也有1000所。“作为相对公平的一种选拔方式，至今还没能找到另一种可以很好代替的方式。因此，高考制度的存在，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直接诱因”。
但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未能遵从教育的规律、人才成长的规律，未能遵从人的品德、智力、体质、情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原则。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把知识的掌握甚至仅仅是高分的追求，当作教育的全部任务。把育人教育变成了升学教育，使得分数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升学目标取代了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
此外，学生负担过重也来源于社会的种种攀比和就业压力的前移，社会把压力挤向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把压力挤向学校，学校又只能把压力下压给教师，最后，孩子成了“压力链”上的最终牺牲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了一个疯狂的魔咒，让家长丝毫不敢怠慢，盲目攀比，也让教育、教师不堪其扰”。
对于学生负担过重，社会批判的矛头首先是指向教师，实际上，教师也是被裹挟前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现行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分数论英雄”，职称、奖金都与升学率挂钩，大家必须围绕着考试转，换句话说是带着“应试教育”的镣铐跳舞。新课程实施后，其实课本知识并不是很深，但老师为了迎接各种选拔性考试和在班级间学生成绩评比中评先评优，有意把课本知识教深了，使学生为学习天天唉声叹气，把过多的时间转移到了读书学习、机械性练习上，没有了他们自己做主的童年。“结果是所有老师陷入了恶性竞争，不断地给自己学生多布置作业布置题目，哪怕明知道没有多少作用。”
尽管教师也有苦衷，但李再湘表示，教师综合素质提升势在必行。他认为“高素质教师实施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然而，当前不少教师只知道本学科内的知识，培训再多也还是那些知识，缺乏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它呼唤师德高尚的教师；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它呼唤教师严谨的科学精神；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灵魂在于创新。它呼唤教师艺术化的表达和教学创新上的突破。当前教师队伍在的突出问题是文科教师缺乏科学精神，理科教师缺乏人文精神，这样的师资队伍致使课堂缺乏艺术性，没有生机，学生怎么会喜欢听?学生不喜欢听，课业对他们来说就绝对是一种负担。”
减负喊了这么多年，但减负如何减，却存在不少误区。李再湘指出，现在是不断地要求减负，结果减负的着力点却错了。“教材看起来是简单了，其实是越改越难。”他举例说，高中数学教材里三角函数的同角三角函数的公式原来是8个，现在变成了3个，表象是简单了，但是考试题目难度并没有降低，任务还是一样的。这不是说，任务没变，给你的工具却少了?实际上造成了学生负没减，反而加重了。减负，并不等同于简单删减教学内容，不该减的负担就不应减。我们减负的着力点要放在提高教师钻研教材的能力上，让教师有更多参加培训的机会，把提高老师的研究能力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此可见，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研究以及对学习方法的指导是何等的重要。教师研究能力的提升是我们教育减负应该关注的着力点之一。”
或许，英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何红英介绍，她在英国培训的三个月时间里，最让她惊讶的是低年级孩子没有家庭作业。“在英国，教师给学生留家庭作业，这个教师会被接到投诉，认为他无能。”她住的房东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3岁。7岁的孩子一点作业都没有，而13岁的孩子家庭作业则是了解世界各国餐饮方面的知识，并制作一份食品。“中国孩子的家庭作业会是这样的吗?”
专家呼吁，要改变目前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状，一要改革人才培养和管理的体制；二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育人模式；三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机制；四要建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劳动人事制度，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家长、学校与社会舆论配合，共同实施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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